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我们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某些已知的假设的基础上，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已知的偏好系统开始，如果我们掌握了现有方法的完备知识，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对现有方法的最好的使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隐含在我们的假设里的。解决这个优化问题必须满足的条件已经被计算出来，而且可以用数学形式进行最好的表述，简短地说，即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是相同的。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没有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像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种独特的性质，恰恰是由一个事实决定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进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进展——所澄清，反而被搞混了。虽然我在文中主要想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多次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想阐述的很多论点都是不同的推理路径意外地汇集到一处得到的结论。但是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当今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有它们共同的起源，就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由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发展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运用到处理社会现象上。

II
在一般语境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统称为“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各种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出现在这里的另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做规划。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另一方面，竞争意味着许多独立的个人分散地制订计划。在两者之间折中的方法——对此虽然很多人谈论，但是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却很少人喜欢——即把规划委托给有组织的行业，换句话说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预期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人掌握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呢？

III
在这一点上，不同类型的知识其地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存在于特定的人所拥有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由适当原则选择出来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中的知识更重要？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东西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但也必须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能掌握现在全部最好的知识。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还有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系统梳理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每个人实际上都具有某种优势——每个人都掌握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能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积极参与做出时，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习很多东西，学习占了我们工作生涯很大一部分，在各行各业中，了解人、了解当地环境、了解特殊情况……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了解并使用一台没有被完全利用的机器，或知道一些人有特别的技能，或知道在供给中断时有可以救急的盈余库存，这些信息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可能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商品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奇怪的是，当下这类知识普遍遭到某种程度的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从更好地了解通信或运输设施获得的优势，有时几乎被视为是不诚实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利用最好的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过去的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在对待获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现在普遍的想法似乎是这类知识理所当然地很容易被每个人掌握，而针对现有经济秩序不合理的指责常常是基于这类知识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事实。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找到这类知识被尽可能广泛使用的方法恰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IV
如果说现今贬低关于时间和地点特定情况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变化本身的重要性被低估。事实上，即便将可能导致生产计划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变量的大小和改变频率列入考虑范围，“计划者”与其对手所做的假设也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及早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从而无需再做重大的经济决策，则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然而，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至少按预期的那样发展，则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要是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重要，其实就意味着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日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设备，是否就真的像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一般要间隔很长时间才需要经济决策呢？是否一旦工厂建成，其余就可以依据工厂特点自然而然得到解决，而不需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了吗？
我能确定的是，这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肯定不会来自商人。在任何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这种行业可以作为一个测试标准——保持成本稳定都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仅仅这个任务就要消耗掉管理层很大一部分精力。一个效率低下的管理者浪费掉作为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真是太容易了，而且从事经营管理的人们都知道，即使技术设施相同，但生产成本可能各不相同。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似乎并非如此了解。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强烈地渴望能不被货币成本的问题所困扰，这也说明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越来越容易忘记——经常出现的微小变化构成了整个经济状态，而令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统计总量数据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数据比细节的变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统计总量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似乎偶尔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使得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货物和服务的连续流动可以维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刻意调整。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顺利持续运转，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依靠外界环境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要，如盖屋顶的瓦、制表的文具以及各种工厂运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快在市场上买到的设备。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我所关注的那种知识，由于其性质是无法进行统计的，因此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些数据需要被精准地传达，精准到能区分事物间微小的差异，能将不同的信息整合成同一类资源，能区分出地点、品质和其他特征不同的事物，这种精准的传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对特定的决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由其本质决定，是无法直接考虑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因此，中央计划者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便把需要让他们做的决定留给“在现场的人”来做。

