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篇文章十分契合今天的科幻研究与创作——
《文学来自人生困境》选摘，作者：史铁生
要求一切都合乎实际且明晰，岂止是在扼杀文学，那是在消灭理想和进步。
阿城说有两种文盲，一种文字盲，一种文化盲。这样分清真好。但能识得字的就会抄书，未必不是文化盲。
超越：关键是对争光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进球、赢球即是争光，所以哆哆嗦嗦、稀里糊涂地把球弄进去也是荣耀。越是看重进球，投篮和射门时心理负担就越重，球反而不进。越是想赢，越是不敢轻易有所创造，昏昏然只记住以往进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与通途。而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却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他们以此为荣，更愿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进球机会。
一个是，借助球赛赞美着生命的辉煌。
一个是，球借助人，以便进门或进篮筐。
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没有创造干嘛叫创作。叫创作就应与介绍、导游、展览、集锦等等分开。不面对困境，又何从创造呢。说这些作家在五维世界中找中国文学的新路，莫如说他们是在找人的新路。
与世界文学对话，当然不能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这样跟着便永远是在后边。
拿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来！但不能拿癫头疮和虱子。你有航天飞机我有故宫，也不行。
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无人能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说出前无古人的话来。他们是在与命运之神对话。因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件事，只想想我们跟命运之神有什么话要讲就是了。
这样也不见得能立刻把我们弄到世界文学的前列去，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新路。倘有一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先列，我们还是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新路无尽无休尚且让我们关心不过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活，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
中国文学正做着这样的探究，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渴望。
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就是哲学。”
科学确切吗？站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看，牛顿并不够确切。而现今又已有人发现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说也不够确切。哲学呢？先承认自己不在确切之列。这样看来，科学与哲学在任何具体的时候都不确切得像是神学了。差别在于这二者都不是教条。看来只有教条是坏宗教，不确切是宇宙的本质。所以罗素又说：“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强是一个事实。因为人类面对无穷的未知和对未来怀着美好希望与幻想，是永恒的事实。只要人不能尽知穷望，宗教就不会消灭。不如说宗教精神吧，以区别于死教条的坏的宗教。教条是坏东西。不图发展是教条。
什么是发展呢？让精神自由盛开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许，科学的再一次爱因斯坦式的飞跃，要从精神这儿找到生机。
文艺研究的……冲锋必是向着人类目前的困境，架桥便是做着建立新观念的工作。舍此而涉古，莫如去作古玩商，单知道旧货的行情即可。无论架桥还是盖房，当然离不开基础。真先锋从来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轻看学问也不会无视传统，与古玩商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典当。假如没有创造，就只剩下典当一条活路。每见有人把玩中国当代文学，露出考古家的兴致，深感并非国人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