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尽管我觉得写此文时似乎已动用了我的全部积累，在报社内部仍没有能引发出进一步的讨论——这不免令人沮丧，因为任何讨论如没有经过真刀实枪的“对练”，就必定是不完整的、跛足的。除了逐渐被遗忘，再也不会结出什么实践果实。

    将心比心，我感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Ｌ的真诚重蹈我的覆辙。尽管回复Ｌ的信真正应该是周志春（本报常务副总编辑兼任新闻中心主任）的事儿，但经常看到他忙得两眼黯淡无光，不忍心。于是自告奋勇，对谢湘说我来作一个回应。再动员建伟等人也参加一下。这样就可能首次围绕一个问题在报社内部形成“意见市场”。没准有点用。

    今天坐在家里，重读Ｌ的两封来信（第一封是给编辑部的，第二封是给我的），方注意到其实第一封信中所谈的，至少有三处与我密切相关。

    一是“沂蒙六记”，我是毙它的第一个编辑（仅从《冰点》的需要出发）。

    二是“民工潮”报道是否为新闻的问题（编辑部内,唯有我写过文字评论）。Ｌ信中说，“报社内好多同志对这组报道的指责，我不都同意。”他强调了“民工潮”报道的新闻性质。事实上，我从未听到过编辑部内有谁说过那不是新闻。我本人的文字评论是从剖析传播效果方面展开的。但有可能误读罢！

    三是关于《粪桶》。Ｌ在信中说，因为“我没当过知青，更没住过大杂院、四合院，所以也不会为北京最后几位背粪桶的知青的命运激动。《冰点》这篇开山之作，我连一行都没看……我相信，没几个农村读者愿看这篇通讯，除非他们想到城里的环卫系统去打工。”——话是说得尖刻了一点，但想法是实实在在的。

    除了以上与我有关的三点以外，还有两处比较醒目：一是所谓“主体新闻观”；二是信中关于“共同阅读兴趣”的一些说法。前者据我所知，是部分记者对建伟新闻实践的一种“命名”；后者则是建伟在最近的一篇论“特写”的文章里强调但未真正加以展开的观点（我极为赞同）。因此，关于这两点的回应，可以由建伟本人来承担。当然，由于我本人曾在编辑的岗位上与建伟有过密切的合作，新闻观多有相近之处，故在下面文字中需涉及这两点时也会顺便敲敲边鼓，但不作为主要论题展开。

    我准备展开讨论的话题，是从Ｌ两封信的感性表达中抽象出来的——这绝非强加于人，它被Ｌ的文学笔法刻划得淋漓尽致。这个论题是：

    一个新闻从业者的个人经历（包括出身、养成环境和发展）及个人体验，与他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连带下来是这样一个子问题：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与新闻的行业规范或准则（去年记者会上，还曾使用过“职业操作”这个概念，大体同旨）之间有无矛盾之处？如果有，应何去何从？

    请看Ｌ的这段文字：“我有个小‘情结’：每当我操作一个大豆腐块或小豆腐块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些个眼睛在盯着我：我的爷爷、爸爸、老师、同学、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监督舆论’，看Ｌ是不是胡说八道了。我不能胡说八道，也不能在写作时把感情剔除净尽。”

    真正的美文！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紧接着认为：“这个问题与新闻业务探讨无关，在此就不多检讨了。”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感觉与新闻业务太有关了，太值得检讨一番了！

    毋宁说，Ｌ现在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上面这种感觉。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他。这只手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他对自己出生、长大的那片土地的依恋及情感；是哺育了他长大的农村父老乡亲。毫无疑问，这是人生中最值得珍视的美好情感，也是我对他由此而产生的新闻观虽不赞同，却十分理解的原因。

    前面提到过“民工潮”那组报道。实在讲，Ｌ在那组报道里的表现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许是因为相当牵强地尝试使用所谓“社会学调查”的路数所致。尽管Ｌ在信中称之为“前所未有的细密的方法”，实在对不起，我却认为用社会学标准来衡量，那是相当粗陋的，并且与新闻传播的特性格格不入（在有关评论中已说过，恕不赘述）。使用这种注定不会成功的武器的结果，是使“民工潮”报道的五位记者，难免黯然失色，幸亏最后一篇（《第三次解放》）还找补回来一点东西。


