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具茨 千帆竞流 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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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话题#刀笔小吏话发展18个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因为奴隶制的瓦解,整个华夏大地迎来了一次百年未有之变局。法家成熟的很晚,但成型的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春秋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
1.法家评价
法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为平民代言。法家学派的门人则是身体力行,投入到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之中。法家学派在战国末年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始皇一统”,但法家的传奇并未延续多久,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后世大多认为法家“严而少恩”,秦朝因推行法家思想治国而快速灭亡。文人学子,对法家更是不屑一顾。然而,经过翻阅历史,发现事实或并非如此。
法家“严而少恩”的论点,来自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原文写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意思是说:‘法家不分辨亲疏,不按照贵贱,一律按照法律论断,那么亲情尊严都会消失。可以实行一时,不能长期使用,因此说严厉且缺少恩情。’简言之,法家只按照“法”办事,没有人情味。
表面上,法家衰落是因为严刑峻法,根本上应该是封建制度已经成型,稳固的地主阶级已经形成。‘革命’已经完成了,‘地主阶级’也要享受‘革命果实’,要拥有统治阶级的特权。这时候“法家”的思想,就显得格外激进,自然要被拿掉。
另外,法家思想不光有“一断于法”,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类似‘军功爵制’的选人办法。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攫取特权道路上的绊脚石,必须一一去除。于是,“尊君的儒家”慢慢恢复了元气,直到隋唐之前“以名取士”成为了官府选人用人的唯一办法。
至于法家在经济生产方面的措施,摘除法家标签后,得以继续存在。
列宁曾提出过“对谁有利的问题”,大意是看不清问题本质时,就想想对谁有利,就会明白事情的本质。用在此处,恰到好处。
2.谁灭了法家
如果把法家的消亡,看做是几篇文章的影响,其实就大错特错了。法家关于经济和选官制度上的革新,直接导致“国野制度”走向崩溃,被释放出来的百姓,成了法家最忠实的支持者。单就法家的民众基础,就不是几篇文章可以撼动的。砍向法家的灭亡的第一刀,其实是“指鹿为马”事件,这一事件中所用手段,恰恰是法家的“术、势、法”。
故事发生在秦末胡亥当政、赵高当权的时期。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记载“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指鹿为马”事件之后,胡亥和赵高权势达到顶峰。原本秦国的法治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这个过程中,胡亥和赵高用“术”中的阴谋,抬高了自身的权“势”,使自己的话成了“法”。整个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就是“术、势、法”的具体操作,利用的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人性本恶”。
最终,后世将他二人的一切行为归咎于“法家”,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究竟法家的“术、势、法”本意到底是什么?
3.法家本真
先秦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百家兴起,诸子云集’。各个学派为治国安邦、富国强兵、平定乱世出谋划策,其中的法家立主“革故鼎新”,为封建制度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家虽因种种原因最终衰落,但法家的思想却一直流传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发展。传统文化大约是“儒道法”三家,法家思想的本真就是“术势法”。
术治思想的代表是申不害,其主张在法治的基础下,以“术”治国。后世统治者用“术”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功利性的原因。“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申不害在“术”的使用上认为,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
势治思想的代表是势慎到,其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慎到的另一主张的“贵势”,被其描述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慎到提出“贵势”,目的是通过“法治”实现自己‘一人心’的构想。慎到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十分重视“立法”。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慎到将的‘势’,是说顺应百姓。但,后世不谈慎到的法治在前,单把歪曲的“贵势”,即君权至上思想推崇备至。
法治思想的代表是商鞅,商鞅力主改革,抛弃旧有的制度。在具体是手段上,商鞅的措施是最能迎合统治者和普通大众的。其中,‘军功爵禄’在当时,最大程度上给了平民上升空间。商鞅的‘法治思想’,在实践中取得重大成功。但是,在封建地主形成稳固阶层后,商鞅的思想就被选择性继承。
后世舆论主导权掌握在推崇儒学的地主知识分子手中,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核心思想被选择性忽略,并不为人知;被大肆宣传是“严而少恩”。
4.借古闲谈
“指鹿为马”的故事,形象的讲述了贯穿中国历史千年的“人治与法治之争”。战国时代,法家学派产生了大批人才,他们力主‘改革’,前仆后继的推动着那个时代的大变革。相比其它学派的思想,法家思想最富哲学性,提出的法治的主张独具特色,明显超脱于时代。
经过战国时期的大洗礼,法家思想一骑绝尘,出现了慎到、韩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吴起、李悝、韩非等一大批时代巨子。他们在法家“不泥古而拘今,唯变法以图强”的大旗下,推进着那个时代的大变革。
法家助推“始皇一统”,走向法家最辉煌的时刻。之后,法家便迅速衰落,不可谓是历史的悲哀。但法家的衰落,再此验证了“人性本恶”,反映出人治的诸多短板。
