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的帝国官僚制则不同于封建制度，除了原罗马帝国的惯性，长时间高强度的战争也是重要原因。东罗在四战之地，面临的战争除了反劫掠还有反入侵和收复失地。这就意味着必须有强大的职业军人来应对战争，总不能打到一半，军队说 麦子熟了我家里喊我回去割麦子。
而职业军人是脱产的，因而必须有强大财政来支持。同时强大的职业军人可以压制地方上的军阀等势力。在可控制的土地有限的情况下，罗马皇帝最终选择了控制君堡等核心城市来支持财政，再用钱来养雇佣军和常备军的策略。特别是雇佣军，本身是蛮族不和国内势力有太多的联系，且打起来就是蛮族消耗蛮族。因此罗马皇帝需要非常大的权力，若换了个皇帝，主要城市全在前皇帝手里，那这套制度就没用了。所以皇帝要提升部分城市平民作为统治阶级，即官僚来帮助管理收税。官僚的权力来自皇帝，自然对皇帝负责，整个帝国的权力总体是自上而下的。
但在此体制内，山区的农牧民被抛弃了，他们提供的税收比不上城市，在短期战争中的征兆兵也不错，但难以应对持续数年的战争。所以出现了小亚的农牧民给君堡教会地主缴税，却没什么人来保护他们。在内战和死亡的威胁下，小亚农牧民逃亡沿海城市，毕竟进了城市就有人保护他们了。小亚在曼齐科特之前已空心化。

西欧的封建制是在蛮族入侵，帝国崩溃的时代产生并发扬光大。入侵的日耳曼满足本身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具有类似封建的权力结构，即权力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你不嫩带领大家一起掠夺战利品，那我们大家就推举更厉害的人取代你当联盟老大。而西罗马的故地也是如此，当蛮族和匪盗遍地时，大海港、大城市难以防守且因贸易萎缩而失去价值时，人们会放弃它们而结堡自守。
这个时候原先的统治者即帝国官僚们只剩一条路可以走：自立并向自己的人民效忠，如果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安全的核心需求，周围的人就会把你换下来再推举一个可以带领他们反抗蛮族劫掠的人上去。这时，罗马的威信就消失了，权力有下向上产生。
当蛮族最终入主后，西欧有向中央集权的趋势，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封建制。这和西欧的战争局势有很大关系。西欧在击败伍麦叶之后基本没有被大规模入侵的风险，但是面临长期被劫掠的威胁：北欧维京人和东方游牧民。维京和游牧民本身也要生产也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比如春天要播种或者让马牛羊繁殖，秋天要收割粮食让牲畜下崽，所以其劫掠西欧往往是季节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封建主防御和战争往往也是季节性，而不是持久长时间的。在战争往往只有几个月的情况下，用封建的农民当兵而不是脱产的职业军人比如雇佣军和常备军更划来，毕竟职业军人脱产要花大量的钱来养着。
拿加洛林家族举例，在维京人劫掠西法兰克时，西法的加洛林也集结了大量封建主，但是东法兰克在西法边境搞事，很多封建主最终选择防守自己的领地，毕竟领地被烧被抢，自己的领民可能会推举出新的领主（比如现领主的亲戚）。而加洛林在维京入侵的糟糕表现让平民和封建主都意识到应该让一个有德之人来带领大家，于是在卡佩家族就上位了。

当突厥人进入小亚后，东罗的农牧民眼前出现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能打的人改信加入兄弟会；有才能又不愿打仗的人去填充伊斯兰底层秩序的基层统治者；不愿改信的人去突厥人手下做领民，安全比在东罗手下好多了。这样小亚就出现了突厥式军事封建化的浪潮。
当然罗马的帝国官僚制还是很有用处的，奥斯曼逐渐取代东罗之后，也面临高强度持续时间长的战争压力，故也逐步帝国化，增强官僚体制以获取税收，当然也弄出了自己的职业军人：奴隶军。奥斯曼和帖木儿的战争中，大量封建主转投帖木儿，也使奥斯曼下决心强化自己的军队。
最终罗马帝国以另一种形式在奥斯曼完成了复辟。

这种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因而封建制很发达的亚美尼亚人一样被土鸡化了

能否Xx化，和中央集权与封建化关系不大，主要看的就是原住民人口与迁移人口比例，以及原住民文化与迁移者文化，还有迁移证券的政策制度决定的。

土耳其认了一堆野爹
就是不认自己亲爹希腊和亚美尼亚

小亚在曼奇科特之前就空心化了我认为还是缺乏佐证，除了在西里西亚-安条克以及特拉比松被当地的军区残余力量或是南迁的亚美尼亚人阻挡外，Turkey在小亚各地的军事推进/占领过程没有什么区别，不管城市中的罗马人还是山区农村中的罗马人对新统治者的态度如何，结果和过程都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小亚内陆人口少于沿海地区更是原来就存在的人口结构模式，大量人口流入沿海的时间我认为还是在曼奇科特战役之后而非曼奇科特之前。
而内陆Turkey化则是在罗姆苏丹国彻底崩溃后才完成的，在此之前仅仅是被占领而接受统治罢了，和之前沦陷的叙利亚和埃及没有什么区别，入侵者部分迁入、基du徒被统治这样的模式同样适用于小亚内陆；沿海地区一直到一战结束都没有完全Turkey化

希腊人顺民当惯了，再加上内陆地区不如沿海地区发达自然就空心化，外加曼奇科特之后，帝国各势力忙于争权，广大农村地区直接被突厥人占领，当地民众自然就开始突厥化。所以科穆宁中兴时沿海地区好收复，进了内陆地区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