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数学老师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6070425/answer/79944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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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朱元璋是否被高估，我们可以看看洪武盛世是怎么样一个景象，和康乾盛世这种纸醉金迷的盛世有何不同。
提及盛世，说的常是绮丽奢华、风流雅逸。没有遍地的富丽精工，清哦婉唱，便似说不上盛世气象。然而三千年历史长河，却有一个属于底层人民的盛世——洪武盛世。
废茶道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不久，瞧着进贡来的”团茶”，下了一纸诏令——”罢造龙团，惟芽茶以进”。自此，从唐朝开始发展近千年的抹茶文化在中国逐步废除，为散茶所取代，反而在喜好精致的日本流传下来成为倭人的”国粹”。
提到这一节，许多古典文化爱好者往往痛心疾首。
然而，现今日本茶道就需要50多种工具和繁琐的步骤，但这也只是在宋代茶道的基础上简化了而已。
宋元斗茶，能斗一日至数日。所用茶具往往精致绝伦，所耗金银不可估量。其礼仪陈设之繁琐，更是费尽人力物力。茶道虽称雅艺，但当时奢靡之事，却是以茶事为最。
大乱之后，百废待兴，人民饥馑，正需要人口全力投入农业生产，以足天下之粮。抑茶道，废大盏、茶筅、团茶，正是刹两宋以来的奢靡风气，此事做得地道，足使人击节。
护佃农
宋元之际，豪强横行，佃农譬如猪狗，“富人敢于专杀”。 自宋仁宗时代开始，地主打死佃客，只需罪减一等，发配邻州。元代法律规定地主对佃客可以“鞭笞驱使，视以奴仆”，还可以兼及其子女。《元典章》卷57《刑部•诸禁》记载：“若佃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甚至允许把佃客随田转让，“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元律规定：杀人者死，但“地主殴死佃客”，却只罚杖一百七,赔烧埋银了事（《元史•刑法志》）。
明太祖出身贫寒，深知佃农最苦。遂在《明律》中规定:“富豪之家,役使佃客抬轿者”,不仅要“杖六十”，还要“各计一日追给工钱六十文”。
明代佃户地位的提升是全方面的。佃户被承认为国家的齐民， 不能任意摆布和“打缚”， 如果对佃户横加凌虐， 则地主将面临法律严惩。
为防止地主转嫁官差于佃农，朱元璋又特别规定：凡田多丁少者如以佃人充徭役，则田主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其费用。
佃农由此摆脱了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亦可依意愿解除租佃。明太祖鼓励开荒,凡是开荒出来的土地,都可以免除三年的租税，佃农纷纷脱离地主自行开垦，使得佃户数量亦大为减少。
恤残弱
历朝历代都有保护弱势群体的举措，虽然不及现代社会这样完备，但也表现出封建统治亦有温情的一面。
历代君主中，朱元璋是将抚恤孤弱看得极重的。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言:“中原兵难之后老稚之孤贫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赈恤之。”当时的臣子们曾以国家初立，国用尚且不足试图劝止朱元璋，但遭到朱元璋的训斥:“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则天下之为子者悦，恤其幼则天下之为父母者悦。天下之老幼咸悦矣。苟置其图穷而不之恤，民将怃然曰恶，在其为我上也。固周穷乏者不患无余财，惟是无是心，能推是心，何忧不足？今日之务此最为先，宜速行之。”于是明朝“国初立养济院以处无告，立义冢以痤枯骨，累朝推广恩泽。又有惠民药局、漏泽园、幡竿蜡烛二寺。其余随时给米给棺之惠，不一而足呲”。
制度再好，若监管不力，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为了避免官吏玩忽职守，对保护弱势群体不以为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明律直解》又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官员不管残疾弱势群体，就要处以杖刑，如此惩罚也实在是严厉。而“剋减”并不见得是贪墨，就“以监守自盗论”。人说洪武帝对官吏严苛而对百姓仁厚，着实大致如此。虽然这法令失之过严，往后必然会难以完美延续下去。但当下这方面的管理如果能有洪武帝十分之一的狠劲，那就不会有红十字会的一堆鸡鸣狗盗的事情了。
抑商与通商
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农抑商闻名。毕竟元朝之覆亡，正因为过于重商，棉麻桑茶挤占农业，导致粮食缺乏，东南鱼米之乡百姓也陷入饥饿，揭竿而起；所以朱元璋引此为戒，再正常不过。