究其根源,法治之路崎岖漫长,原因是没有制度的保障。法与制,相辅相成,空谈法治不善,空谈制度不智,法与制结合才是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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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因为奴隶制的瓦解,整个华夏大地迎来了一次百年未有之变局。法家成熟的很晚,但成型的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期,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春秋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
1.法家评价
法家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为平民代言。法家学派的门人则是身体力行,投入到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之中。法家学派在战国末年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始皇一统”,但法家的传奇并未延续多久,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后世大多认为法家“严而少恩”,秦朝因推行法家思想治国而快速灭亡。文人学子,对法家更是不屑一顾。然而,经过翻阅历史,发现事实或并非如此。
法家“严而少恩”的论点,来自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原文写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意思是说:‘法家不分辨亲疏,不按照贵贱,一律按照法律论断,那么亲情尊严都会消失。可以实行一时,不能长期使用,因此说严厉且缺少恩情。’简言之,法家只按照“法”办事,没有人情味。
表面上,法家衰落是因为严刑峻法,根本上应该是封建制度已经成型,稳固的地主阶级已经形成。‘革命’已经完成了,‘地主阶级’也要享受‘革命果实’,要拥有统治阶级的特权。这时候“法家”的思想,就显得格外激进,自然要被拿掉。
另外,法家思想不光有“一断于法”,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类似‘军功爵制’的选人办法。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攫取特权道路上的绊脚石,必须一一去除。于是,“尊君的儒家”慢慢恢复了元气,直到隋唐之前“以名取士”成为了官府选人用人的唯一办法。
至于法家在经济生产方面的措施,摘除法家标签后,得以继续存在。
列宁曾提出过“对谁有利的问题”,大意是看不清问题本质时,就想想对谁有利,就会明白事情的本质。用在此处,恰到好处。
2.谁灭了法家
如果把法家的消亡,看做是几篇文章的影响,其实就大错特错了。法家关于经济和选官制度上的革新,直接导致“国野制度”走向崩溃,被释放出来的百姓,成了法家最忠实的支持者。单就法家的民众基础,就不是几篇文章可以撼动的。砍向法家的灭亡的第一刀,其实是“指鹿为马”事件,这一事件中所用手段,恰恰是法家的“术、势、法”。
故事发生在秦末胡亥当政、赵高当权的时期。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文记载“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指鹿为马”事件之后,胡亥和赵高权势达到顶峰。原本秦国的法治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这个过程中,胡亥和赵高用“术”中的阴谋,抬高了自身的权“势”,使自己的话成了“法”。整个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就是“术、势、法”的具体操作,利用的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人性本恶”。
最终,后世将他二人的一切行为归咎于“法家”,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究竟法家的“术、势、法”本意到底是什么?
3.法家本真
先秦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百家兴起,诸子云集’。各个学派为治国安邦、富国强兵、平定乱世出谋划策,其中的法家立主“革故鼎新”,为封建制度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家虽因种种原因最终衰落,但法家的思想却一直流传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发展。传统文化大约是“儒道法”三家,法家思想的本真就是“术势法”。
术治思想的代表是申不害,其主张在法治的基础下,以“术”治国。后世统治者用“术”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功利性的原因。“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申不害在“术”的使用上认为,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
势治思想的代表是势慎到,其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慎到的另一主张的“贵势”,被其描述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慎到提出“贵势”,目的是通过“法治”实现自己‘一人心’的构想。慎到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十分重视“立法”。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慎到将的‘势’,是说顺应百姓。但,后世不谈慎到的法治在前,单把歪曲的“贵势”,即君权至上思想推崇备至。
法治思想的代表是商鞅,商鞅力主改革,抛弃旧有的制度。在具体是手段上,商鞅的措施是最能迎合统治者和普通大众的。其中,‘军功爵禄’在当时,最大程度上给了平民上升空间。商鞅的‘法治思想’,在实践中取得重大成功。但是,在封建地主形成稳固阶层后,商鞅的思想就被选择性继承。
后世舆论主导权掌握在推崇儒学的地主知识分子手中,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核心思想被选择性忽略,并不为人知;被大肆宣传是“严而少恩”。
4.借古闲谈
“指鹿为马”的故事,形象的讲述了贯穿中国历史千年的“人治与法治之争”。战国时代,法家学派产生了大批人才,他们力主‘改革’,前仆后继的推动着那个时代的大变革。相比其它学派的思想,法家思想最富哲学性,提出的法治的主张独具特色,明显超脱于时代。
经过战国时期的大洗礼,法家思想一骑绝尘,出现了慎到、韩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吴起、李悝、韩非等一大批时代巨子。他们在法家“不泥古而拘今,唯变法以图强”的大旗下,推进着那个时代的大变革。
法家助推“始皇一统”,走向法家最辉煌的时刻。之后,法家便迅速衰落,不可谓是历史的悲哀。但法家的衰落,再此验证了“人性本恶”,反映出人治的诸多短板。
究其根源,法治之路崎岖漫长,原因是没有制度的保障。法与制,相辅相成,空谈法治不善,空谈制度不智,法与制结合才是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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