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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5-21页。
作者简介：宋杰，1952年1月生，北京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师从宁可教授获得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1991年任副教授，1997年任教授，2002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在校内先后开设《中国古代史》、《秦汉经济史》、《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国古代货币史》、《历史研究法》、《史学写作练习》、《史学方法论》《古代社会发展史》、《先秦史》等必修、选修课程。
已发表个人学术著作五部，其中《﹤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一书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秦战略地理研究》获得北京市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获得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九章算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价值》刊载于美国著名年鉴刊物《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另有与他人协编的历史教材、工具书及学术专著多部。

摘要: 刘备、关羽统治下的江陵是蜀汉西征北伐的后方基地，又是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主将驻节之所。凭借附近财赋人力的支持，刘备集团在出征益州和襄樊的战役中获得过巨大胜利。孙权袭取荆州后，在“限江自保”的战略指导下后撤北部防线，移民江南，并将战区军队主力和都督治所迁往南岸的乐乡，使江陵成为孤悬江北的军事堡垒，防御态势相当被动，再未给曹魏、西晋造成严重威胁，其战略地位显著下降。
关键词: 江陵; 西陵; 襄阳; 刘备; 关羽; 孙权

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先后为蜀汉、孙吴抵御曹魏的军事重镇。顾祖禹曾说该地:“自三国以来，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又称它是兵家尽力攻夺的要冲，“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1]。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等因素来分析，江陵位于江汉平原的中心地段，土沃水丰，物产富饶;又是南北交通干线“荆襄道”与长江航道汇合之处，水陆辐辏，便于交通和商业发展，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汉末战乱爆发后，争雄天下的诸强都想夺取这块要地，以便让自己在割据混战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征荆州，刘备携民众撤往江陵，企图凭借当地的财富进行抵抗，但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战机。“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2]。曹操占领江陵之后，遂即出榜安民，对臣下大行封赏。“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3]。江陵的陷落实际上宣告了曹操此次荆州战役的胜利结束。
赤壁战败后曹操北归，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对抗周瑜率领的孙刘联军。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终因损失惨重而被迫撤离。此后至太康元年（ 280）西晋统一天下，江陵虽然经历过吴、蜀两度易手（刘备借荆州和吕蒙袭取南郡），但是从三国南北对峙的政治地理格局来看，这一地区始终归属南方政权，与北据中原的曹魏、西晋为敌。不过，若是仔细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在蜀汉和孙吴控制期间，江陵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显著区别的。前一个阶段，江陵是蜀汉西征与北伐的后方基地，又是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为其主帅旌节所驻之处，凭借附近地域人力财赋的支持，刘备和关羽先后在益州和襄樊获得过巨大胜利，并给曹魏一方带来了沉重压迫。后一个阶段，自孙权袭破关羽，占据荆州，即在这一地区转为守势。黄初三、四年（222～223）魏军围攻江陵之后，孙吴迁徙民众于南岸，仅留偏将率少数军队把守，致使该城变成了孤悬江北的前线要塞，从此南郡方向再也没有给曹魏及西晋造成过实质性的威胁。下文即对此分别予以详述。
[1]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52页。
[2] (晋)陈寿:《三国志》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8页。
[3]《三国志》卷1，第30页。

一、“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后方基地———周瑜、刘备、关羽治下的江陵（一）周瑜驻节江陵与其战略谋划