    失望之余，我当时极其渴望看到他们五人在报纸报道之后联手推出的报告文学。我想那将不会如那组报道那样诘屈聱牙。果不其然，当跃刚（卢跃刚，本报新闻中心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界的高手）送我那期刊有他们五人大作的《中国作家》后，我当晚便一口气读完。其中跃刚披露的事实和Ｌ讲的故事（并由此发自骨子里的喟叹）令我没齿难忘！

    也许，正是在这篇报告文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Ｌ。在这篇文字中，他真实地披露了自己的家世，也铺述了一个与他同住一室的省委某年轻处长的家世（同是一个令人泪下的山东老乡闯关东的故事）。这位处长在东北已经是第三代了，不再是农民的儿子，而是工人的后代了。处长本人上过大学，又在省府工作，该是地道的城里人了吧！可Ｌ却在交谈结束时，问了那位处长一个“Ｌ式”的闭合型问题：“……当你面对从七台河矿井底下爬出来的一个个家乡流浪来的煤黑子时，你心里会有一个城里人的优越感和侥幸感吗？如果你没有，那么说明你仍然是主流社会的一个异类，一个异己分子。”那位年轻处长沉默半晌之后，承认：“可能你说得不错，遗传是不可战胜的。”

    Ｌ在自己的感受得到共鸣之后，跟着发出更深沉的喟叹：“我和小张（处长）这一代，将走不出父辈历史阴影的笼罩，我们的再下一代也不能。牺牲三代人才能供养出一代贵族——我特别相信这句话。”

    这是一种多么刻骨铭心的对自己身世的判断和感受！读后真令我震撼不已。

    虽然Ｌ没有写出也没有与我谈过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我也能够想像出，那一定是个历经坎坷、充满绝望和希望、一步一步全靠自己奋斗、一个一个台阶地从社会最底层上升到今天这个高度的。我想像，随着他的每一步“高升”，家乡人民对他的期望值、从他身上感到的骄傲也在与日俱增；我还想像，尽管已身为大报记者、省会市民，但Ｌ在感到某种自足的同时，也许仍然找不到一如城市土著的那种感觉，有时难免会有些“自卑”；也许如他所说，必须得过“三代”才行吧？这种想像也有些根据，不久前，Ｌ来京时和我聊天时谈道：“我在省城基本足不出户，只在家里呆着。只有下到那些穷山沟里时我才能找着感觉。”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到这里，我想就不难理解那个“小小的情结”，为什么会死死缠住Ｌ；为什么他写作时总会感到亲人、朋友的眼睛在盯着他。Ｌ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也从不打算回避这些目光，而是力图坚持用同样的目光来观察、记录他眼前的世界。事实上，如Ｌ一样的经历，却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想方设法地摆出一副“城里人”、“大人物”架式的大有人在。作为一个人，甚至作为一个个体文化劳动者（如作家），Ｌ的这种与社会底层人民、与家乡土地的割不断的“定力”，都是弥足珍贵、令人称道的！

    问题在于，当你身处一架巨大的新闻机器之中——每一个齿轮的运转都必须服从于一个规定的速率时，单个零件的质地如何就变得次要了——如果不合适，可能导致整部机器停转的话，那么，除了换掉它，别无他途。我本人前些年的经历，或可为一例证。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特殊经历与个人体验（无论这些在某个角度看是多么合理），与一种特定历史时期内集体运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发生冲突时，个人体验必须服从行业规范（这里当然有灵活变通的空间，但总有限度）！

    可以反诘的是：人不是机器，更不是没有生命的物件儿，人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怎么可能淹没在一个什么从无成文可比照的“职业规则”里呢？

