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各国中，新的爵赏制度比较完备的是晋国，晋国“作爰田”和“作州兵”并举，实际上带有某些军功赏田的性质。晋文公流亡归国之后，“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①。《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 于被庐，作三军，又“作执秩以正其官”，杜预注云“执秩，主爵秩之官”，即专门负责爵位赏赐之官，而以军队为主要管理对象。这说明当时晋国之军功爵制已经系统化了，才有此必要。②《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云：“齐庄公为勇爵”，其意为齐庄公设置勇士爵位，即在战场上表现勇敢者就可得到爵位。《左传》哀公二年记载：晋大夫赵简子在铁之战誓师辞中指出：“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意为在战场上不同阶层的人立有军功，均可得到相应的赏赐。大夫、士可因军功而跻身仕途，人臣隶圉可因军功而免除奴隶身份。


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战争愈来愈激烈，各国之间为扩展领土而进行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得各国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比春秋时期更为深入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奴隶制下的“世卿世禄”制度，打击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军功爵制，既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又可以培养一批军功地主，改变社会阶级构成，这些新兴的军功地主，具有开拓精神，勇于改革旧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战国时期的国家中，大多都实行军功爵制，魏国是列国中进行变法最早的国家，在李悝实行的新法中，就有“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淫民之禄”③等重要内容，有禄的淫民当然就是饱食终日的旧贵族。实际上，这种措施是新兴的阶级对于旧贵族的有力打击。此后，魏在武侯时曾“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次功坐中行……无功坐后行”，并“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④这种尚功酬劳的方式已有旧与的“世卿世禄”制度有着根本区别。它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荀子·议兵篇》记载魏国选拔武卒的制度是：“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这种把武卒与免除赋税、“利其田宅”等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是军功爵制的萌芽。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⑤ “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然后用所收减的爵禄“以奉选练之士”和“ 厉甲兵，时争利於天下。”⑥ 说明自吴起变法以后，楚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军功爵制。  
赵国在赵襄子时制定了“功大者自尊”的制度。赵孝成王下令奖赏降赵的韩上党守冯亭等“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⑦  
燕国有“公子无功不当封”⑧ 的制度，这实际上是对旧爵禄制度的限制和否定。《战国策·燕策二》说乐毅破齐后，“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据董说的《七国考》引《战国阳秋注》说，燕昭王的这次颁赏也是以“上功、中功、下功、无功”为等差的。《战国策·燕策》载乐毅惧诛逃亡于赵后，自赵致燕惠王书曰：“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随其爱，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乐毅书中所说的“贤圣之君”谓燕昭王。说明燕在昭王时代也实行了“不以禄私其亲，功多者授之”的军功爵制。

申不害相韩时，制定了一套“循功劳，视次第”的任官制度。[9] 规定“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10] “循名而责实”。[11] 齐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他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重用盼子、黔夫、种首等一批贤人，即是很好的说明。荀子说：“齐人隆技击，得一首者，则赐锱金。”


二、军功爵制对秦社会的影响  
商鞅在秦变法的一个突出内容，便是推行军功爵制。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典型，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他在《商君书·赏刑》中强调：“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史记·商君列传》也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商鞅的“军功爵”制内容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宗室贵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凭血缘关系，即依靠“属籍”就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秦简·法律问答》有“内公孙毋爵者”字样，可证这条法令在秦确已得到贯彻执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表明不论人们的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只要立有军功，就可享受爵禄。军功成为赏赐爵禄的最必要的条件。  
军功爵制是秦王朝鼓励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对秦人来说，则是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故矣。[12] ”“所谓赏者，利禄官爵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后，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天下豪杰贤良从之如流水，是故兵无故而令行于天下。”[13] 秦军功爵规定以杀死敌人的多少，作为赏赐爵禄的标准。《商君书·境内》云：“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以上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爵名为：“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这两段记载的不同之处是在第十级左庶长以后，爵位的排列顺序有着较明显的差异，这说明在商鞅变法到秦统一这一段时间内，秦政府对于军功爵制作过一些调整。《韩非子·定法》指出：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这就是说，秦国的战士凡能斩敌一首的，就可以按规定获得爵位一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首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据《荀子·议兵》云：“五甲首而隶五家”。《商君书·境内》有“赐爵”，“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受客”等记载。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尊卑爵秩等级”的高低。这条原则保证了秦国“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是最为有效，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形成“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14]，“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 [15]可见一种好制度的作用何等之大。