孙刘联军占领荆州之后，孙权任命主帅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其他作战方向的部署为:“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1]刘备则被安排在相对穷僻的长江南岸，对于位置重要且物产富庶的北岸江陵地区，则根本不想让其染指。据史籍所载，周瑜设想的战略计划是以江陵为前进基地，先入四川消灭势力孱弱的军阀刘璋，再乘势北取汉中，然后凭借秦岭山区的险要地势采取防守，将主力集中在荆州攻夺襄樊，以取得北蔽江陵和进兵中原的门户，这一方案获得了孙权的首肯。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在周瑜心目之中，刘备是孙权争夺天下的潜在威胁，必须严加防范。他曾上书说:“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2]所以在其西进北征的作战计划中，是不准备对刘备委以重用的，他甚至劝孙权乘接见时将其软禁起来。不过，孙权认为此举会削弱反曹阵营的力量，又将使自己有嫉贤妒能的恶名，所以没有接受。周瑜给自己的战略谋划命名为“规定巴蜀，次取襄阳”[3]。从当时形势来看，实现此项方案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吴军在赤壁和南郡之战中接连告捷，士气旺盛，在夺取要地夷陵之后，镇守峡口的刘璋部属袭肃即来归顺，从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胡三省评论道:“先取夷陵，则与益州为邻，故袭肃举军以降。”[4]刘璋、张鲁部下兵将的战斗力也远逊于周瑜统辖的吴师，恐怕难以抵挡。曹操西有关中的马超、韩遂为患，无法直接出师与孙吴争夺汉中、巴蜀。刘备当时势力较弱，尚需倚仗孙权壮大羽翼，还不能为此事与其反目争斗;而且他的兵众被隔在江南，即便想阻拦吴师入川也是有心无力。周瑜认为自己很有把握取胜，在给孙权的书笺中说此行是“凭赖威灵，谓若在握”[5]。他曾亲自赴京（今江苏镇江市）请命出征，获准后立即动身返回驻地筹备入蜀作战，但在途中患病而猝亡于巴丘。这一突发事件致使孙吴西取益州的战略计划宣告夭折。
就上述史实来看，孙吴攻占南郡之后，即对该地给予特殊的重视。战区主帅周瑜和军队主力就驻扎在江陵，他还担任南郡太守，身兼军事、行政两方面要职。周瑜不仅制订了以江陵为后方基地西征北进的作战规划，而且对同床异梦的合作者刘备着意防范，将其势力排斥出江北要地，由此可以窥见南郡在孙吴决策集团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可惜周瑜英年早逝，未能实现其雄才伟略。
（二）刘备对荆州北部的谋取与治理
蜀汉统治江陵地区的时间，起于建安十五年（210）刘备“借荆州”。周瑜在当年突然病故，打乱了孙吴预定的作战部署。继任的主帅鲁肃擅长外交与策划，但缺乏统率大军作战的韬略与胆魄，守成有余，进取则不足，他和接任南郡太守的老将程普都难以担当入蜀作战的指挥任务。另外，此时的军事形势亦发生了一些变化，引起了孙权的担忧。曹操出兵关中打败马超、韩遂，巩固了自己的后方，并积极准备“四越巢湖”，计划从寿春、合肥、濡须一线的水路进兵江南，直逼孙权的江东根据地。在此前一年的七月，曹操曾亲率水军至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6]。留张辽、李典等领兵驻守。此项军事行动可以视为两年后曹军经合肥大举入侵的预演和筹备，给孙吴方面造成严重的威胁。孙权的全部兵力约有十万左右[7]，而长江上下数千里防线漫长，必然导致驻军数量的分散，若要集中力量到东线来抵抗曹操主力的进犯，荆州江北的兵力即将明显削弱，恐难完成防御的重任。再者，刘表治理荆州期间曾与孙吴长年交兵，存在很深的历史积怨，而刘备又颇具人望，当地吏民显然更愿意接受他的统治，所以多有归顺。鲁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局面，因此建议把南郡等地借予刘备，最终得到了孙权的采纳。荆州移交之后，当地吴军调到云梦泽以东的江夏郡。如鲁肃接任主将职务，“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8]。《三国志·吴书·程普传》曰:“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权分荆州与刘备，普复还领江夏，迁荡寇将军。”此举对三国政坛颇有震动，“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9]。
借得荆州之后，刘备将自己两员心腹勇将关羽、张飞派驻到江陵地区，以应付来自襄阳方向的曹军进攻。《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同书同卷《张飞传》曰:“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靠近三峡峡口的夷陵地区，则委任向朗出任军政长官。向朗是襄阳宜城人，“荆州牧刘表以为临沮长。表卒，归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10]。按临沮县邻近夷陵，向朗熟悉当地情况，又在刘备危困之际前来投奔，说明政治上相当可靠，所以被委此重任。但是刘备仍然驻扎在江南的公安，这是因为吴军撤走后南郡地区兵力锐减，为了安全起见，他还不敢将荆州牧治所迁回到北岸的江陵。此后孙权又企图联刘伐蜀，结果遭到拒绝。刘备阻止孙瑜率领的吴军过境，并再次调整了兵将部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孙）瑜还”[11]。值得注意的是，股肱能臣诸葛亮安置在江陵来辅佐关羽。刘备占据荆州南部时，曾派诸葛亮在当地治民理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曰:“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整其赋税，以充军实。”注引《零陵先贤传》云:“亮时住临烝。”临烝县治今湖南衡阳市，汉时属长沙郡。
