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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国门，蒋守规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完全陌生的环境，荒废了十多年的学业，固然是取得学业成就的障碍；但更让人沮丧的，则是外国学者对中国留学生的偏见。他慕名投奔的导师阿达姆斯教授，是一位富有国际盛名的环境生命微化学专家，严肃的面孔令人望而生畏。
阿达姆斯教授开始根本不把这位瘦弱的中国留学生放在眼里，连具体的课题任务也不分配，科研经费更是少得可怜。蒋守规在他的实验室工作的头几个月里，他只和蒋守规谈过一次话。阿达姆斯教授虽然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的弗朗曼地方口音很重，经常把Ｔ发音成Ｄ，使蒋守规很不习惯。
有一次，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通知在安特卫普大学研究院的六位中国留学生到使馆听传达三中全会文件，当蒋守规向阿达姆斯教授请假时，他竟公然宣布蒋守规是“完全自由”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对蒋守规的学习和研究完全不抱希望。否则在十分讲究实效的西方学术研究机构中，怎能容得一个“完全自由”的工作者？
阿达姆斯教授的话，强烈地剌伤了蒋守规的自尊心。但是，长期处于逆境而从不屈服的蒋守规，并没有因此气馁。他更加发奋努力，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作为对外国学者轻蔑态度的严正回答。

当时，同在安特卫普大学研究院学习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纷纷主动邀请他们的外国同事到家里做客，请他们欣赏中国的美味佳肴。每一次，都是擅长烧中国菜的蒋守规在厨下掌勺。然而蒋守规却决不主动邀请他的外国同事，包括他的导师阿达姆斯，直到外国同事先邀请他去做客之后，他才回请他们。他认为，即使在这种细节问题上，也应该保持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凭着深厚的英语基础，蒋守规一边阅读大量英文学术期刊和有关资料，一边暗中制订攻关计划，经过七个月的全力拼搏，他将一篇用英文写成的论文交到了阿达姆斯教授手中，并且在英国皇家化学会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这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引起了国际科技界同行的注意，英国皇家学会当年举办的国际学术年会，特邀蒋守规出席！
阿达姆斯导师笑了，他为蒋守规的精神和学识所折服，特意找到蒋守规大加赞扬，并慷慨地给予了赴英的经济资助，使他能够成行。蒋守规在会上宣讲了论文，回答了同行们的提问。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不但锻炼了他的才能，使他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也为他日后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铺平了道路。
蒋守规从英国回到比利时，阿达姆斯教授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个“汇报”会。从此之后，阿达姆斯教授一改过去对蒋守规不闻不问的态度，主动邀请蒋守规参加欧共体的科研工作，关心他的研究课题。
蒋守规向导师提出了研究硒代谢和有机硒分子形态的计划，阿达姆斯欣然同意，并拨给他专项科研经费，为他购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和防毒设备。
蒋守规从此走上了一条艰难而危险的科研究道路。

有机硒是一种挥发性极强的剧毒物质，即使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下，也能够挥发得使全楼道恶气逼人。而蒋守规选择的硒代谢研究的重点又是人体，这就更加危险，当时在国外几乎无人问津，所以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供他借鉴。蒋守规日以继夜地钻在实验室里，一点一点地摸索，从硒的物理性质到化学性质，从毒性到毒理，从分子形态到生物代谢，全凭自己探索。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当他操作有机硒标液时，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他立刻意识到这是硒积累中毒的症状，但已经把握不住自己，晕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蒋守规被送到医院里治疗，可是外国的医学专家，也弄不清他的致病原因，因为人类的硒中毒是没有前例可查的。只有蒋守规心里清楚，这是有机硒中毒的典型亚临床症状。蒋守规硒中毒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这个中国人成了化学系和近邻物理系外国同行的热门话题。他那“拼命三郎”的劲头，在外国学者口中被称为“ambitions”（即“野心”与“雄心”的双关语）。

阿达姆斯教授也有些心疼这位不要命的中国学者，他劝蒋守规放弃这个太危险的项目，虽然改项会使他蒙受损失。他还告诉蒋守规，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家因为危险不得不放弃了对有机硒的探索。但是蒋守规努力说服他的导师，他告诉阿达姆斯教授，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初见端倪，有可能取得科学上的大突破，他不能放弃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阿达姆斯教授终于同意了。第二天，当蒋守规走进研究室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台防毒的工作台。他们师生的感情由此越来越融洽。
蒋守规蔑视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不止一次令外国同行折服。他所在的研究室，共有三位研究人员，一位是与他一样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比利时本国人，一位是来欧洲做博士后的加尔各答大学副教授。他们二人的研究兴趣都集中在有机铅（即铅原子与炭原子直接结合的化合物）的环境毒性上。他们选择这个课题，是因为自本世纪初起，有机铅这种剧毒物质被用作汽油的高效能抗爆剂，而汽车工业的大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汽车的高密度拥有率，使西方国家的大气受到有机铅的严重污染，著名的伦敦毒雾和洛杉矶的光化毒雾都与此密切相关。有机铅污染不仅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性的危害，而且威胁到儿童的智力发展，因为有机铅的攻击对像是人类的脑组织，其毒性和毒理都是不可逆的。这种情况引起了西方科学界的忧虑和关注，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对有机铝污染的研究已形成高潮。蒋守规也承担着一部份对有机铅污染的研究任务。
二位外国同行在研究有机铅在自然环境中降解行为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麻烦，长时期的努力工作，仍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降解曲线，使他们几乎无法判断所获得的大量数据的可靠性和可利用性。这时，蒋守规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过三个多星期日以继夜的实践与思索，他将一条漂亮的降解曲线摆在了外国同行的面前。两个年轻人高兴得欢呼雀跃，直向蒋守规竖大姆指。