    回答是，如果我们有这种明确的职业意识，则这种“规则”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个人经历、体验完全不同的人们，完全可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合作，并且取得行业内公认的最高成就。不承认这种不成文的规则实际存在着，一味按照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超时空、超行业地去行事，必定会受到挫折；受到职业规则的反冲。（在西方许多经过上百年煅造的新闻机构里，大量的行业规则都是成文的，有的大报内甚至规定了导语所限用的单词数。我们没有成文的规则，表明还未成熟到那个程度。而这是一家新闻机构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新闻风格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在1979年当了本报驻内蒙的记者。在草原上生活了11年之久，刚当记者时的感觉和Ｌ完全一样。在呼和浩特,我怎么都找不着感觉，觉得这个城市不伦不类，吃的东西也远比我在草原上差（天天在食堂吃一种叫“钢丝面”的玉米制品）。因此，我在呼市也同样足不出户，只做大量阅读。一想出去，必奔草原而去。内蒙从东到西8800多里长，我几乎走了个遍。那时，从个人经历和体验出发，我觉得我的“最高使命”就是让蒙古族牧民在本报上露脸，别的有什么意思！

    但是，新闻自有其本身的规律。你不可能想让什么成为新闻就可以办到。那时写一个消息的“导语”是最让我头痛的事儿——哪儿有什么“最重要的事实”？甚至连五个Ｗ都找不全。草原上一年里能有个灾，就算是“新闻”了。

    事实上，我在当记者两年多之后，才开始认真琢磨什么是新闻，逐渐有些心得。后来当机动记者，在全国跑了一些地方，写出几篇较有质量的大稿子，又调回来再当编辑，新闻感觉才逐渐丰富和明晰起来。到1985年，与建伟联手搞出那组“非驴非马”的系列报道之后，新闻观开始有了系统，受众需求和反应在我脑中开始可触可感，这时方确立自己的职业追求——6年的盲人摸象！我想，这大概也是类似我的经历的一代报人的必经之途吧！我们这代人的特点是：大都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业务上也无人教诲（当然有些教诲我们也大不以为然），主要靠自己从零开始。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刚当记者时，看第一本关于新闻基础的小册子，发现新闻首先要写五个Ｗ俱全的“导语”时（我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不禁大为困惑：导语写了“最重要的新闻事实”，下面还罗唆个什么？

    就个人经历和体验而言，很明显，我和Ｌ是大相径庭。Ｌ正规大学毕业，入本报时对新闻已是轻车熟路，崭露头角也颇为迅速。也许，这种快，既有顺理成章的有利之处，亦可能缺乏“慢”所具有的某些优点。因此，Ｌ写信提出许多新闻的基本问题，恰逢其时——我们这代报人，尚能饭矣，还有兴趣来做这种以经历对经历，以个人体验对个人体验的业务对话。尽管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但我深信，我们肯定能经过讨论，在一个共同承认的、现时空的职业规范下愉快地合作（我在本文中凡强调“时空”这个概念时，均系指新闻业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亦是指“限制”）。

    现在让我们回到讨论中去。

    在Ｌ的两封信中，多处段落中都流露出这样一种判断：编辑部地处北京，编辑多是城市背景出身，因此既对农村、农民不了解，也对农村报道不重视。而这正是他这组稿件遭到挫折的根本原因。

    这观点绝非强加于Ｌ。还是拿“粪桶”说事儿吧。除了前面引述的第一封信中的话之外，Ｌ在给我的信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它（粪桶）和我的沂蒙系列是一回事，表现的都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为什么报社很容易认可《粪桶》而不认同《沂蒙系列》？因为胡同到报社的直线距离较近，山沟离报社较远的缘故。”

    这仍是感性表述，但意思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很明显，Ｌ对编辑部的择稿标准存在很大的误解或误读。在他看来，编辑部是根据题材类型来选择稿件的——而编辑部地处城市，天然地忽视农村题材。在“沂蒙六记”的问题上，Ｌ不恰当地把编辑部对一篇特定稿件的“技术”上的评判，上升为“类型”评判来看。事实远非如此。

    即便从Ｌ自己在信中提供的事实来看，他的被“枪毙”的稿子也是很少的，其概率，恐怕还远低于其他（城市背景）记者，无非是对刊发位置、同仁评论不大满意就是了。而这时我才知道，Ｌ竟还有相当多的稿子在“隐去”人名、地名的情形下得以发表，这已经是一种“特别待遇”了吧！这表明编辑部全体人员当中，还没能完全形成按职业规则取舍和编辑稿件的一些严格标准。我设想，如果这些既无人名又无地名的稿件遇上我，又不能提出不可抗拒的理由（如人道主义方面的理由），那就决不会允许在新闻版上刊登——这不是新闻，而是聊斋，即便如Ｌ在信中所声明的那样，“不是编的”，山东某地区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也罢。


