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公主，初封衡山公主，生于贞观八年，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七名儿女中最年幼的那颗掌上明珠。

作为新城公主的第一任驸马，长孙诠的记载不算很多，主要见载于《旧唐书·外戚传》。不过论起长孙诠的家世，那是相当的华丽。
长孙诠即西魏上党王长孙稚的玄孙，北周上党郡公长孙绍远的曾孙，隋朝薛国公长孙览的孙子，唐朝乐寿县公长孙操的嫡子。
如果单从辈分上来说，长孙诠还是长孙皇后的堂弟——二人拥有同一个高祖长孙稚。只不过长孙皇后的曾祖父是长孙子裕，即长孙稚与前妻张氏的儿子；长孙诠的曾祖父长孙绍远，则是长孙稚与后妻罗氏的儿子，同时也是继承长孙稚爵位者。

由于曾祖辈实为异母兄弟，再加上彼此生母又是情敌关系，这两支的关系很难说有多亲近。不过入唐后，因为长孙皇后的关系，整个长孙家族无论关系亲疏，在唐朝的地位都非同一般，深得唐太宗的看重，就连长孙操这个长孙皇后的堂叔也因此沾了光。

武德年间，长孙操被任命为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要知道这个时期的陕东道行台尚书令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秦王、日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且金部郎中“掌判天下库藏钱帛出纳之事”，可谓是个肥缺，如果唐太宗不信任长孙操，又怎么会将如此重要的职位交给他呢？
长孙操也没有辜负这份厚待，在出任地方官的时候颇有政绩，唐太宗即位后又授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正三品散官，以及从二品的乐寿县公一爵。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唐太宗将新城公主正式许配给长孙操的嫡子长孙诠。值得一提的是，二月六日正是长孙皇后的生日，所以唐太宗选在这一天许婚可以说是别有深意——安排好自己和妻子最小的孩子的婚事，以慰妻子在天之灵。
只不过遗憾的是，尽管唐太宗已经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想在生前看到宝贝女儿出嫁，但是公主出降仪式极为繁琐，光是出嫁之前就需要准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等环节，所以直到三个月后唐太宗驾崩，新城公主的婚礼仍未能准备好。

好在唐高宗立即接手了妹妹的婚事，并对此十分上心。等永徽元年正月一除服，唐高宗就立即下诏有司为公主准备秋天的婚礼。

原本唐高宗设想得很美好，大臣们也都觉得既然已除服，确实可以继续举行婚礼了。谁知半路杀出了个于志宁，坚持认为即便丧服已除，也必须遵守心丧三年的传统规矩。
于志宁显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尤其是“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唯违於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一句话说得很重。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唐高宗坚持让妹妹现在就成婚，那么就不仅是违反了礼法，更是违背了人伦情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高宗除了承认于志宁说得对、说得有道理外，也没其他办法，只得偃旗息鼓，让妹妹守完三年的心丧。

等到永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距离所谓的心丧还差三天才满的时候，唐高宗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将妹妹从衡山公主改封为新城公主，并增邑5000户，以此作为妹妹的新婚贺礼。
按照唐制，增邑5000户即按虚封和实封10：1的比例来换算，就是增加了实封500户。
这样的手笔可以说是很大了，因为看看同样由公主进封长公主的其他姐妹们，兰陵公主等人增加了50户实封，临川公主一户实封都没有增加。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唐高宗对待同母姐妹的态度深得父亲唐太宗的真传，偏心都偏得如出一辙。

新城公主正式下嫁长孙诠后，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

由于史书、墓志均未记载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现代人只能根据新城公主墓志上的只言片语进行推断，认为她与第一任驸马长孙诠之间感情不错，理由就是显庆四年长孙诠被杀后，新城公主拒绝梳妆打扮以示对哥哥不满。
这种说法固然有些道理，只是别忘了，墓志贴金可是古人的拿手好戏。

尤其是新城公主明明后来再婚了，却因为第二任驸马韦正矩被唐高宗杀了且还没平反，墓志上显然不适合提也不能提。在这样的情况下，墓志上能大谈特谈的，自然只有公主的第一次婚姻了。
再加上长孙诠已经故去，墓志上能做的就是将公主包装成一个为先夫守节，表现得十分贞烈的女子形象。而这种贞洁烈妇的形象在墓志上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杨无量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