在那一年中，蒋守规始终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工作，不但放弃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的休息，而且每天工作时间都长达15小时以上。他把一年的时光，有效地变成了二年，并以公开发表三篇关于有机铝的学术论文，圆满地结束了他对有机铅的研究，全面转入有机硒的研究工作。
同时，一年多的相处，也使蒋守规更加了解西方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与思维逻辑方式，并以热心助人的协作精神，赢得了化学系诸多正直科学家的友谊。当他遇到困难时，也经常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帮助和关心。
阿达姆斯有时连周末都要到实验室来看看这个中国留学生。在外国教授心中，蒋守规再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自由人”，而是全院有目共睹的优秀学者。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局面的形成，对他日后的拼搏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蒋守规仍然十分注意维护中国人的尊严。有时候，蒋守规也把自己拿手的中国菜带到办公室，请他的外国朋友品尝，使外国学者对中国的食文化赞叹不已。但他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丝毫自卑心理，在整个留学期间从不出外打工挣钱，而且也不接受阿达姆斯教授的任何额外赠与。当他完成学业回国前，留学生小组为他作评定时，中国大使馆对他留学期间的表现做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其它中国留学生学习蒋守规的拼搏精神、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以及在短短几年中突出的科研成果。

在那几年中，蒋守规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投入了研究工作。他充分利用国外一切优越的研究条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国际同行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到1982年，他首次发现了两种硒的新代谢产物，并且成功地鉴别了它们的分子形态；首次发现了硒的甲基化自然发生过程，并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自然发生源，证实了英国功勋教授Challenger关于硒的甲基化中间体在自然界的存在；首次提出硒代谢产物的定量研究方法及超痕量级的分子形态鉴别方法，尔后又提出了影响定量测定挥发性有机铅和有机硒灵敏度和准确度的诸因素，发现硒在大气与土壤间的微循环现象……
由于蒋守规同时在生命科学领域和微环境科学领域、在硒、铅、汞三个不同意义的大元素的研究上都做出了突破性的成就，他成了第一个获得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而且获得的还是环境生命化学领域最高形式的博士学位－－哲学博士！
可谁又知道，蒋守规为取得这些成就，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硒，是一种有毒的元素，而且必须保存在冰箱里，当它处于零下30度以上的环境中时，就会很快挥发并进入人体，使人受到毒害。因此，与他同在一个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的两位外国学者，不久后都因为惧怕硒的特殊毒性而尽量回避了。蒋守规却坚定地认为：“为了科学而献身，十分值得！”毫不动摇地坚持了下去。时间长了，他原本孱弱的身体更加消瘦，头发大量脱落，嗓子也喑哑了，手指指甲开始变形，且染上了无规律便秘的痼疾……
就是靠着这种不惜牺牲自己健康的拼命精神，他才能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超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走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最前列！
正是这些发现和成就，为蒋守规日后再度深入研究生命科学，揭示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创新手段和路线，以及发明蒋氏高能蛋，奠定了完备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蒋守规来说，最值得骄傲的，还是他在硒代谢研究方面的突破。对于这个人类全无了解的新领域，他可以说是第一个成功地进入其中，并能够自由遨游的科学家。
蒋守规凭着一个科学家的敏锐，似乎从一开始就预感到硒代谢研究对于人类的重大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渐渐意识到，在硒代谢和心脑血管疾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未知而关键的谜。
然而，科学家们对于这个“谜”的存在的了解至今还微乎其微，更不要说破解这个谜了。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造福人类，如果一项研究能为人类解除痛苦，科学家就应该为此做出努力。
蒋守规决心捉住这个谜，解开这个谜。他开始和安特卫普大学医学院的专家们交换学术观点，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使他得以了解国际上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实际状况，比较客观地正视心脏内科学与心脏外科学上所面临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
他决心从生命科学的高度，重新考虑治疗心脑血管病这种发病率极高、死亡率极高的可怕痼疾。
他相信，如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硒代谢研究已取得的进展为突破口，深入探索人体的心脏代谢奥秘，从根本上揭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因素；进而探索人体的脑代谢并揭示脑血管疾病以及脑细胞萎缩的病因；再进一步探索脂质代谢以揭示高脂血症的病因，不是不可能的。
蒋守规认为，一旦对心脏代谢、脑代谢、脂质代谢这三大代谢研究能够给出一个全面而科学的结论，人类就有可能进入对调理三大代谢的具体手段的研究，从而消除病因，使已患病者康复，使未患病者能得到有效的预防。
但是，这个具体手段是什么？依靠现有的药物能担负这个重任吗？蒋守规认为不大可能。所以，他决心利用生命科学的理论去做这一探索。