军功爵制规定爵高者赏重，爵低者赏轻，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  
《商君书·境内》指出，军队攻城围邑能斩敌首八千，野战能斩敌首二千，即为全功。获全功的部队“吏自操及校以上至大将尽赏”。规定：“自公士至大良造皆赐爵一级，大将、参和御“赐爵三级”。“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虏，《史记·李斯列传》索隐曰：“奴隶也”。这段话意为赐奴隶六人，钱五千六百。新选爵为“五大夫”的，“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为“五大夫”的，“有税邑六百家，受客”。大庶长以上的高爵，“皆有赐邑三百家，赐税三百家”。不难看出，赐爵有着严格的等级界限。其中“五大夫”是个分水岭，五大夫以上赏重，五大夫以下赏轻。举凡“税邑”、“赐税”、“赐邑”、“受客”等重赏，都只有在获得五大夫以上的爵位以后才能享有。关于无爵者的赏赐，《境内》虽未明言，但其下文有云：“陷队之士知疾斗，不(而)得斩首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陷队之士就是敢死队，据《境内》载：每队由十八名战士组成。如果陷队之士斩敌五首，就赐给每人爵一级，假若队中有人战死，则以爵赐其子弟。这是对敢死队的格外照顾，因为敢死队总是承担着最艰巨最危险的战斗任务。至于一般士兵就得依“斩一首者爵一级”论功了。秦《传食律》是关于各级官员住宿传舍伙食供给标准的规定，其中反映了对于爵位高低不同的人的不同待遇。规定：“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


《封诊式·告臣》记载某里士伍甲因为他的奴隶丙“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要求把这个奴隶卖给县廷，并要求对这个奴隶施加肉刑，再服城旦刑。甲虽然没有爵位，对他的奴隶却有极大的权力。  
《群盗》记载士伍丁、戊、已、庚、辛曾经抢劫了公士某的家，抢走万钱。最低爵位的公士家内居然有万钱之多，一定是比较富有的。  
有一、二级爵位的人，也有比较贫穷的。《法律答问》：“上造甲盗一羊，狱未断，诬人曰盗一猪，论何也?当完城旦。”有二级爵位上造的人还偷一只羊，比起上述的士伍和公士实在相差太远。  
但是，爵位越高的人越富有、越有权力，则是事实。《黥妾》记载五大夫乙因为他的女奴隶丙“悍”，要求县廷对女奴隶施加“黥劓”之刑。自己并不亲自出面，只派他的家吏公士甲出廷。


秦军功爵制奖罚分明，立功者赏，无功者罚。《商君书·境内》指出：“其战也，五人束薄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其意是对于士兵的赏罚原则。一伍之中，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据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有二、三或四人战死，其它人的罪名一定会更重。将功折罪的惟一办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尉缭子·束伍令》记载：“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亡伍而得伍者，当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与此材料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见，《韩非子·定法》所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斩二首者爵二级”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必须超过己方战士伤亡的数目。如果己方战士的伤亡甚于敌方，非但不能论功行赏，反而要以律论罪。如果己方战士的伤亡人数与敌人的死亡相等，则功罪相当，不赏不罚。必须是己方斩杀敌人的数目超过己方的死亡人数，并在其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才能依“斩一首者爵一级”的法规论功行赏。这样一来，士兵要获得爵位并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所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做到战斗中只杀敌人而自己却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益。魏国变法最早，实行军功爵制也最早，所以战国初年魏国武力强大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16] 国势大震。而且，那个国家的军功爵越完善、越合理，则那个国家的军队战斗力就越高。荀子在评论齐、魏、秦三国“军功爵制”优劣的时候说，齐国的技击之士，“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亡国之兵也”；魏国的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秦国的锐士”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杀敌一人，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必然有限，是“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享受免税徭役待遇，一旦他们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不但军队的更新不易进行，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也会造成国库空虚。这些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还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所以战斗力也不强，是“危国之兵”。秦国则不然，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除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不断受赏，乃至于获得高官厚禄，所以形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能“最为众强长久”，“四世有胜”。