V
如果我们同意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在特定时点和地点条件下如何快速适应变化的问题，那么结论似乎是，最终决定应该由熟悉这些环境的人来做。这些人直接了解相关的变化和应付相关变化的立即可用的资源。我们无法想象问题会这样解决：让人们把所有这些知识都传递给某一中央机构，然后该中央机构综合了全部知识再发出命令。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分权来解决它。但是这个答案只回答了我们的部分问题。我们需要分权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情况的知识被及时使用。但是，“在现场的人”又不能仅仅依据他有限的、对周围环境直接的了解来做出决策。所以，仍然存在如何向他传递更多能让他的决策适应经济变化宏观规律的信息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管理者需要多少知识才能成功地做出决策？哪些事件是他不能直接了解，而又与他的决策有关？他到底需要了解其中的多少信息呢？
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对一个管理者的决策产生影响，但他却并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本身，也不需要了解这些事件的全部影响。他完全不必要知道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内某种尺寸的螺钉需要量更大；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易搞到；为什么熟练工人或某些特殊的机床一时难以得到，因为这些事与他全无关系。
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是，获得这些东西与获得其他东西相比的难易程度，或者他所生产或使用的替代品是否更为急需。所以，这是一个与他有关的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但他对改变这些事物的相对重要性的原因不会感兴趣，除非它们影响到他周围的具体的事情。
在此，我称作“经济演算”的方法能正确帮助我们——至少通过类比——认识到这个问题如何被价格体系解决（事实上它正在被价格体系解决）。即便掌握了某一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之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每次在资源的分配必须做细微调整时，仍不能彻底弄清楚可能会受影响的目的与方法间的全部关系。纯粹的选择逻辑的一大贡献是，它清楚地表明了，即便是掌握全部数据的单个管理者，也只有通过构建等值比率（或“值”“边际替换率”）的方法才能解决这种问题，使用等值比率的方法，就是为每种稀缺资源赋予一个数字指标，这个数字指标并非来自这些资源所拥有的任何特性，却在整个“方法—目的”结构中标识性地存在。当任何一个指标发生微小变化时，证明管理者只需考虑这些数字指标的变化即可，而且通过逐一调整数量，他就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必从头解决整个问题，即不必计算每个数字指标的变化所引起的各种可能结果。
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掌握在分散的许多人手中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就像主观价值观念帮助个人协调其计划的各部分那样。下面，我们值得考虑一个简单而常见的例子，以弄清楚价格体系的作用。假设在世界某地有了一种利用某种原料——例如锡——的新途径，或者有一处锡的供应源已枯竭，至于其中哪一种原因造成锡的紧缺，与我们关系不大（这一点非常重要）。锡的用户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以前一直使用的锡，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利用起来更能盈利，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对绝大多数用户来说，没有必要知道更迫切的需要是在哪儿出现的，或者他们善用供给是为了其他什么需求。如果只有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直接了解新的需求，并且将资源调配给这种需求，只要了解到由此产生的新缺口的人转而寻求其他来源来填补这个缺口，则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受到影响的不仅是锡的使用，而且还有锡的替代品以及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使用，用锡制作的商品的供应以及它们的替代品等。而那些有助于提供替代品的绝大部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市场，并非因为任一市场成员都须对市场整体全部了解，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有限的视野充分重叠在一起足以覆盖整个市场。所以，通过许多中介，有关的信息就能传递到全体成员。一个掌握所有信息的单一管理者本来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事实得出解决办法，即任何商品都只有一个价格，或更确切地说，各地的价格是相互关联的，其差别取决于运输费用等。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全部信息，因为它们全部分散在所有有关的人手里。

VI
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功能，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当然，价格越僵硬时这种功能就发挥得越不理想（不过，即使在价格非常僵硬时，价格变化的力量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合同的其他条款起作用）。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而且只传递给相关的人。把价格体系描绘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通讯系统不仅仅是一种隐喻，这种通讯系统能使单个生产者像工程师观察一些仪表的指针那样，仅观察一些指标的变动便可调整其活动从而适应变化，在经济生活中，只有反映在价格上的变化才能为他们所了解。
当然，在经济学家的均衡分析中，这些调整可能从来都不“完美”。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那种以几乎每个人的知识都近乎完美的假设来处理问题的推理习惯，使我们看不清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并使我们在判断其效率时用了极具误导性的标准。神奇的是，在像原料稀缺这样的案例中，没有命令发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原料短缺的原因，就使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身份花几个月时间也无法调查清楚——更节约地利用这种原料或其产品。也就是，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使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完美地相处，让他们的利润率始终保持在相同的常量或“正常”水平，这也足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我故意使用“奇迹”一词，以消除读者把价格机制看作理所当然的自得心理。我相信，如果这种机制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懂得他们的决策之意义远远超出其直接目的的范围，则这种机制早就被誉为人类智慧的一个最伟大的创举了。然而遗憾的是，它既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受其引导的人们通常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不过，那些叫嚣要“自觉指引”，以及不相信任何未经设计而自发形成（甚至是我们所不理解）的事物能解决我们无法有意识地解决的问题的人应该记住：问题恰恰是如何把我们利用资源的范围扩展到任何单一头脑所控制的范围以外，因而这也是一个如何摆脱有意识的控制以及如何促使个人不用别人吩咐就能令人满意地行事的问题。
我们在此遇到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学所特有的，它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与语言以及大多数文化传承都有关系，它真正构成了一切社会科学的中心理论问题。就像Alfred Whitehead在另一个场合说过：“所有的书籍和大人物演说时重复的观点——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一种大错特错的老生常谈。事实是正好相反。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施的行为的数目，文明得以进步。”这在社会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不断地使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并且通过这种使用，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并不拥有的知识的帮助。我们通过习惯和制度的建设来发展这些实践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又会成为我们建立起来的文明的基础。
价格体系是人类偶然发现的，未经理解却已经学会使用的体系（虽然与充分利用它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通过价格体系的作用，不但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在平均分配知识的基础之上协调地利用资源也成为可能。喜欢嘲讽任何建议的人曲解了这个说法，暗示它主张这种最适合现代文明的体系只不过是通过一些奇迹自发形成的。事实恰好相反：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我们文明的基础的劳动分工，是因为人们偶然发现了让它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他们仍会发展起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明，像“白蚁国”，或其他完全无法想象的类型。我们可以说的是，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个替代的体系可以保留现有体系的特定功能，还可以让甚至最猛烈抨击它的人都喜爱它——特别是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并因而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的程度。

