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个角度或能解释汉景帝的行为。

首先是栗姬的籍贯。《史记·外戚世家》载“栗姬，齐人也”；《汉书·外戚传上》则称栗姬为“齐栗姬”。栗姬籍贯在齐国（郡）应无疑问。
众所周知，汉景帝前三年发生了七国之乱。齐地有四封王参与叛乱，即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齐孝王刘将闾则两边观望。
上述五王与都是齐王刘肥之子。七国之乱平定后，五王皆自杀。

汉景帝前七年距七国之乱四年，相当于后世研究的两汉官员的一个任期（三年）。
现有的《史记》《汉书》都未记载栗姬及其家族对七国之乱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七国之乱前后的作为。就现存史料来看，栗姬及其家族在七国之乱前后应该没有出格的举动。
汉景帝之所以嘱咐栗姬在自己“百岁后”“善遇”已经封王的诸子，可能出于对七国之乱的反思。至于是否担心身为齐人的栗姬会为七国之乱平反，目前尚不可考。

由“七国之乱”也可以联想到与之相关的汉景帝诸子。
七国之乱平定后，程姬子刘端被封为胶西王，在故胶西王刘卬的封地。刘端同母兄刘非亲自率兵参加镇压七国之乱，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原赵王刘遂因参与七国之乱而自杀后，贾夫人长子广川王刘彭祖徙封赵王。汉朝又从赵国分出中山国，封贾夫人次子刘胜为中山王。贾夫人两子的封地与栗姬次子河间王刘德封地邻近。王美人子刘彻则被封为胶东王，在故胶东王刘雄渠的封地。
依前文所述汉景帝诸子之例，胶东王刘彻应该在封王的当年就国，至汉景帝前七年被立为皇太子时才返回京城长安。现今普遍认为刘彻封胶东王后因年少未就国，不知其根据何在。
由此看来，汉景帝“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指的应该是胶西王刘端、江都王刘非、赵王刘彭祖、中山王刘胜、胶东王刘彻，以及栗姬次子河间王刘德。程姬长子刘馀封地鲁国没有明显卷入七国之乱，王美人胞妹王儿姁四子在汉景帝前七年尚未封王，上述五皇子重要性可能不如前述六王。
如前所述，栗姬及其家族在七国之乱中的言行尚不明确，故不能确定栗姬“怒”景帝是否与七国之乱有关。

其次是汉景帝的年龄。
如《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所载，汉景帝属诸子于栗姬时，曾曰“百岁后”，看来此时汉景帝已有寿命之忧。前文论述此事应发生在汉景帝前七年，是年汉景帝39岁。据《史记·孝文本纪》，汉文帝终年47岁。从个人寿命角度，当时的汉景帝对自己是否能活到先帝的寿数，恐怕也有所怀疑。《史记·孝景本纪》载汉景帝终年48岁，也能印证上述推测。
另一方面，47或48岁也是目前学术界认为的，秦二世元年刘邦起兵反秦时的年龄。这个年龄似乎隐晦地表明，文景时期的汉朝也并非如史书记载的那般稳定，所以汉景帝才会感到“体不安，心不乐”。
最后补充一下楼某的私人观点。汉景帝前七年时景帝39岁，是年立皇后王氏。这个年龄也与楼某个人推测的刘邦娶妻吕雉时的年龄相当。因此汉景帝可能确实有吕后之忧。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栗姬三子的封号、封地河间、临江与河（黄河）、江（长江）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这个现象可能和栗姬的姓氏、家世有关。
栗姬的姓氏“栗”，有可能出自上古栗陆氏。据传栗陆氏在伏羲时期曾负责农业和水利。栗姬本人籍贯在齐国，齐国地处黄河下游。由上述两点分析，栗姬应出身于从事治水工作的家族。这在历代后妃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栗姬长子、太子刘荣被废黜后封地在临江国（由南郡改置），与其少弟，西汉第一代临江王刘阏于相同。南郡有江水（长江）、西邻南郡的江夏郡有汉水（汉江）。
栗姬次子刘德的封地在河间国。河间国位于先秦黄河下游，距西汉黄河河道（下游故道略似今河北卫河、南运河）也不远。河间国境内有曾是黄河支流的滹沱河及其分支。
向栗姬提亲的馆陶长公主，封邑在魏郡馆陶县（今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西汉黄河流经该县。馆陶公主之夫是第三代堂邑侯陈午。堂邑侯国一说在今南京市六合区，一说在今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前者与陈午祖父、第一代堂邑侯陈婴任令史于秦末的东阳县（治所在今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东南）邻近，后者与馆陶公主封邑馆陶县隔河（西汉黄河）相邻。