“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17] “秦人，其生民也 ，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 ，忸之以庆赏， 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18] “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之士， 科头，贯颐奋戟者，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 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19] 充分反映出秦军在战场上无所畏惧、英勇杀敌的情况。  
《秦律·军爵律》规定了执行军功赏赐的具体政策。“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有罪废耐迁其后，及废耐迁者，皆不得受其爵及赐。其已拜，赐未受而死及废耐迁者，予赐”。其意为，从军应当以功劳受到爵位和赏赐，如果没有授予爵位而死，有罪依法判处其后嗣废耐迁的，及依法判处本人废耐迁的，都不的授予爵及赏赐。如果已经授予了爵位，还未受到赏赐就死去，以及被判处废耐迁的，给予赏赐。从这条律文看，接受封爵之前和接受封爵之后是迥然不同的。


“欲归爵二级以免父母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其意为：官奴隶立有军功，也可以得到爵位。因军功获得军爵的人，可以用军爵赎买父母或妻子的官奴隶身份，使之成为庶人。这同《墨子·号令》的记载是大体相同的：“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券人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又用其贾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和爵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  
这是指在守城时，城里的居民交出自己的粮食、布帛、金钱，解围以后，加倍偿还。同时根据其交出的物资和金钱的多少，赐予爵位。如愿将所受赏赐禄赎出亲戚、友人中的罪人，也根据法令允许这样做。《墨子·号令》的记载同秦简《军爵律》实质是相同的。《军爵律》规定，“隶臣妾”可以通过军功免除其奴隶的身份，目的显然是调动“隶臣妾”这样为数颇大的官奴隶及其还不是官奴隶的亲属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由于不断发动统一战争，士兵获得军功爵的不少，最多的自然是一级的公士，其次是二级的上造，三级以上人数就相对减少了。  
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秦律中，二十等爵多有出现，如公士、上造、不更、大夫、官大夫、五大夫等。在文献史料中，有商鞅封于商，魏冉封穰侯，范睢封应侯，吕不韦封文信侯，嫪毐封长信侯。在始皇东巡时，曾有列侯、武成侯王离，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昌武侯成，武信侯冯毋择等陪同。  
军功爵制的实行，对于当时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世卿世禄”制度下，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缘宗法关系就可以轻取富贵、世袭爵禄，战士们在疆场上流血，军功却归于贵族。春秋以来没有一个士兵受爵的事例。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晚期，形成了人民的普遍厌战，引来了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国乱兵弱主卑”是其集中表现。诸侯国的变法运动打破了“世卿世禄”，废除了亲室属籍，推行军功爵制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流弊。从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功爵制显示了生机勃勃的强大生命力。


秦军功爵制排斥血缘宗法关系，由此产生了一批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军功爵制不但是新兴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可以说是新兴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将、相，大多已不再是春秋以前的旧贵族，而是微贱者出身了。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李斯是郡小吏。其它如张仪、范睢、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民，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布衣将相之局”。在客观上，对于世卿世禄制度和宗法制度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秦军功爵制不只赐爵，而且若有罪，必然被夺爵。《史记·秦本纪》云：昭王五十五年，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在此之前，白起由于作战有功，从左庶长、左更升为大良造。《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嫪毐死，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其舍人临者，秦人六百石以上夺迁爵。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像白起、吕不韦、嫪毐这样在秦呼风唤雨之人皆被夺爵，可想见其它人被夺爵者当更多，只是史书未及记载而已。《资治通鉴》卷76注云：“秦汉之制，凡夺爵者为士伍”，这种既可授又可夺之制，应该说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既能激发人们为爵位而奋勇作战，又能制约有爵位者，使其继续立功而勿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