赤壁战后，江陵地区经历了长达岁余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摧残。如当时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12]此语主要是针对江北的南郡等地而发，因为南岸诸郡并未受到兵灾的严重破坏。刘备“借荆州”后委任诸葛亮赴南郡主持政务，是为了发挥其“理民之干，优于将略”[13]的长处，尽快使江陵地区休养生息，医好战争的创伤。同时也使关羽能够专治军事，避开陌生的民政庶务，扬其长而避其短。任命二人分管江北的军政要务，可谓相得益彰。刘备在建安十六年（211）接受刘璋的邀请入川助战，又将整个荆州地区的统治权力移交给诸葛亮和关羽。“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14]。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98－2099页。
[2]《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3]《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4]《资治通鉴》卷65，第2094页。
[5]《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6]《三国志》卷1，第32页。
[7]《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8]《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9]《三国志》卷54，第1271页。
[10]《三国志》卷41，第1010 页。
[11]《三国志》卷32，第880页。
[12]《三国志》卷37，第955页。
[13]《三国志》卷35，第930页。
[14]《三国志》卷32，第881页。

赤壁之战后，江夏郡由魏、吴两家分据。曹魏江夏郡有石阳、安陆、云杜、南新市、竟陵、鄳、平春七县。[1]南郡东邻江夏，往往以汉水为界，青泥、寻口、荆城均濒临汉江，故为双方疆场争夺相拒之地。关羽统治荆州时，需要在江北面对襄樊、江夏两个方向的强敌。就前引《三国志》乐进、文聘两传的记载而言，似乎蜀汉在交战中处于劣势，且屡有败绩;但这毕竟只是曹魏史家的一面之词。从史书的其他记载来看，从诸葛亮入川到关羽北征襄樊的数年之间，荆州战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试述其详如下:
（1）曹魏荆州战区主将驻所的北移。如前所述，建安十四年（209）冬曹仁撤回中原后，由原守襄阳的乐进主持这一战略方向的军务，与关羽等作战。“留屯襄阳，击关羽、苏非等，皆走之”[2]。至建安十七年（212）冬，曹操大军经合肥至濡须南征孙权，乐进被调离荆州，随同作战，后与张辽、李典留驻合肥。在襄阳接替乐进主将职务者，据历史记载为曹仁。他随曹操西征关中后，再次出任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3]。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仁曾离任参加南越巢湖之役，战事结束后。曹仁又回到荆州复职，仍然驻扎在樊城。后年（219）关羽进攻襄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樊）城，城不没者数板”[4]。这里反映出的问题是，曹仁为什么没有屯据襄阳，而是坚持将驻所设在汉江以北的樊城呢?这显然是由于作战计划的需要。此时南边关羽的势力强盛，威胁严重，导致曹仁不敢像乐进那样据守襄阳。因为襄阳在汉江以南，容易形成背水作战的被动局面，一旦战局不利难以向后方迅速撤离。而主将及军队驻在樊城则有汉水阻隔南来的劲敌，相对要安全得多。曹魏荆州战区长官驻所的北移，表明该地的战局发生了逆转，蜀魏双方攻守形势转换，关羽的军事力量超过了对手，其背后反映出的是蜀汉荆州综合实力的明显增强。
（2）曹魏对襄阳以南地区和汉江航道的失控。襄樊之役，蜀汉军队顺利北上，直抵敌巢，进军沿途没有受到曹魏兵马的抵抗。另外，关羽能够分兵进攻，渡江接敌。“羽围（曹）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5]。上述情况首先说明自江陵北进的荆襄道畅通无阻，曹魏并未在襄阳以南的宜城、旌阳等地设防，所以才任由关羽军队进抵襄阳，渡过汉水围攻樊城。其次，在此番战斗中，蜀汉的水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关羽全歼于禁的“七军”，主要是用战船部队。“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6]，“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庞）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吏士皆降”[7]。他在胜利之后进攻樊城，也是以水军为主。“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8]。这支规模庞大的水师能够自江陵开赴樊城前线，走的是经扬水入汉水北上的河道。看来，原来沿途津渡屯戍的魏军已经不见踪影，曹仁也再没有力量于寻口、汉津、荆城等地截击蜀汉的船队，汉江上下数百里水道此时均在关羽的掌控之中。
