首先疫情后中国想改变的结构实际上出现了倒退这个之前说过很多次就不再重复，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储蓄率上升，本来应该下降的，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人没有长辈爱存钱，而且中国官方提倡消费。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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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人储蓄率：2019年底30%（收30733—支21559／30733），2020年上半年38%（15666—9718／），2020年底34%（32189—21210／），2021年上半年35%（17642—11471／）。
•其中最大块的工资性收入名义增幅：2019年底17186.2增长8.6%（2018年是15829），2020年上半年9010增长2.5%（2019年上半年是8793），2020年底17917增长4.2%，2021年上半年10104增长12.1%。
•社消名义增速：2019年底408017.2增长8%，2020年截止上半年172256下降11.8%（2019年上半年是195210），2020年底391981下降3.9%，2021年截止上半年211904增长23%，比19年上半年增长8.5%。
•民间投资增速：2019年底311159下降21%（2018年底是394051），2020年截止上半年157867下降12.4%（2019年上半年是180289），2020年底289264下降7%，2021年截止上半年147957下降6.3%。
——在疫情中储蓄率增加并不多，完全没有像美国成倍的上升，也没有次于美国的欧洲多。但也可以理解为，储蓄率的上升，是消费下降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就是疫情本身和防疫政策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封禁。同时储蓄率的上升也是疫情中的2020年上半年民间投资降幅大为缩小的原因。
至2021年上半年，储蓄率仍然没有降至2019年底水平，跟2020年底差不多。但消费和民间投资都出现了反弹，消费增速8.5%超过2019年底的8%的增速，同时民间投资降幅比起2020年上半年减半，比起2019年底更是缩小的3倍，虽然仍然为负。
所以在储蓄率没有降至2019年底的情况下，也可以理解说上半年这种反弹，是对之前的补偿。下半年如果还是这种储蓄率没有回到19年底水平，很难想象消费还能维持强劲的所谓补偿。但是储蓄率上升一般意味着民间投资情况变好。
再加上大国在2020年执行了商业银行让利的政策，有力支撑了民间投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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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下半年，假如居民消费势头会疲软的话，公共消费（比如增加政府采购）有可能作为调节手段被强调。同时，储蓄率提高的中国又走回了更加依赖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应不应该走回，其实这不符合国内大循环的官方定调，所以就宏观经济是不应该走回。
讲道理，高储蓄率最好压低通胀，如果【降低实际利率】是通过对通胀的提高来换取的话，那就意味着，政策面还是想降低储蓄而不是维持疫情带来的高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