    再也没有比Ｌ的“沂蒙六记”在编辑部的遭遇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很少有记者的稿件能有如此的殊遇。因此，这篇稿子的历程可以集中反映编辑部的“不成文”的取舍标准，有必要详加介绍。

    在Ｌ稿子到达的当晚，已经快下班了，谢湘走进来，随口说了一句“Ｌ的沂蒙六记到了，有七八千字，给一二版的”。我连片刻的犹豫都没有就高喊：“打劫，打劫，上冰点！”于是谢湘（真够意思）立刻就把稿子拿上来。我一看不清楚，又立即让打出第二份来。还没看稿子我们就觉得是“好货”，于是催谢湘马上找乔建宾去要照片。这时建伟、琮琮（本报新闻中心编辑）都在场。建伟只瞄了一行就叫道：“行！肯定行！”当时大家都快乐无比，因为此时正是冰点创刊后最焦头烂额的时期——总算又可以挺过一期了！

    这是编辑部内的一个典型场景：即如果一个记者已经在编辑部建立起了良好的职业信誉，那么他所写的东西，编辑根本不会去做什么“类型题材”上的取舍。通常只会先验地相信其中必有新闻价值（这里特指一般、普遍新闻要素）。

    就我本人而言，说来惭愧，尽管沂蒙山为老根据地耳熟能详，但我从来都没搞清楚过这座“山”的确切位置。对沂蒙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及至写本文时才想起有必要打开地图看一下。结果令我大为赧颜，原来沂蒙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山东中部西起泰山、东至沂山；北起鲁山，南至蒙山，地理上称为鲁中南低山丘陵的一大片地区。压根儿就没有一座“沂蒙山”。

    我与Ｌ的个人经历是如此不同，再加上我对沂蒙如此的无知，按照Ｌ的思维逻辑，因为我当过知青，住过四合院，而“胡同离报社直线距离较沂蒙山近得多”才对“粪桶” 之类的题材感兴趣， 这时岂不是一听“沂蒙”二字就笃定会枪毙它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对编辑来说，什么地方、什么题材的稿件基本构不成取舍标准，只有在某一方面的事已报得够多的情况下，“类型”才会影响编辑。

    对一个成熟的、够格的编辑来说，稿件评判的第一标准是审核新闻价值——由普遍意义、共同兴趣、反常、变动、剧烈程度、潜信息隐含、影响人群的广度及深度、实际效用、发生地和时间以及发表后的政治风险程度如何等等复杂要素集合而成。一篇稿子通常至少要具备其中一至两个才会被采用。

    取舍稿件的第二标准是价值表达的完美程度——由客观、明晰、简洁、易懂、平衡、新颖、必要背景、人情味儿等等要素构成。这将由稿件长短和新闻类别来决定。通常长新闻比短新闻、非事件性新闻比事件性新闻的写作要求要高，甚至高很多。

    也许最后，作为一个相当次要的因素，编辑自己的个人喜恶会有限地起作用。这通常只体现在稿件刊发的时间和版面安排上，尚不至于有眼无珠地无理枪毙掉什么。

    事实上，就本报现状而言，因为版面骤然增加很多，记者却在减少，所以现在大体是记者写来什么编辑部就发什么，还有哪个编辑有许多待发稿放在那儿，特别有时间和兴趣和记者来回切磋的？这种“锅里有食”就行的状态，对一家大报编辑、记者职业素质的提高，是有害无益的。但目前毫无办法，只能将就。

    现在闪回，把刚才的故事再讲下去——

    我刚刚读了“六记”中的两篇就已经作出判断：太遗憾了，这不适于在《冰点》上发表。因为《冰点》是整块文章，如果开头的一千字不能使人产生“阅读惯性”、“阅读悬念”，就通篇都完蛋了。为了验证感觉，我未加评议让建伟再看。他看完两篇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这是在说什么？”我于是又看第二遍。隐隐约约感到点什么，但又不能肯定。一时大为窘迫，因为这是我“打劫”来的。此时又该以什么理由奉还？