（3）乐进调离荆州后被降职使用。关于曹操撤换荆州主将的调动原因，此前未曾引起史家的关注，文献也缺乏明确的记载。如果仔细分析某些历史线索，则会发现乐进的离任很有可能与当地战事的进展情况具有密切联系。三国的有关史实反映，曹魏（及后来的西晋）对待边镇守将的人选相当慎重，如果胜任职务而且战绩突出，往往是继续留任，通常不会轻易撤换。例如张辽、满宠之守合肥，郭淮屯驻陇右，司马懿、羊祜镇荆州。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留任的守将熟悉当地战况，屡有胜绩则使敌人畏惧，故有利于边陲形势的稳定。除非是其他地区战况紧迫，需要调动他去救急;或是年老体衰后回朝退休致仕。而乐进调往东线后留驻合肥，明显是降职使用。他原来统领一州军务，负责重要的战区，帐下军队应有数万。而据《三国志·魏书·张辽传》的记载:“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其兵力总共不过数千，乐进还是担任副职，要接受张辽的指挥。另外，曹操曾为合肥守军留下作战指令。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攻合肥，诸将“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张辽等人依计出战，挫败敌兵。看来曹操认为乐进不擅野战，故命令其留守城池，这很可能是与他前一阶段在荆州作战的表现不佳有关。综上所述，乐进调离荆州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他作战失败，致使当地战局发生扭转的缘故。由于《三国志》魏国人物列传撰写是根据曹魏一方史书的记载，其政治倾向又是尊魏抑蜀，所以对乐进及曹仁在荆州的不利战况或有所隐讳。如陈寿所言:“乐进以骁果显名，而鉴其行事，未副所闻。”[9]
尽管《三国志》等史籍缺少对诸葛亮、关羽统治荆州时期当地经济发展与战事推衍的记载，但是从襄樊之役前期的军事形势与关羽大胜、威震华夏的局面来看，蜀汉此阶段对荆州的治理相当成功，故能由弱转强，改变了这一战区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并且控制了襄阳以南的地域与汉水航道，获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孙吴大鸿胪张俨评论当时战局曰:“羽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10]综上所述，蜀汉统治荆州的后期，江陵附近区域曾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元气，先后为诸葛亮、张飞的入川和关羽的北攻襄樊提供了充足的兵员粮饷，成为其后方基地和荆州战区的指挥中心。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设想与周瑜生前“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作战计划，刘备集团正在努力实现，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四川和汉中都被其占领，关羽将战线向前推进到襄阳，并在樊城消灭了曹魏精锐的“七军”。江陵地区对三国战争所发生的重要影响，此时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1]《三国地理志》，第172－ 174页。
[2]《三国志》卷17，第521页。
[3]《三国志》卷9，第275页。
[4]《三国志》卷9，第276页。
[5]《三国志》卷17，第529页。
[6]《三国志》卷47，第1120页。
[7]《三国志》卷18，第546页。
[8]《三国志》卷9，第276页。
[9]《三国志》卷17，第531页。
[10]《三国志》卷35，第9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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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郡移民江南与北边防线的后撤
如前所述，蜀汉荆州最为富庶的区域是南郡的江北部分，江陵则凭借位居交通枢要而成为军事、行政和经济中心。但是黄初三、四年（222~223）曹魏对朱然镇守的江陵围攻长达半载，战事极为惨烈，给当地经济带来沉重的破坏，生灵涂炭，田野荒芜。加上当地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1]。迫于北方的严重军事威胁与生活环境之艰难，江陵附近的劫余百姓纷纷迁移到南岸。《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提到此战之后，“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刘宋何承天《安边论》追述道:“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2]何氏之言，反映了南郡江北地区的居民除了自发逃难离境之外，还受到了孙吴政权有组织的迁徙，被转移到南岸去居住。
孙吴在荆州移民江南之后，实际上放弃了对江陵以北地区的统治和防务。如前所述，江陵以北的临沮、旌阳二县原是蜀汉辖区，荆州易主后归属孙吴，但是此后却转而入魏了。《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景初元年（237）十二月，“丁巳，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宜城、邔县两地在襄阳之南，相距约有百里。前文已述，旍阳即旌阳，临沮系关羽败亡之地，当时被孙吴所控制。谢钟英认为，临沮、旍阳两地应是在黄初三、四年江陵围城之役后属魏。“又考魏始立襄阳郡，盖无临沮、旍阳。故《吴志》朱然、潘璋等传皆云到临沮禽关云长。盖自云长败后南郡复入吴，二县或此时隶魏也”[3]。此战之后，曹魏荆州边境向南延伸，距离江陵仅有一二百里，而该城附近亦少有民居，因此变成了孤悬于江北岸边的一座前线要塞。从历史记载来看，此后孙吴南郡的对魏防御策略与关羽统治时期不同，在江陵外围阻击北方来敌主要是靠水力而非兵力;即尽量利用当地水网交织和地势低平的自然条件，筑堰蓄水，待敌军逼近时放水淹没道路，借以阻止或迟缓其兵临城下。例如嘉平二年（250）曹魏进攻南郡，“（王）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4]。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75此事曰:“絙，居登翻，大索也。吴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为桥以渡水。”又西晋泰始八年（272）羊祜攻江陵，“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诸将皆惑，屡谏不听。