朱元璋建明后，恢复了商人位于士农工商最底层的等次。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 ，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大明会典》卷六一） 。这是朱元璋的等级观念在制度方面的外化。
然而如果说朱元璋一味抑商，也是说不通的。明太祖是知道商业对国家重要性的，曾说过“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 。”认为 ,只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军用给足”。
扶细商而抑巨商，是朱元璋的真实宗旨。他认为细商增流通之效，而巨商涨奢靡之气。为了保护在商贸系统中处于弱势的中小商人，朱元璋不但规定了一系列规范行业的政策，更是有几项政策极值得激赏。
一是废除和买。和买起源于宋、盛行于元，政府以少量钱币甚至如同废纸一般的宝钞强买商人货物，实际上与强抢无异。朱元璋深知和买对于市场的巨大危害，严令废除。
二是薄商税，商税定为三十税一。盖商业风险甚大，小商人利润其实薄。如果商税定得太重，小商人就难以自存，必然纷纷托庇于巨商才能维持营生，而巨商势力将越发庞大，欺行霸市，横行不轨。元朝的色目巨商便是如此。因此朱元璋宁愿放弃可能获得的庞大商税收入，也选择维持较低的商税。
三是控制牙行。牙行是商品买卖的中间人，往往势力庞大，通过了解行情的优势地位剥削商贾。明太祖加强了对牙行的控制，开办牙行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考核，并规定牙行欺行霸市、肆意扰乱价格、过分贱买贵卖、剥削商贾者，其所得钱款等同赃物，甚至按照盗窃处理。
所以如果说洪武之世是一味抑商，当然说不通。其时商贸有序，令货物周流，却不妄增奢靡之气，货品全方位满足百姓的基础需求，何尝不是一种繁华气象呢？
简朴之君
朱元璋出身最为贫苦，生性也最为节俭。
称帝之后，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天子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朱元璋下命令均以铜代替。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
天子如此，则社会风气必将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身为一国之君，朱元璋生活中不可能全无享受。譬如南京宫殿就甚为浩大壮丽。明太祖在节日宴请群臣，菜肴也难免精美奢华。
但俭朴终究是出身贫寒的明太祖的生活主色调，也是洪武盛世的主色调。
小结
宋代耕地面积巅峰为七百万顷，元朝数目尚不及宋。明初人口为6000余万，少于元极盛的9000万和北宋巅峰的1亿，然而全国田土数已达850万顷。
这就是厉行俭朴，属于底层人民的洪武盛世，是明太祖与辛勤劳作的明初百姓在时光长河中交上的答卷。
由此而言，朱元璋是否被高估，各位心头当有一杆秤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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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朱元璋是否被高估，我们可以看看洪武盛世是怎么样一个景象，和康乾盛世这种纸醉金迷的盛世有何不同。
提及盛世，说的常是绮丽奢华、风流雅逸。没有遍地的富丽精工，清哦婉唱，便似说不上盛世气象。然而三千年历史长河，却有一个属于底层人民的盛世——洪武盛世。
废茶道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天下之后不久，瞧着进贡来的”团茶”，下了一纸诏令——”罢造龙团，惟芽茶以进”。自此，从唐朝开始发展近千年的抹茶文化在中国逐步废除，为散茶所取代，反而在喜好精致的日本流传下来成为倭人的”国粹”。
提到这一节，许多古典文化爱好者往往痛心疾首。
然而，现今日本茶道就需要50多种工具和繁琐的步骤，但这也只是在宋代茶道的基础上简化了而已。
宋元斗茶，能斗一日至数日。所用茶具往往精致绝伦，所耗金银不可估量。其礼仪陈设之繁琐，更是费尽人力物力。茶道虽称雅艺，但当时奢靡之事，却是以茶事为最。
大乱之后，百废待兴，人民饥馑，正需要人口全力投入农业生产，以足天下之粮。抑茶道，废大盏、茶筅、团茶，正是刹两宋以来的奢靡风气，此事做得地道，足使人击节。
护佃农
宋元之际，豪强横行，佃农譬如猪狗，“富人敢于专杀”。 自宋仁宗时代开始，地主打死佃客，只需罪减一等，发配邻州。元代法律规定地主对佃客可以“鞭笞驱使，视以奴仆”，还可以兼及其子女。《元典章》卷57《刑部•诸禁》记载：“若佃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甚至允许把佃客随田转让，“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元律规定：杀人者死，但“地主殴死佃客”，却只罚杖一百七,赔烧埋银了事（《元史•刑法志》）。
明太祖出身贫寒，深知佃农最苦。遂在《明律》中规定:“富豪之家,役使佃客抬轿者”,不仅要“杖六十”，还要“各计一日追给工钱六十文”。
明代佃户地位的提升是全方面的。佃户被承认为国家的齐民， 不能任意摆布和“打缚”， 如果对佃户横加凌虐， 则地主将面临法律严惩。
为防止地主转嫁官差于佃农，朱元璋又特别规定：凡田多丁少者如以佃人充徭役，则田主必须出米一石，以资其费用。
