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作为一个作家的形象，可以认为他与安德烈·纪德的气质恰好相反。个人的东西完全不是社会的东西。人道主义对抗个人主义。不要为独特性操心。要讲世界的事情，要讲人们，要讲真话。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你就可以讲真话。独特性，如果它不外乎是你讲究技巧的成果的话，那它就是孩子们的游戏。不管你的笔把它们画得多么明显，反正你不要相信，似乎你个人的经验．你自己的人物，因为它们是你的、属于你这个作家，就具有什么意义。还需要人们承认它们，人们能从它们那里得到某种教益。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个别的故事，它们的意义仅仅在于本身。人们会忘记它们，立刻转过脸去背着它们。任何一个作家都应当担心这样的结果。
安德烈·纪德在与奥斯特洛夫斯基会见之后，表现出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理解。用罗曼·罗兰的话说，他“不善于看和听”；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描绘成一个“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的，找不到可以施展身手地方的人”。安德烈·纪德向奥斯特洛夫斯基伸出一只手，好象给了他一个救生圈，一副使他眷恋人生的工具。但是，罗曼。罗兰说，“事实上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可以让自己的交谈者眷恋人生。安德烈·纪德怎么没感觉到这一点呢?” ；
安德烈·纪德不可能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好奇心。因为好奇心对于深入了解这样一个人的心灵来说是一种过于渺小的感情，而且也因为，要想评价这样一个榜样的高尚品格，安德烈·纪德的才智同旧世界的关系也过于密切了。他们的会见真正是一种换岗。前来接岗的这支部队一员是个濒临死亡的作家。双目失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瘫痪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写作，我阅读，我研究这些文件。”他对自己的命运，他对这个后娘似的造物主竟忘怀到这等地步；奥斯特洛夫斯基谈到保尔·柯察金时说：“他好象忘记了‘我’字，留下的只是‘我们”’；奥斯特洛夫斯基强调说：“我个人的悲剧被觉悟带来的奇妙的欢乐排挤掉了，我用双手正在为我们建造的宏伟大厅添砖加瓦，这大厅的名字叫社会主义……照我看来，没有一种欢乐比为人类的美好幸福而奋斗的欢乐更大。”(“美好幸福”——多好的一个美学宣言，对那位交谈者的所谓善良感情往往产生平庸文学作品的嘲讽，又是一个多好的回答!)；阿·阿·卡拉瓦耶娃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希望作到概括，创造典型的英雄，而不是仅仅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他特别担心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作一部文献，一个“个人的故事。。
但是安德烈·纪德把奥斯特洛夫斯基仅仅看成一个“永远无法解脱痛苦和孤独的神秘主义者”。因为假如个人主义者安德烈·纪德要遭到失明和瘫痪的话，他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描述自己同某一位美国女新闻记者谈话的时候， 自己就驳斥了纪德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最后他问这位女记者为什么对他这个小人物如此感兴趣。“你们知道，大概是出于对人的仁慈和怜悯的考虑。我懂得她想把我变成什么禁欲者，一个同这世界格格不入的斯多噶派，而我却要给她以回击!。
人民热爱的作家胜利地呼喊：“就是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你在这个地球上不是无用的人!”说出“象我这样的幸福是多么幸福!”的受难者不是什么人世间的圣徒；就他的大公无私而言，就他的感人力量而言，他是一种更高大的人——是真正的人，这种人生活着是为了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要赶紧生活……。
这是一种同《地粮》的伦理学完全对立的伦理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导师高尔基的伦理学，是真正的人的伦理学，是我们这里不久前再版的《真正的人》的伦理学，——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伟大人物的感情并不象某些人想证明的那样，令法国人感到厌恶。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法国人将会读完或反复阅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两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