    正在这时，谢湘的电话上来了，说是小梁（梁长春，时任新闻中心副主任）闻讯来找Ｌ的稿子，听说被《冰点》打劫，大为光火，“这是我们约来的，怎么让冰点拿走？”我们闻此话大松了一口气，让谢湘赶紧奉还小梁。


    这又很有趣——不幸梁长春也是城市背景，军人出身。按Ｌ之思维，也不应当对沂蒙山有什么兴趣，偏偏他也如此快捷地杀了过来。看来农村题材对他这个成熟编辑来说，亦丝毫没有距北京的远近之分。

    更有趣的是，我原以为既然是约来的，当飞快在一二版陆续见报。隔了两日却不见动静。后来长春见到我说：“Ｌ不知怎么搞的，这东西写得不明不白，不是我们要的。”我方知在他这儿也碰上了问题。

    后来跃刚告我他动手编了一次，删掉其中一篇。还没发。又有一天中午吃饭，志春问我，“Ｌ的稿子你看过？什么意见？”原来又让志春定夺去了。再后来听说又送老徐（徐祝庆，本报总编辑）亲自看过，还没发。最后退回记者部去。

    Ｌ为此稿申诉的信到达之后，我专门问了一下老徐，究竟是什么看法。老徐想了一下，叹口气：“唉，怪里怪气的。”（笑）

    至此为止，“沂蒙六记”终于到了终点，历经我、建伟、长春、跃刚、志春和老徐。我不知道还有哪位记者的稿子受到过如此隆重的认真对待。如果我是Ｌ，定会感到“虽败犹荣”，值了！但Ｌ毕竟是Ｌ，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写来这么长一篇颇为动情的“申诉”。

    我之所以把“沂蒙”旅行记的过程写得这么详细，是因为它罕见地经过了每一道“生杀关口”，而最后经手编辑的感受大体一致。

    也就是说，尽管还没有什么成文的小册子，但编辑部内由种种因素综合而成的评判稿件的标准，实际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接近的共同标准。这种“标准感”不可能在大学里学到，只能在实际操作中经过三至五年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本人悟性还得达标。

    我今天又读了一遍“沂蒙六记”。以我看来，在目前本报用稿无暇精选、相当“浑沌”的状态下，Ｌ这组稿子经过改写还是可以登的。我甚至认为原样登出去也未尝不可，只是距新闻精品之远不可以道里计罢了。不过现在也不错，我已郑重把这组稿子推荐给本报青年编辑记者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届时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出笼。这就会成为本报的共同财富。

    写到这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还是在围绕着一篇稿子讨论取舍。其实问题根本不在谁的某一篇稿件怎么样。以中国青年报之大，以每日需刊发的新闻之多，以本报向来珍视编辑记者个人创造性的传统之深，少数记者个别一点又何足论哉！不要说一个Ｌ，就是再有三个Ｌ也不会显山露水。一家大报的胸怀,完全能够也应该容纳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问题的实质在于：Ｌ并不准备就稿件论稿件，而是毫不犹豫地把本来只属于一组稿件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强行提升、扩展到整个新闻业的价值观层面来讨论——请看看他这封信的标题：“怎样？到底怎样？——关于一组稿子，关于记者，关于新闻。”于是，技术问题开始从属于理论：如果Ｌ信中所阐述的新闻观得以默认，那就是在报社内确立了一个新的新闻取舍标准。逻辑的三段论就要发生作用了。（这组稿件的主要缺陷，在于主题与材料之间游离。Ｌ在信中说明了主题何在，但他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对材料的组合，远不能鲜明、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得猜半天。）

    尽管我们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是应该回应，即便是不够完整、不够深刻、不能字斟句酌、无从顾及文章结构也罢。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原本属于可以宽容的仅属于Ｌ个人的新闻实践和新闻观，将会带着一轮近乎悲壮的光环在无形中蔓延。只要估计一下前景就不难明白：如果我们这张全国性大报，大量刊登各地记者写来的隐去人名、地名的故事；刊登只有某一省、某一地区、某一县甚至某个村儿的人“一看就能猜出是谁”、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报道，那会怎么样？——那么本报就成了一座喜好在一张张桌子旁交头结耳、窃窃私语然后心领神会的人们聚会的大茶馆儿！