佃农由此摆脱了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亦可依意愿解除租佃。明太祖鼓励开荒,凡是开荒出来的土地,都可以免除三年的租税，佃农纷纷脱离地主自行开垦，使得佃户数量亦大为减少。
恤残弱
历朝历代都有保护弱势群体的举措，虽然不及现代社会这样完备，但也表现出封建统治亦有温情的一面。
历代君主中，朱元璋是将抚恤孤弱看得极重的。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言:“中原兵难之后老稚之孤贫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赈恤之。”当时的臣子们曾以国家初立，国用尚且不足试图劝止朱元璋，但遭到朱元璋的训斥:“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则天下之为子者悦，恤其幼则天下之为父母者悦。天下之老幼咸悦矣。苟置其图穷而不之恤，民将怃然曰恶，在其为我上也。固周穷乏者不患无余财，惟是无是心，能推是心，何忧不足？今日之务此最为先，宜速行之。”于是明朝“国初立养济院以处无告，立义冢以痤枯骨，累朝推广恩泽。又有惠民药局、漏泽园、幡竿蜡烛二寺。其余随时给米给棺之惠，不一而足呲”。
制度再好，若监管不力，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为了避免官吏玩忽职守，对保护弱势群体不以为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明律直解》又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
官员不管残疾弱势群体，就要处以杖刑，如此惩罚也实在是严厉。而“剋减”并不见得是贪墨，就“以监守自盗论”。人说洪武帝对官吏严苛而对百姓仁厚，着实大致如此。虽然这法令失之过严，往后必然会难以完美延续下去。但当下这方面的管理如果能有洪武帝十分之一的狠劲，那就不会有红十字会的一堆鸡鸣狗盗的事情了。
抑商与通商
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农抑商闻名。毕竟元朝之覆亡，正因为过于重商，棉麻桑茶挤占农业，导致粮食缺乏，东南鱼米之乡百姓也陷入饥饿，揭竿而起；所以朱元璋引此为戒，再正常不过。
朱元璋建明后，恢复了商人位于士农工商最底层的等次。洪武十四年 (1381 年) 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 ，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大明会典》卷六一） 。这是朱元璋的等级观念在制度方面的外化。
然而如果说朱元璋一味抑商，也是说不通的。明太祖是知道商业对国家重要性的，曾说过“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 。”认为 ,只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军用给足”。
扶细商而抑巨商，是朱元璋的真实宗旨。他认为细商增流通之效，而巨商涨奢靡之气。为了保护在商贸系统中处于弱势的中小商人，朱元璋不但规定了一系列规范行业的政策，更是有几项政策极值得激赏。
一是废除和买。和买起源于宋、盛行于元，政府以少量钱币甚至如同废纸一般的宝钞强买商人货物，实际上与强抢无异。朱元璋深知和买对于市场的巨大危害，严令废除。
二是薄商税，商税定为三十税一。盖商业风险甚大，小商人利润其实薄。如果商税定得太重，小商人就难以自存，必然纷纷托庇于巨商才能维持营生，而巨商势力将越发庞大，欺行霸市，横行不轨。元朝的色目巨商便是如此。因此朱元璋宁愿放弃可能获得的庞大商税收入，也选择维持较低的商税。
三是控制牙行。牙行是商品买卖的中间人，往往势力庞大，通过了解行情的优势地位剥削商贾。明太祖加强了对牙行的控制，开办牙行需要经过严格的资质考核，并规定牙行欺行霸市、肆意扰乱价格、过分贱买贵卖、剥削商贾者，其所得钱款等同赃物，甚至按照盗窃处理。
所以如果说洪武之世是一味抑商，当然说不通。其时商贸有序，令货物周流，却不妄增奢靡之气，货品全方位满足百姓的基础需求，何尝不是一种繁华气象呢？
简朴之君
朱元璋出身最为贫苦，生性也最为节俭。
称帝之后，朱元璋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天子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朱元璋下命令均以铜代替。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
天子如此，则社会风气必将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身为一国之君，朱元璋生活中不可能全无享受。譬如南京宫殿就甚为浩大壮丽。明太祖在节日宴请群臣，菜肴也难免精美奢华。
但俭朴终究是出身贫寒的明太祖的生活主色调，也是洪武盛世的主色调。
小结
宋代耕地面积巅峰为七百万顷，元朝数目尚不及宋。明初人口为6000余万，少于元极盛的9000万和北宋巅峰的1亿，然而全国田土数已达850万顷。
这就是厉行俭朴，属于底层人民的洪武盛世，是明太祖与辛勤劳作的明初百姓在时光长河中交上的答卷。
由此而言，朱元璋是否被高估，各位心头当有一杆秤可以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