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5]。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79此事曰:“堰，于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柜，引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弥漫数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按曹魏黄初三年（222）、嘉平二年（250）、泰始八年（272）、西晋太康元年（280）总共四次兵进江陵，孙吴方面都没有出动军队到当阳、临沮等外围地带进行阻击，这些都是南郡北边防线内撤，采取临江防守的策略所致。
在此阶段，曹魏荆州主将驻扎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襄阳、樊城也成为边界要塞，戍守兵力不多。例如正始二年（241），“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胡）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6]。所以此时曹魏襄阳南部都尉所辖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也少有百姓居住，故大部分属于军事巡逻警戒防区，而并非普通郡县。如何承天所言:“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7]由于魏吴双方都在这一地区收缩兵力，后退防线，所以襄阳至江陵的中间地带平日并无重兵把守，只有少数部队各自在边境巡逻警戒。从历史记载来看，魏吴两国若是出动大军进攻对方，无论是水旱道路，沿途都不会受到激烈的阻击，和关羽治荆州时与魏军在临沮、旌阳、寻口、青泥等地激战的情况大不相同。石泉先生注意到这一时期的此种现象，他列举黄初三、四年曹真、夏侯尚等进围江陵，黄初七年诸葛瑾、张霸等攻襄阳，正始二年朱然攻襄樊，嘉平二年王昶攻江陵，太康元年杜预克江陵等战例，总结道:“这些战役无例外地都是:进攻的一方迅即到达对方城下，而防守的一方，无论是守江陵还是守襄阳，都是据城自固，待敌来攻，然后反击，从无像唐宋以后那样扼荆门之险以阻敌之事。”[8]这表明黄初年间江陵之役以后，魏吴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固守荆襄之间的接壤地带，所以在该地采取了收缩防线、伺机突袭的相同战略。
[1]《三国志》卷2，第83页。
[2] (梁) 沈约: 《宋书》卷64，第1707页。
[3]洪亮吉、谢钟英: 《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 《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487 页。
[4]《三国志》卷27，第749 页。
[5]《三国志》卷58，第1356 页。
[6]《三国志》卷27，第742 页。
[7] (梁) 沈约: 《宋书》卷64，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1707 页。
[8]石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448 页。

（三）南郡战区主将与军队主力移驻南岸的乐乡
战区主将平时的驻地，也就是指挥中心和军队主力的屯据之处，不能距离边境太近，否则容易遭到敌人袭击而蒙受意外的损失。由于南郡北边防线的后撤，江陵成为临敌的前线要塞，因此孙吴方面不能再以该城作为后方基地，故将南郡地区军事长官的治所也迁移到了南岸。主持南郡及江陵军务的将领初为朱然，他从建安二十四年（219）就职后，在任近三十载，直到孙吴赤乌十二年（249）三月去世。在经历了黄初年间的江陵围城之役以后，他的驻地移到了长江南岸的乐乡（今湖北松滋县东北），其军职即变为乐乡都督，并在当地筑城以便屯兵。《水经注》卷35《江水》云:“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吴陆抗所筑，后王濬攻之，获吴水军督陆景于此渚也。”杨守敬则指出乐乡城始筑的时代要更早。“《通典》亦云，乐乡城即抗所筑。然吴朱绩已为乐乡督，抗盖改筑耳”[1]。孙吴先后有朱然、施绩父子和陆抗，孙歆出任乐乡都督。严耕望先生指出:“按乐乡都督始于朱然。”他列举《三国志·吴书·朱然附绩传》的记载:“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认为“吴之督将例皆世袭。据此绩继然为乐乡督，而江陵实无督，《然传》所谓‘镇江陵’者，以乐乡在江陵对江不远，屯乐乡，即以镇江陵也”。[2]严先生此说甚是，但略有微瑕。《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曰:“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是言其接替吕蒙职务之际，当时他确在江陵。后随陆逊拒蜀军于夷陵，黄初三年闰六月战后返回江陵驻地，故九月曹魏大军围攻时朱然已在城内应敌，把都督驻地移到乐乡应是在此役之后。另外，江陵仍有督将镇守，史载有张咸、伍延等，受乐乡都督管辖。从史书记载来看，江陵遭到魏军攻击时，是由乐乡都督作出应敌部署，并派遣兵将援助。例如嘉平二年魏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即由施绩领兵督将前来救援。《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曰:“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弩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追斩数百级。”虽然施绩本传载其“拜平魏将军，乐乡督”。但是前引《王昶传》称其为“大将”，即大督、都督，这是因为他主持南郡地区军事，驻守乐乡对岸的江陵督亦在其麾下，故实为都督职务。
