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文本，唐朝贞观年间的大臣，本人及其家族在唐书中有传。

《旧唐书·岑文本列传》：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人。祖善方，仕萧察吏部尚书。父之象，隋末为邯郸令，尝被人所讼，理不得申。
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辩，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后，郡举秀才，以时乱不应。
萧铣僭号于荆州，召署中书侍郎，专典文翰。及河间王孝恭定荆州，军中将士咸欲大掠，文本进说孝恭曰：“自隋室无道，群雄鼎沸，四海延颈以望真主。今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降者，实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纵兵虏掠，诚非鄙州来苏之意，亦恐江、岭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称善，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别驾。孝恭进击辅公祏，召典军书，复署行台考功郎中。

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礼，文本上《藉田颂》。及元日临轩宴百僚，文本复上《三元颂》，其辞甚美。

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初，武德中诏诰及军国大事，文皆出于颜师古。至是，文本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时中书侍郎颜师古以谴免职，顷之，温彦博奏曰：“师古谙练时事，长于文法，时无及者，冀蒙复用。”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于是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又先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县子。

十一年，从至洛阳宫，会谷、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创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业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而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卿生；人不卿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为此也。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愿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随天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咎为祥。况水雨之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

是时魏王泰宠冠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为侈不可长，上疏盛陈节俭之义，言泰宜有抑损，太宗并嘉之，赐帛三百段。
十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文本自以出自书生，每怀捴损。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是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摄。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其见待如此。
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文本既久在枢揆，当涂任事，赏锡稠叠，凡有财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无所问。文昭时任校书郎，多与时人游款，太宗闻而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歔欷呜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见文昭，严加诫约，亦卒无愆过。及将伐辽，凡所筹度，一皆委之。
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太宗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亲自临视，抚之流涕。寻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闻严鼓之声，曰：“文本殒逝，情深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命停之。赠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于代。

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长倩，少为文本所鞠，同于己子。永淳中，累转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书迁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邓国公。则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长倩惧罪，颇有陈奏，又上疏请改皇嗣姓为武氏，以为周室储贰，则天许之，实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特进、辅国大将军。其年，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可更立承嗣，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仍奏请切责上书者。由是大忤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中路召还，下制狱，被诛，仍发掘其父祖坟墓。来俊臣又胁迫长倩子灵源，令诬纳言欧阳通及格辅元等数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并诛死。

长倩子羲，长安中为广武令，有能名。则天尝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凤阁侍郎韦嗣立荐羲，且奏曰：“恨其从父长倩犯逆为累。”则天曰：“苟有材干，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登封令刘守悌为司门员外郎，渭南令裴惓为地官员外郎。先是，羲为金坛令，守悌及惓称为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为巡察使所荐，皆授畿县令，又同为尚书郎，悉有美誉。守悌后至陕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
羲，神龙初为中书舍人。时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晖欲上表请削诸武之为王者，募为疏者。众畏三思，皆辞托不敢为之，羲便**，辞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转秘书少监，再迁吏部侍郎。时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郑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事，皆以赃货闻，羲最守正，时议美之。寻加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为陕州刺史。复历刑部、户部二尚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删定格令，仍修《氏族录》。
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及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赏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仍下制书褒美之。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羲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寻迁侍中。先天元年，坐预太平公主谋逆伏诛，籍没其家。

从史书对岑文本家族的记载来看，岑文本一家虽然在唐朝屡屡当上大官，但总体来说为官风格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甚至风评相当不错。

不过，即便是“时议美之”，史官也屡屡赞叹，但仍然掩盖不了岑文本家族潜在的危机。
那么岑文本家族的危机从何而来呢？

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岑文本
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羲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岑羲

事实上从岑文本本人开始，就已经对家族未来的命运有所担忧，即“滥荷宠荣，责重位高”。
岑文本已经意识到“登高必跌重”的道理，但是他为此做什么了吗？
没有。
他为了避免日后的祸端，在意识到水满则溢后，居然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在别人前来道贺他高升时只说“今日受吊而非受贺”。
——这种丧到极点的吐槽，有任何实际作用吗？当然没有。

岑文本自己明知道未来家族结局不妙，依旧无动于衷，不任何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也就难怪日后家族果然惹出了祸事。

文本既久在枢揆，当涂任事，赏锡稠叠，凡有财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无所问。
文昭时任校书郎，多与时人游款，太宗闻而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
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歔欷呜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见文昭，严加诫约，亦卒无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