上述背景或可从另一角度解释栗姬的行为。

馆陶公主嫁与开国功臣后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作功臣集团的代言人。而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相当多的功臣封地位于当时的黄河下游。这必然意味着黄河下游要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破坏。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西汉功臣多出身下层社会，素质自然低于旧贵族。有理由相信，这些人在社会地位上升后会比旧贵族更加追求腐败享乐的生活。因之，诸功臣封国的经济发展对黄河下游生态环境的破坏，恐怕在当时都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更要命的是，汉人因反秦起家，对旧时代的“分封诸子功臣”“刑不上大夫”等观念也颇为推崇。所以，在秦朝时可能得到迅速治理的种种恶行（如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汉初时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能会被故意纵容。
功臣集团如此，地位比功臣集团更高的皇室封王，其封国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想来只能更严重、更不可容忍。
汉初对黄河下游的开发到底造成了多严重的生态后果，史无明载。从《史记》《汉书》所载汉武帝初年（元光三年）黄河瓠子决口的情况，以及《汉书·沟洫志》所载西汉中后期的黄河大规模泛滥分析，情况应该不乐观。

汉景帝中二年，废太子、临江王刘荣自杀。之后汉景帝封王皇后胞妹王儿姁所生子刘越为广川王（中二年）、刘乘为清河王（中三年），封地都在西汉黄河下游。汉景帝在前七年“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时，是否确定将封刘越、刘乘于广川、清河两国，不可考。
《史记·外戚世家》载，当汉景帝嘱咐栗姬在自己“百岁后”对诸皇子“善遇之”时，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虽然《
汉武故事》称栗姬骂汉景帝为“老狗”，但却不知所因。从栗姬可能出身治水世家这一点分析，其所以“怒”“不肯应”并“
言不逊”，也许是对各王、侯国的某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从今人视角看，在理的可能是栗姬而不是汉景帝，只是不知道在当时的观念下究竟谁是谁非。

下面将视线由黄河转向长江，对临江国及两位临江王进行研究。

《史记·五宗世家》《汉书·景十三王传》都记载临江王刘荣“坐侵庙壖地为宫”而自杀。《汉书·景帝纪》则明确记载刘荣所侵之庙为“太宗庙”，即汉文帝庙。
刘荣为什么会作出如此违背“礼法”的举动？一直以来没有明确观点。
如今看来，洪水灾害或许是一种可能的解释。
“临江王”有“江”，“汉文帝”有“汉”，“临江王”侵“汉文帝”庙，是否在暗示长江、汉江的洪水，以**目前水平，尚不可考。
另外，《汉书·景帝纪》载刘荣同母少帝临江王刘阏于薨于汉景帝前四年秋七月。按前文推测，刘阏于在封王当年就应前往封地。秋七月显然是降雨季节，刘阏于是否死于水灾，目前不可考。
综合上述两点，刘荣被废黜后改封临江王，可能因其母栗姬出身治水世家，故能承担治理长江、汉江洪水的职责。《史记》《汉书》所载刘荣被征回京时，“江陵父老”为之“流涕”的举动，似乎也可作为上述推测的旁证。

还有一个问题是刘荣的名字。
多份刘氏族谱都称汉高帝刘邦的祖父“丰公”名叫刘荣，此说目前尚未得到学术界回应。这样，临江王刘荣就可能与其高祖父“丰公”同名，也难怪其有胆量侵占汉文帝庙宇的用地。
刘荣如此作为，是否意味着其已不认同汉朝的合法性，目前尚不可知。若确实如此，汉景帝将其交由中尉郅都处置，办案过程又如《史记》《汉书》记载的那般不合情理，就能够解释了。
从丰公到刘荣恰好5代，不免让人想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这也能为汉景帝“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一事提供更合理的解释。
刘荣作为皇室成员，其案件不能不受到宗正干预。《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未记载汉景帝中二年的宗正是何人。汉景帝前三年时任职宗正的刘通（吴王刘濞弟刘广之子）是否仍在任，不可考。

临江王刘荣之死背后竟有如此复杂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历史背景，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
也实在不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