又西晋泰始八年（272）歩阐据西陵叛降，乐乡都督陆抗率众前往平叛。并阻击晋将羊祜、杨肇的援军。《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记载其应敌举措，江陵督张咸亦听从其调遣。“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浮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使咸亟破之”。又杨肇援兵至西陵后，“抗令张咸，固守其城;公河蟹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琬拒胤。身率三军，凭围对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之役，杜预在进攻江陵前夕曾派遣属少数精锐部队督将袭扰其后方，“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3]这也反映了乐乡都督和江陵督上下级之间通报敌情的公文来往。
综上所述，自朱然、施绩至陆抗、孙歆出镇乐乡时，均将主要兵力集结在主将治所所在的乐乡城。敌人来攻江陵时，守军据城抵抗，乐乡都督在外发兵援助，并给江陵守将下达各种作战指令，其从属关系由此可见。乐乡都督麾下的兵力即南郡战区的军队主力，也是在各地守城人马之外的一支机动部队。据史籍所载，孙吴后期乐乡都督直辖的驻军约有三万余人。如歩阐之叛，江陵守军留城迎敌，陆抗率领前赴西陵的军队就是屯驻乐乡的全部主力。晋将羊祜解围失败后，遭到朝廷官员的弹劾。“有司奏:‘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4]

（四）公安督将与军队直属朝廷
与关羽董督荆州的情况相比，孙吴的乐乡都督只管南郡一郡军务，其战区的辖境减少了许多，而且不过问民政，其主将的职权明显缩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南郡战区的公安县设有督将，孙吴任公安督者，《三国志》记载有诸葛瑾、诸葛融父子和孙遵、钟离牧。但是在较长时间内，公安督与其统率的军队却是直属朝廷，不受乐乡都督的指挥。如前所述，孙权取荆州后任命诸葛瑾领兵驻守公安。夷陵战后，诸葛瑾的职衔有所提升。“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1]。次年曹魏围攻江陵时，诸葛瑾曾屡次出兵援助。据文献记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手下的人马不少。史载:“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2]但是其人性情迂缓，用兵非所擅长，因此战绩欠佳。只是由于他颇受朝廷信任，所以被委以长期统率重兵、驻守要镇的权力。孙权曾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3]
其二，诸葛瑾率领的公安驻军直接听从孙权的指挥，并非接受南郡战区主将朱然的调遣。例如黄初三、四年江陵之役，“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4]。黄初七年（226）八月:“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5]其岁曹丕去世，孙权乘机进攻江夏，诸葛瑾是接受其命令出兵予以策应。青龙二年（234），孙权与诸葛亮约定共同出兵伐魏。“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6]。从《三国志·吴书·陆逊传》的记载来看，此役诸葛瑾领兵乘船沿江至沔口，与陆逊会师后驶入汉水，溯流而朝襄阳方向进军。陆逊当时驻在武昌主持军国事务，在这次作战中的进退决策是与诸葛瑾协商后确定。此外依据前述，诸葛瑾“督公安，假节”，即被授予代表权力的节杖，可以便宜行事，甚至先斩后奏，自行惩处。汉末以来，军队主将与州郡长官持节杀伐决断之例不胜枚举。赵翼曾对此考证道:“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王敬则枉杀路氏，氏家诉冤，上责敬则:‘人命至重，何以不启闻?’敬则曰:‘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谓应得杀人。’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7]由此可见，诸葛瑾的部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支直属朝廷的机动部队，平时并非接受受乐乡都督朱然管辖。
另外，孙权称帝后封赏群臣，诸葛瑾“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8]。朱然则是“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9]。两人职衔相当，诸葛瑾甚至略高一些，因为车骑将军位在大将军之下。诸葛瑾参加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是在正始二年（241），即孙吴赤乌四年四月。“车骑将军朱然围樊，大将军诸葛瑾取柤中”[10]。虽然指诸葛瑾与朱然是同一个作战方向，但却是分兵各自行动。据干宝《晋纪》所载，诸葛瑾的一路人马中还有西陵都督步骘的部队。“吴将全琮寇芍陂，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围急”[11]。曹魏援军到来后，朱然、诸葛瑾随即各自退还驻地。
[1]《三国志》卷52，第1233页。
[2]《三国志》卷52，第1233页。
[3]《三国志》卷52，第1233页。
[4]《三国志》卷47，第1125页。
[5]《三国志》卷3，第92页。
[6]《三国志》卷47，第1140页。
[7] (清) 赵翼: 《陔余丛考》卷16，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290页。