    因此——申明职业标准是实际存在的；这个标准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必须遵守；个人经历和体验与标准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是极其必要的。我希望我已尽力讲清了这个问题。


    关于“共同阅读兴趣”的观察，Ｌ并没有全错，不容否认，的确存在“一部分人从来不看某一类报道”的情况。但这仍需要从全国性报纸的地位和功能出发去分析。

    一般而言，决定受众新闻阅读兴趣的要素，大体有三个：一、阅读者受教育的程度。二、居住地。三、职业所需信息量。

    毫无疑问，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居住在中心城市的、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远比文化程度较低、居住在农村和边远地区、从事简单劳动的人，阅读兴趣要深广得多。这既是生存环境所迫，发展自身所需，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较高的文化水准，将使人产生悬浮于实际生存所需之上的许多“形而上”的兴趣。这种“形而上”的兴趣的标志为，人们不再功利地只关注自己眼皮下面的、可触可及的人和事物，相反，越是离他远、越是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他反倒可能越有兴趣。一个随手拈来的例子是：不管首都各大报纸如何改进新闻的制作，报道国际新闻的《参考消息》却稳坐钓鱼台，发行量似乎永远高踞全国所有类型报纸的首位——连家家必备的《电视节目报》也赶不上它。而普遍兴趣的存在，是一切“文摘”类报刊生存的前提条件。

    另外，随着信息业电子手段的日新月异，这个地球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人们开始叫它“地球村”。各个不同国家的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们早已开始认识到：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存状态根本与己无关。最近，超级大国美国，与东亚边缘绿豆大点的北朝鲜关于核设施的谈判，始终成为国际要闻之一。这是为什么？因为如果北朝鲜掌握了核武器技术又开始制造核弹时，整个国际和平的均势就要被打破了。再比如说，在海湾战争期间，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首都多家电台每次新闻的头条均系这场战争的最新报道；北京一家电台更是24小时不间断地滚动播放战争动态；街头上那些日子为先睹为快买晚报的人罕见地排起了长队。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潜意识里暗忖：如果这场战争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会怎么样？中国军队能打赢吗？

    以上是从对抗的角度看。事实上，人类合作的趋势才是越来越强。在古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也。现在却不行了。贸易、生态、环境保护、饥荒、难民、资源开发和利用，等等，等等，像一根根锁链一样把世界各国人民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各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交流的空前规模，确确实实导致了这样一幅生动的图景：“一个在荷兰侨居的南斯拉夫工人，在一家用英国贷款、西德的技术和用澳大利亚矿石炼出来的卢森堡钢铁作原料的工厂里，生产销售到非洲和东南亚的机床，领到工资以后，在一家西班牙餐馆里喝俄罗斯的伏特加酒，吃法国的牛排和意大利的通心粉，回到家后再从日本的电视机里看美国卫星转播的正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里上演的中国杂技。”这种情景早已不是痴人说梦了！

    人类也早已认识到，尽管芸芸几十亿众生都生活在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度里，自然环境、生活状态、贫富程度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但人类的心灵却是息息相通的。

    举几个离我们近一点的例子来说吧。去年本报曾以图片新闻方式报道了贵州某地人民因污染而生的一种大骨节畸形病。其后不久，香港市民即开始为救治当地患者募捐，短短的时间内就募集了一百四十万港元（惜乎那个省的父母官认为这丢了他们的面子，竟然拒收。气煞人）。“希望工程”的诞生亦是如此，看到那么多穷苦的农村儿童上不了学，有多少城市居民为之泪下，慷慨解囊相助。在这次《冰点》读者调查中，众多的农村读者在来信中，都提到是看了“粪桶”一文后为之深深感动，才喜欢上这个专题版的。自然，他们也喜欢“哪儿是我的家”、“202路有轨电车”，甚至“洋浦承诺”！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先验地以“某部分人从来就不看这类报道”为由来囿闭我们的视野和选题范围。我相信，只要采访功夫下到，表现到位，一个看似与“某部分人”毫无关系的题材，也同样能引起广泛的共同兴趣，而不论它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


