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县志列传人名索引》有明代长洲县人名“金鬼谷”。
　　姜宝莲、赵强《陕西澄城周秦汉宫殿遗址调查简报》云其出土的简瓦上有三件陶文皆有“鬼”字，此“鬼”字“为工匠姓名”。
　　当代中国作家，似乎已经有了某种朦胧的意识：杨沫之子就叫“老鬼”，据说此乃中学时代之诨名，读来甚感亲切。不过，此等诨名早已有之。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云，沈尹默之徽号乃“鬼谷子”。1992年年底，我在西安一家书店里闲逛，赫然发现一本漓江版小书《古龙妙语》，其责任编辑竟然叫“鬼子”；鬼子，原名廖润柏，新生代作家，小说有《苏通之死》《叙述传说》《走进意外》《被雨淋湿的河》等。我还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11期见到有作者叫“鬼叔中”；2008年，竟然还有叫“鬼今”的作者。
　　

道家取名
　　要想弄清楚道教文化的命名特点，还得简要了解儒家的命名文化。
　　愚以为，儒家命名文化，主要就是从周代命名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命名文化而发展来的。《左传·鲁桓公六年》载有这样的取名原则：不用国名取名，不用官名取名，不用山川名取名，不用疾病名取名，不用畜 生名取名，不用器币名取名。其他忌讳与限制还有：不以日月取名，不得与世子——太子、帝王和诸侯的嫡长子——同名。
　　

以上五种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起码有三种。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上至帝王，下及庶民百姓，或因出生情况命名，或以祥瑞之字命名，或假借万物之名而命名者，真是数不胜数啊。

我们都知道，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个人意识觉醒的年代，这在思想上和文学上都有充分而清楚的表现。明乎此，我们才能较好地了解：为什么会是晋代，姓名文化空前繁荣，打破了儒家命名文化的独尊格局，道教命名文化之崛起，佛教命名文化得以迅速建立——儒、释、道，其命名文化乃三足鼎立，且同时尽显光彩。大概正是基于士工农商对汉代大一统命名文化单一性、排他性之不满的心理，取名作为国人所创造、运用和世代传承的生活文化，即相类于饮食文化一样，应当是千人千口，酸甜苦辣、萝卜白菜各有所好才对呀。
　　道教命名文化，与佛教命名文化相向而行，其重要规则的建立，由前贤陈寅恪、周一良的钩沉而总结之，起码有以下特点：
　　第一，父、子、兄、弟皆可用“之”“道”字取名，而不能据以定世次（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显然，此种取名规则，与儒家父子不能同名有异。
　　第二，辟邪祛鬼的命名习俗，旗帜鲜明而明诏大号，如罗杀鬼、梁啖鬼、黄捉鬼等（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第三，以桃符、桃棒、桃树（吉祥物）取名，如繁桃树、高桃棒、欧阳桃杖等（亦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第四，以三尸命名。三尸，又叫“三彭”“三虫”，是道教用语。早在《论衡·商虫篇》《三国志·华佗传》中就谈到人体内所谓的三种虫，或称为“三尸神”。晋代《抱朴子》云：人身体里面有三种虫：上尸、中尸、下尸，即叫三尸，并于“庚申日”上天，言人之罪过。此日若清斋不寝，使之不能上天，则可避免，故必须守之使其不能上天，故曰“守庚申”。我大胆猜测：何以能永久守护之，让其不要上天？最好的办法，即以三尸——“蟲”取名，就能守住了。汉代以后，命名史中大量以“虫”字旁取名的例证，即能揭开其谜底矣——韩愈《师说》所云“李氏子蟠”的“蟠”字——以“虫”字取名的文化意义，即在于此吧？
　　当然，道教取名习俗之讲究，还有一些规则，兹不赘述。
　　无论是佛教文化之东传的乘虚而入，还是道教命名文化的本土生根而异军突起，皆对华夏命名文化的丰饶、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魏晋时期个性解放之思潮，最终能落到实处，即是呼唤取名文化不同于前代的一种创新，而道教命名文化的建立，恰恰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其取名之路径，已与儒家命名文化迥异。
　　日本人的鬼姓
　　然而，日本人在姓什么或取什么名字方面，思路奇特、心胸开阔，当属无可争议的世界之最，所以他们的姓名相同概率就相当低。这不仅因为他们拥有世界第一的姓氏——十二万多，而且和他们姓的那样绝门十分有关。试举一些鬼姓：鬼、鬼岳、鬼冢、鬼宅、鬼泽、鬼田、鬼神、鬼武、百鬼、鬼王、鬼城、五鬼、父鬼、鬼小岛、百目鬼、鬼面山、鬼小角；再如：鬼一、鬼丸、鬼俣、鬼八、鬼胜、鬼口、鬼子、鬼室、鬼尾、鬼山、鬼岛、鬼庭、鬼形、鬼木、鬼本、鬼束、鬼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