VII
当前，关于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价格体系对任何理性的计算的不可或缺性的争论已经不完全在持有不同政见的两大阵营中进行，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件幸事。25年前，当冯•米塞斯首次在论文中提出如果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就不能保留一个像我们这样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的时候，受到了众多的嘲讽。今天，仍有人不愿接受这种论点，但其主要原因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了。这就创造了一种更有助于合理讨论的气氛。当我们发现托洛茨基在主张“没有市场关系，经济核算是不可想象的”；当奥斯卡•兰格教授允诺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局大理石厅为米塞斯教授建一尊雕像时；当阿巴•勒纳教授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并强调价格体系的主要作用包括促使个人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符合普遍利益的事时，分歧就不再归于政治偏见了。剩下的异议看起来主要是纯知识方面的，特别是方法论方面的分歧。
最近，约瑟夫•熊彼特教授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清楚地说明了我所想到的方法论上的一个分歧。他是根据实证主义的一个分支研究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中的杰出人物，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的客观相互直接影响，而几乎不受人类意志的干涉。只有根据这个背景，我才能解释下列令我惊奇的论点。熊彼特教授认为，在缺少生产要素的市场时，仍然可能根据理论家的这一基本主张，即“消费者估价（’需要’）消费物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生产这些消费物的生产方式的估价”，来进行合理计算。
确切地说，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消费者完全不做这类事。熊彼特教授的“事实本身”，想必指的是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消费者的货品的估价中，或生产要素的估价是消费者的货品的估价的必然结果。但是这也不正确。蕴含（implication）是一种逻辑关系，只有所有建议同时赋予同一个人时才会产生有意义的断定。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生产要素的价值并不单单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的估价，也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状况。只有所有这些事实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才会必然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答案。但正是由于这些事实不可能同时为一个人所了解，实际问题就产生了，而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必须利用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知识。
所以，即使我们能证明，所有的事实如果为一个人所了解（就像我们假设他们被观测力强的经济学家掌握那样），会由他独自决定解决方法，问题也丝毫未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表明，如何通过只掌握部分知识的个人的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所获得——同样假设这些知识都归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那就是假设不存在问题，无视现实世界中重要而意义重大的一切事物。
像熊彼特教授这样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会由此而跌入由“数据”一词的含糊意义给粗心者造成的陷阱，这不能仅被解释为一个简单的失误。这表明，这种方法有某种根本性的错误，这种方法习惯性地忽视我们所必须应付的一个重要现象的本质部分——人类的知识具有不可避免的不完美性，因而需要一个不断沟通和获得知识的过程。任何实际上以人们的知识与客观事实是一致的这一假设为出发点的方法，诸如许多有联立方程式的数理经济学的方法，都完全忘掉了我们所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决不否认，在我们的体系中，均衡分析起着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一些著名学者误以为它所叙述的情形与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有关。是我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了——均衡分析与社会过程根本无关，而仅能作为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