    不少读者在来信中，都从不同角度对《冰点》短短三个月的实践给予了远比我们自己高明的评论：“你们是在反映普通人不普通的命运”；“你们抓的是小人物、大问题”；“世界是由平凡构成的。你们赢得了平凡，就赢得了世界”。
    信哉斯言！以炒作为能事的街头小报们，常常使本来不平凡的新闻变得俗滥不堪；而大报的使命，的确是有责任在平凡之中发现非凡之处。因为两类报纸的职业规范完全不同！
    好了，这个边鼓敲的时间不短了。打住。

    下面的问题是，关于新闻是否能够“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

    Ｌ在信中说：“我的一位邻居、作家张炜说，他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我想，新闻如果关注人民生存状态的话，位居沂蒙山区深处的轿车山村和北京王府井，就是完全等值的；轿车山村的小土地庙和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是完全等值的。”

    从这个带有些哲学味道的观点出发，Ｌ就“沂蒙六记”这组稿子问道：“我们能够知道政治标语已刷到了崎岖难行的轿车山顶、知道这些标语对于居住在山顶上的人民意味着什么吗？能够知道他们修复了‘姜太公在此’的石碑、知道石碑在他们生活中的影响吗？能够知道他们怎样看待山外的世界、知道山外世界的变化与他们生活的关联程度吗？如果不知道，那么我们把它报道出来，到底算不算是新闻呢？”

    如果不是新闻行家，又没看过Ｌ的原稿，无疑会被这些理直气壮的问题问倒，觉得自己理亏。然而，只要看一下原稿就会明白，Ｌ提出的这些问题，虽然显而易见是重要的新闻主题，但这些主题在他的稿子中却并没有得到表现或表现得很不像样子。表现必须“记录”，而“记录”却不一定就是表现。譬如，“姜太公石碑”一事，Ｌ在稿子中只提了一下立的时间和修复的时间，其它连一个字都没有（标语一事亦如是）。也许Ｌ本人从这两个时间里领悟到了无限多的深刻内涵。但切莫忘了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而新闻工作者的大部分工作乃至技巧，都在于把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事实放在必要的背景里，将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说明了什么，发展下去会怎么样等等，解释给其他地方的人们听，让人们一看就懂，而不是去猜测或“体会”（看新闻毕竟不是在读小说）。如果Ｌ在这篇东西里把这块碑为什么会立在这里，为什么会被砸了，为什么、又由何人修复，以及以这块碑为符号的传统心理和行为在当地农民生活中的种种作用详细道来，对其他地区或城市人民来说，就会产生很强的共同阅读兴趣。在技术上，这叫作“材料必须充分说明主题”。这一点可以另文详述——“当思想不明确时，材料的意义也就变得模糊了”。

    我感到兴趣的，恰恰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而是Ｌ又一次将“个别”提升到“一般”的那个准哲学问题——新闻能否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

    乍一看，这个看法具有道义上的悲壮色彩，何况又出于大腕作家张炜之口，更增加了其作为论据的力度。

    但是，这在讨论上却“犯了规” ——在逻辑上有个定理， 叫“异类不比”。同样地，我们在讨论新闻问题时，文学创作的逻辑与出发点亦不能采用——这叫做“偷换概念”。

    我从来不读大学里那些从未搞过新闻的人编撰出来的“新闻理论”，那往往是一派胡言。但我仔细研究过所有能见到的中外新闻史。可以肯定地说，新闻从它以大众媒介的形式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存在“平等地看待每一块地皮”这个概念。“社会平等”这个理想，从来就不曾在新闻这个领域中实现过。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是这样呢？没有办法，这是新闻诞生时的“基因”所决定的。试想任何地方、任何阶层的人们的任何生活常态，如果都可以因记者一“记录”便成为新闻的话，新闻便已不存在了。

    新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反常、离奇、有用、有趣、预警、普遍关注等等要素的面孔出现，唯独没有“平等”。在新闻数百年的发展史上，逐渐出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要素——使新闻界认为重要的某种事物在公众心目中也重要起来（哪怕对很多人并不具有近距离的、倚马可待的重要性），可还是没有发展出“平等”来。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