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不是说“复调小说”与“独白小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并非如此,只是我们或许要稍微修正一下巴赫金对两者的解释。“复调小说”的作者并不是如巴赫金想象的不介入作品中的人物的话语,反过来,作品中的每一个字都渗透了作者的痕迹。或许应该这样解释,“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的作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自信的作者,他自以为真理在握,因而采取了一种牧师宣教的姿态;而后者则是一个犹豫不决、内心冲突的作者,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不知道呈现在自己内心的多种声音中哪一种更有理,更接近世界的真相。事实上,“复调小说”中的多种声音并不是巴赫金想象的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状况直接对应,毋宁说这些声音本质上来自作者内心冲突的声音,是作者主体思想的矛盾以多元的面貌在作品中展开而已,作者绝不是超然独立于这些声音,而是深深卷入了每一个声音的漩涡之中。正如冯川在《忧郁的先知:陀斯妥耶夫斯基》中指出的,“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冲突;相反,在我看来,内心的冲突始终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作的巨大动力。在一封给冯维辛娜的信中,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就承认过自己内心尖锐的冲突和矛盾——
我向您谈谈自己,我是时代的孩子,直到现在甚至直到进入坟墓(我自己知道这一点),我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子。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么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
一方面作为时代之子而始终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另一方面却出于至深的宗教情怀而对基督笃信不疑,这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内心的尖锐冲突。”(19)
可以说,“独白小说”以自信的口吻向我们宣示作者所想象的“总体性图景”,而“复调小说”则是犹豫不决的作者从写作中寻求救赎,向我们展示一幅分裂的图景。自从利奥塔号召“向总体性开战”以来,处在“后现代知识状况”中的我们或许对一切“总体性图景”都有一种深切的警惕,而在精神上更信任“复调小说”犹豫不决的作者,毕竟“复调小说”更像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的文本”,读者的参与空间与自主性更大。然而,在巴赫金的理论构想中,“复调小说”却以有机整体的艺术形式迂回地展示了时代的“总体性图景”。在巴赫金看来,陀斯妥耶夫斯基以“狂欢式”世界感受为基础,构筑了“复调小说”的有机整体,“如今我们可以说,把所有这些异类因素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体裁,并使其顽强有力,这基础便是狂欢节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就是在此后欧洲文学的发展中,狂欢化也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化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之所在。”(20)这一“有机整体”无疑与时代直接对应,“而从他的长篇小说来看,这里形成的并不是这种由相互和解的声音构成的复调,而是由相互斗争、内部分裂的声音构成的复调。这相互斗争、内部分裂的声音,已经不是来自他观念上的狭隘期待,却是来自当时的现实生活。”(21)这里,巴赫金提供了与卢卡契稍有不同的另一版本的“总体性”神话。在卢卡契的“总体性”想象中,历史的走向明白无误;而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虽然有多种声音,但历史的走向也并非复杂莫名,“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一切都在向往着尚未说出的而且尚未获得的“新意”,一切都在紧张地期待这个‘新意’,作者不以单一而又简单的严肃性,堵塞通向‘新意’的道路。”(22)天才式的作者、“复调”和“对话”向读者保证了深度、保证了时代的所有实质、保证了历史的可能向度,一切历史的谜底都可以在这里寻求,也只能在这里寻求。这种艺术与时代有机整体的对应或许更像是一种过时的“理论想象”,相反,今天的后现代作者更倾向于用“拼贴”的方式展现“碎片化”的“真实”。巴赫金之所以将“复调小说”有机化无非是为了将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仿佛艺术家只要把握“复调小说”的伟大秘方,就可以穿透历史迷雾,看清生活本质,为读者清晰展现特定时代的总体意识形态图景。但事实上,所谓的“复调小说”也只是伊格尔顿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是出现于特定时代背景的一套表意系统而已;它并非所有历史症候的解答,而只是历史症候中的一部分。不管是浪漫主义美学的“有机整体论”,还是卢卡契的“有机论”、“总体论”,这些理论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理论幻觉”。文本的裂缝是内在的,因为文本中交织着多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矛盾,包括作者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完整统一的,这就决定了文本不可能如一个浑圆的苹果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 “‘文本总是不能把自身统一起来,否则它就无话可说。’文本正是在全力描述一种完整性时显示出它的内在断裂。”(23)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这种“有机化”无疑不能排除独白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