[8]《三国志》卷52，第1235页。
[9]《三国志》卷56，第1306页。
[10]《三国志》卷47，第1144页。
[11]《三国志》卷4，第119页。

三、江陵军事地位发生演变的原因
孙权占领富饶的江陵地区之后，全据荆州南境及江北沿岸地区，将其西部疆界一直推进到西陵峡口。此次战役实现了吕蒙规划的战略目标，“全据长江，形势益张”[1];使东吴的领土、人口、财赋获得了显著的扩充，应该是增强了国力。但是此后孙吴却在南郡撤退防线，移民江南，只留少数兵力据守江陵孤城，其防守态势相当被动。与蜀汉统治期间的情况比较，江陵的军事地位和影响明显是下降削弱了，其具体原因究竟何在?据笔者分析，大概是由以下几项因素所致。
（一）未能攻夺襄阳
若从地理角度来考察三国荆州地区双方对峙的战略态势，可以发现蜀、吴占领的南郡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破绽。由于重镇襄阳被曹魏占领，控制了这一区域的水陆交通枢要，并使江陵以北的防线无险可据，以致在防御上处于不利的局面。东汉南郡辖江陵、巫、秭归、当阳、编、华容、襄阳、邔、鄀、宜城、临沮、中庐、枝江、夷道、夷陵、州陵、佷山十七县，在行政、军事方面属于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从山川形势来看，这一区域的南边是浩瀚长江，其北、东两面有汉水环绕，西侧自北而南有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等山脉阻隔与巴蜀地区的交通，构成了一个利于防守的自然环境。如鲁肃所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2]对于江陵的防务来说，其南方的武陵、零陵等地偏远荒僻，蛮汉杂居，并非强敌的进攻方向。南郡之西万山雄峙，只有三峡的长江与沿岸陆路通往益州，因为激流湍急，峡谷崎岖，水旱道路皆难以通行。如陆机所称:“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①受地势和险滩所局限，西方来敌的兵力不易展开，只要守住夷陵峡口就可以阻挡来寇。南郡之东有自襄阳南来的汉水，扼守扬口可阻击顺流而下的敌人船队。汉水东侧为大洪山脉和云梦古泽，亦不利于大军西行;所以最紧要的防御方向是北边的襄阳地带。
自襄阳北渡汉水，有白河与南襄隘道通往南阳盆地，可以分别抵达关中、伊洛与华北大平原，所以它是联系江汉平原与中原各地的交通枢纽。就地理环境而言，襄阳位于鄂西北低山丘陵地带，其城背依岘山，东有桐柏、大洪山脉，西有武当山余脉和荆山山脉为屏障，利于设防。城之北、东两面又有滔滔汉江围绕，构成了天然水利防线。早在春秋时期，《左传·僖公四年》即载屈完之言:“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汉水自襄阳城东向南折流，至石门（今湖北钟祥）进入江汉平原。南方政权如果夺取了襄阳，即能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封锁汉水和荆襄道，阻止敌人南下。如果北方之敌占据了襄阳，则可以通过荆襄古道驱兵直下，又能乘舟利用汉水顺流而行，自汉津转入扬水驶往江陵。而江陵附近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只有北边的荆门、当阳一带属于江汉平原边缘的低山丘陵，略可利用阻击，但难以据此抵抗强敌。所以若是没有北边的襄阳作为有力的屏障，江陵的安全就没有切实保证。如《南齐书·州郡志下》所云:“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故汉末三国的有识之士都强调荆襄地区的防务有赖于襄阳的占领。如蒯越谓刘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3]吕蒙密奏道:“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4]正是因为襄阳对于江陵的防务尤为重要，古人将其比喻为鄢郢之北门，门户洞开则难以御寇。顾祖禹曾就此详论曰:“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辄破于襄阳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阳，襄阳挟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5]关羽之所以全力攻打襄阳，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地利，使南郡的北部冲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保持战区边界安全的完整态势。孙吴袭取荆州后，却未能沿袭此前周瑜、关羽乃至吕蒙前据襄阳的作战规划，致使江陵在防务上继续陷于被动的不利局面。
（二）南郡战区兵力有限
孙吴在江陵一带采取收缩兵力、沿长江北岸守备的防御态势，与派驻当地的人马不多有着重要联系。如前所述，孙吴南郡地区的防务统属乐乡都督，其兵力总共不过数万。自黄初三、四年陵围城之役以后，朱然、施绩至陆抗、孙歆出镇乐乡时，均将主要兵力集结在都督治所驻地乐乡城，敌人来攻江陵时，仅由督将（如张咸、伍延等）率领少数守军据城抵抗，乐乡都督在外发兵援助，其麾下直属的兵力即南郡战区的军队主力和机动部队;关于其兵员数目最为详细的资料，是有关泰始八年（272）陆抗平定西陵歩阐之叛的记载。据陆机《辨亡论》云:“陆公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按甲养威。”又云:“分命锐师五千，西御水军。”[1]说明陆抗统率的步兵有三万人，另有留虑、朱琬的舟师五千人，被派去抵抗西晋徐胤的巴东水军。此外，还有在驻地准备迎敌的江陵督张咸、公安督孙遵率领的两城守军，但留守人数不会很多，估计不会超过万人。这样，乐乡都督治下兵力总共约有四万余至五万左右。
