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首届清代政治史论坛”在北京燕山大酒店举行，来自全国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20日上午的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刘文鹏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致开幕词。杨念群教授回顾了当前清代政治史研究所处的境遇，认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学科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以及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开始转变，导致原本占据史学研究主体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呈现边缘化的趋势。虽然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议题在不断深化与拓展，但面对上述方法论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清代政治史研究不得不因应寻求新的突破。本次会议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开拓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新方法；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回应诸如“新清史”等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的挑战，从而通过讨论、批评与研究，在清代政治史领域探寻新的研究路径，并力图构建本土的历史解释框架，推动当前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最后，杨念群教授对未来的政治史发展方向提出期望，认为应当保持政治史研究的开放性，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的对话，推进各学科在研究方法、议题等方面的交流，开掘、扩展清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刘文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林浩斌分别以《论清末丞参》《丞参选任问题与清末用人专门化》为题，从不同角度对清末官制改革运动中新设职官——丞参作了讨论。刘文华注重总体分析丞参之设立，认为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官制改革，中央各部大致都已设立丞参。其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这是中国行政制度近代化的必要措施与体现。不过由于选任过程存在诸多弊端，以至丞参冒滥，遭致裁撤之议。林浩斌则更加注重丞参的选任问题，认为丞参选任牵涉甚广，其不仅涉及中央用人权的争夺与调适，而且牵涉官制改革过程中职官与差遣、选材与酬庸问题的平衡问题，更与原有的内外职官升转体系的调整、重构关联紧密。丞参的选任表明清末官制改革的专门化取向，而所面临的上述诸问题，也影响了清末民初其他官制的选任。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一文认为，乾嘉以降科举进士出身者构成了刑部司员的主体，而为了维持这一比例，也为了能够继续使用熟悉部务的“熟手”，刑部不断扩充由本部拣选保题的名额。刑部内部的权力分配并非以官阶高低为判，而是以刑名知识和理刑经验为准，从而形成掌握专业知识的官吏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再分配局面。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温海波、谢殿诚的报告《字识与清代军政运转》，认为清代绿营系统仍延续明朝的字识。字识仍发挥着处理钱粮册籍、信息传递等基本职能，但其参与贪腐之事屡禁不止。清廷对武官私用字识难以禁止，只是对其舞弊行为制定了惩处标准。不过清廷也通过一定措施不断规范、制度化字识群体，这种制度化反映了清廷对武官掌控基层文书的妥协，亦是军事权力难以深入基层的务实措置。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文鹏《清代军机大臣议覆制度的形成及意义》一文通过对军机大臣议覆职能、议覆内容与特征的分析认为军机大臣通过议覆介入到军国大计的决策过程，成为影响皇帝最大的政治力量。这一议覆职能实源自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覆职能，又同时延续了内阁大学士的撰拟上谕的职能。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博的报告《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构建》，认为清末副署制度虽得以确立，但由于其倡议者将之比附于乾隆朝的军机大臣署名之制，清廷也没有以正式文书清楚说明副署制度的意义何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使得朝局各方对“副署”应负责任的看法各异，直接导致了后来资政院与军机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发展为对“皇族内阁”与立宪运动的怀疑。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洋《阁臣差使与清代国家治理探析——以大学士入值军机处为中心》一文，认为入值军机的内廷大学士履行着皇帝的秘书长、参谋长和钦差大臣等多重职能，稳定实现了其对清廷中枢决策的有效参预。雍乾以来，大学士以入值军机等差使事务为职能重心，差使体制已成为清中后期阁臣职能运作的主要方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凌霄的报告《半隐匿性政治：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的变迁》，考证军机处满伴即是满章京中的一部分官员，特别是指值班章京。它的出现和流行标志着军机处内部机制的成熟，使得“半隐匿性政治”趋于巅峰。道、咸以后，满、汉章京渐行渐远，导致军机处的这种半隐匿性政治难以再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最终与清朝一道走向覆灭。

泰山学院历史学院唐论《计中计：丁未“假照片事件”探析》一文，认为丁未“假照片”事件是奕劻、袁世凯等为打压、排挤岑春煊所施行的手段。梁启超密谋与岑春煊在会面事泄而引发端方追查。蔡乃煌为求进，献“假照片”于端方，端方与奕劻、袁世凯密谋，通过恽毓鼎弹章、蔡乃煌假照片相互印证以坐实岑春煊暗通康梁党人的罪名。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健鸿《王文韶的内召与甲午政局》一文，认为王文韶被恭亲王奕援引应召进京，虽然因人事纷争与翁同龢的反制，其迟迟不能进入最高权力决策层，不过最终得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其难有威望与实权，导致他一方面周旋于帝后、各政治派别之间；另一方面难以凝聚一批洋务和政务突出的人才，只能依靠早年积累的各种人脉资源从事政治活动。

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怀远与柔远：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使团探析》一文以小见大，通过考察乾隆二十一年土尔扈特赴藏熬茶的史实经过，认为此次熬茶使团成功出使，不但加深了土尔扈特与清朝的相互理解，而且使团成员目睹了清朝的社会繁荣和阐扬黄教之伟绩，得知准噶尔部覆灭及哈萨克阿布赉汗进表归附等与其部族密切相关的大事，无疑对土尔扈特绝然摆脱沙皇统治，毅然选择东归祖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强光美的报告《清朝“内亚性”的再商榷——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为视点》，认为合璧书写表明了清朝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并以之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同文秩序的用意，实现了其从满洲政权向“大一统”王朝的蜕变，成为了“历史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新清史”学者将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视为清朝“内亚性”和区别于传统中原王朝重要表征，有失偏颇。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张伯国《德化推行与认同塑造：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及实践考析》一文，跳脱乾隆帝治疆的“因俗而治”思想框架，认为乾隆帝严禁苦累回人思想根源于乾隆帝本人的民本思想、维护满洲形象以及出于维持新疆统治的现实需要。这一思想及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构建回人清朝认同的政治意图。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临希《将军杀台吉有罪吗——光宣之际边疆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文，强调清末清廷意图将蒙地纳入国家赋税系统。通过对国家、地方、蒙古地区等多方权势在此期间展开斗争的论证，文章认为晚清国家力量不足，借助官商合办，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实现了边疆治理模式转型，使得清末蒙旗人群结构发生改变，国家权力在蒙地逐渐绵密化，利于后续政权打造更深层的国家一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