西陵守军的兵力应在万人以上，“抗遂陷西陵城，诛夷阐族及其大将吏。自此以下，所请赦者数万口”。所言数万人应当包括了军队的家属，陆机《辨亡论》称此役，“东西同捷，献俘万计”[2]，其中含有晋军的俘虏。陆抗临终前给朝廷上书中提到的是较为明确的西陵防区（包括宜都、建平二郡）兵力数目。“臣往在西陵，得涉逊迹。前乞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3]。是说陆抗此前曾任西陵都督，了解其父镇守该地的情景，他请求将战区兵力增至三万，但是主管部门按照以往常例未予批准，反映了西陵防区平常兵员人数低于三万，估计至多在二万左右，而且歩阐叛乱中死伤的兵力后来也没有完全补充。陆抗还说:“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他请求朝廷对南郡、西陵地区的兵力加以补充，这样才能满足防御的需要。“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4]。可见当时乐乡都督治下南郡、宜都、建平三郡的兵马可能只有五六万，如果已有七万人，那么与陆抗要求补充到八万的数目相差不大，估计他的态度不会如此急切。
南郡战区这数万人马勉强能够自保;若要进攻襄阳显然不足，故必须从别处临时借调兵力。即便如此，吴国在这一战区几次出师北征都因为兵力给养有限而缺乏持久作战的决心，因此只是以破坏、劫掠敌区的经济为目的，皆为试探性的骚扰战斗，从来没有像当年关羽攻打襄樊那样全力以赴，志在必得。例如赤乌四年（241）四月，孙权派遣朱然、诸葛瑾进攻樊城、柤中，零陵太守殷札即认为投入的兵力不足，上奏请求“授诸葛瑾、朱然大众，指事襄阳”。并且强调如果重复以前只用少数人马袭扰的作法，只能是空耗财赋人力。“若不悉军动众，循前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民疲威消，时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5]。但是未能获得朝廷的赞同。结果曹魏派来支援的司马懿兵马一到前线，吴军即不敢迎战。“然等闻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杀获”[6]。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与黄初年间江陵围城之役后当地经济严重摧残，居民人口骤减且又被孙吴移民江南有着直接联系。江陵以北的江汉平原本来是荆襄地区最富庶的区域，此时却成了魏吴两国斥候往来的荒郊“隙地”，不能继续提供充足的兵员、劳力与财赋。在这种情况下，孙吴自然无力控制江陵以北的临沮、当阳、旌阳等地域，并与来犯之敌进行野战;收缩兵力，退守城垒也是其无奈之举。
[1]《晋书》卷54，第1471－1472页。
[2]《晋书》卷54，第1472页。
[3]《三国志》卷58，第1360页。
[4]《三国志》卷58，第1360页。
[5]《三国志》卷47，第1145页。
[6]《三国志》卷4，第120 页。
[1]《三国志》卷54，第1278页。
[2]《三国志》卷54，第1269页。
[3]《三国志》卷6，第212页。
[4]《三国志》卷54，第1278页。
[5]《读史方舆纪要》，第3486页。

（三）西陵多次另立战区，分散与削弱南郡兵力
孙吴在南郡战区兵力削弱的另一个原因，和它袭取荆州之后整个三国南北对抗军事形势发生的变化有关。张大可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孙权袭取江陵、擒杀关羽之役是有得有失。“争荆州之役，吴虽得实利，但也增强了曹魏，从逐鹿中原角度看，可以说是战略失策。三国鼎立，曹魏占天下三分之二，又位处中原，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绝对优势。吴蜀全力相抗，尚且不敌，而又自相残杀，大大削弱了抗衡力量。……设如本文前述:当关羽得志于荆襄之时，若孙刘合力前进，刘备挥汉中之众以出秦川，孙权集中兵力指向合肥、徐州，东西万里全线进击，彼此呼应，乘锐助势，蚕食魏境，中原震动，人心思变，前途不可预料。孙权忌惮关羽，战略转向，虽一时得志，却成就了曹魏篡汉，三国鼎立遂成不易之局。夷陵战后，魏强，蜀弱，吴孤。此后吴蜀虽重新结好，也频频出击曹魏，终因力弱又各存异心，都希望对方为自己火中取栗，所以都以失败告终”[1]。其论述甚为深刻。赤壁之战以后，从南北对抗的形势来看，是进入了南方吴蜀联盟势力节节胜利、发展扩张的阶段。孙权攻合肥，克皖城，逼迫曹操在淮南撤军徙民。刘备取益州，得汉中，东边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关羽巩固了对南郡等地的统治，挥师进击襄樊，消灭其精锐七军，一度迫使曹魏群臣议论迁都以避其锋。但是孙吴袭取荆州和夷陵之战以后，南北交战的发展态势出现了逆转。由于吴蜀反目为仇、大动干戈的内耗，明显缓解了曹魏遭受的军事压力，使其摆脱了在汉中、襄樊等战役中接连受挫的不利局面，稳定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从此时到在蜀国灭亡前夕的数十年内，魏与吴蜀之间虽多有相互攻战，但彼此的疆界大致上没有多少变化。蜀汉先后丧失了荆州和东三郡，基本上被封闭在四川盆地之中，此后的出兵秦川或陇右只是在曹魏的侧翼发动攻势，对其腹心地区威胁不大，无法再像关羽进攻襄阳那样撼动其根本。孙权占领南郡等地后，在这一区域的兵众不过数万，却要分出相当多的人马屯驻峡口所在的西陵，以防备蜀军出川复仇，重新夺回南郡。如前所述，孙吴长期反复地设立西陵都督辖区，致使江陵所在的南郡战区疆域缩小，军队削弱。这种在荆州西部对魏、蜀两面备战的构想和军事部署，致使其有限的兵力威胁，又削弱了江陵对北方来敌的防御力量。孙吴荆州西线兵力部署分散薄弱的这一缺陷，在几次江陵防御作战中暴露无遗。面对夏侯尚、曹真与后来的王昶、杜预所率魏晋军队的南下进攻，孙吴方面无力采取过去关羽抗魏时阻敌于境外的策略，只能听任敌兵长驱直入，进抵城下。而据守西陵的孙吴两万兵马为了防备蜀郡出峡，也不敢轻举妄动。例如前述黄初年间江陵之役，该城被围长达数月，孙吴派遣的援军解围不力，城内几至兵尽粮绝。就是在此危急时刻，近在肘腋的西陵都督陆逊仍然按兵不动，以提防蜀汉方面的突袭，不能分兵前来救援。只是由于当地疾疫流行和守将朱然才略出众，才勉强保住江陵免于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