在他决心利用生命科学的理论去做代谢系统的探索的同时，他还做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献给自己的祖国。蒋守规清楚地知道，阿达姆斯教授等外国学者会改变对他的态度，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为比利时争了光。作为安特卫普大学的学生，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归属于安特卫普大学。阿达姆斯教授在访问中国科学院时，就曾把蒋守规的数篇学术论文作为他交换资料中的组成部份。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得不让自己的科研究成果归属于外国，蒋守规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所以，戴上了博士帽的蒋守规，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返回自己的祖国。因为他希望能在祖国完成自己这项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他要将研究成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养育他五十余年的祖国和人民！
他的导师阿达姆斯，此时已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学者，在短短一个月中，阿达姆斯教授接连三次和蒋守规谈话，劝他留在比利时。他诚挚地说：“你可以回去把夫人儿女接来，由我安排工作。我会再增加你的工资。希望你能继续与我合作，把研究工作再深入下去，我相信你会很成功地完成你的博士后研究，你会有一个被人尊敬的学术地位！”
这种安排，对于阿达姆斯教授也是破天荒第一次！蒋守规很感谢导师的深情，但他仍不肯改变初衷。与此同时，得到消息的美国人也发来了高薪聘请书，蒋守规同样毫不犹豫地婉言谢绝了。直到他回国之后，国外还多次向他发出过高薪聘请。
蒋守规的举动不但使很多外国朋友不能理解，甚至一些中国朋友也表示难以理解。对于这个问题，蒋守规的回答看上去非常简单，他说，他就是要让自己的科研成果，成为中国人的成绩。他说：“我虽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
真正要用自己的行动实践这一点，实在是很不简单的！
阿达姆斯教授终于明白，他是留不下这个得意弟子了。他不但没有怨怪蒋守规，反而更增添了对中国学者的尊崇之情。他坚持要求蒋守规为他介绍一名新的中国留学生。在蒋守规的推荐下，另一位高校教师顺利地进入了阿达姆斯的实验楼留学深造。这位教师后来写信告诉蒋守规，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得到了在安特卫普大学研究院深造的机会。1987年，当蒋守规应阿达姆斯教授之邀重返安特卫普大学参加校庆活动时，一群中国留学生围在他的身旁，感谢他为他们打开了赴该校深造的大门。

蒋守规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祖国，当即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并担任了河北大学环境生命化学研究室主任。
他立刻以全副身心投入了对硒代谢这个未知领域的探索。
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生命科学的成果，蒋守规认定人体内特殊营养成份的过剩或缺少，是因为体内代谢功能的紊乱造成的，而长期的功能紊乱，就会导致“文明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多发，严重危及人的生命。他在对硒的研究过程中曾注意到，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几乎百分之百缺硒，有的患者血清中的含硒量低到了惊人的程度；而硒作为人体内重要的微量元素，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修补心肌损伤，调理人体微循环系统，因而被称为“生命的元素”！
美国医学科学院对猿猴的实验结果，也为他们的发现提供了新的佐证。从冠心病人心电图上所反映出来的缺血状态，同样恰恰是心肌损伤原因的一个有力证明，因而由于心肌缺血而造成的心绞痛，其根本原因仍是心肌损伤所造成。所以他认为，“硒代谢”的长期失调或紊乱，是酿成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的主要原因。
所以，他认为，治疗心绞痛不应该单纯采取“扩冠”的办法，而应该设法修复损伤的心肌和冠状动脉，以达到彻底消除缺血状态、根治心绞痛的目的。
然而，常规医学认为，心肌一旦受到损伤是不易再度修复的。蒋守规的大胆假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损伤的心肌能不能修复？用什么方法修复？只有回答了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才能够证明“心肌可以修复”这一假设的正确。

蒋守规坚定地认为，可以用调理心脏代谢的方法实现修复心脏的目标。而调理心脏代谢，首先要克服的就是“缺血”和“缺硒”两大难题。
对于解决缺血问题，蒋守规打算从降低血脂入手，并同时设法提高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多年沉积在动脉内层壁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逐步地消除掉，另一方面又可以不同程度地软化冠状动脉，提高动脉的弹性，这样相辅相成地改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状态，从而改善向心肌供血、供氧的条件，使受损伤的心肌重新得到充足血液的滋养，甚或可以达到消除心肌缺血的最终目标。
蒋守规认为，血脂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脂肪摄入量高，而应该主要归咎于脂质代谢的紊乱。紊乱的脂质代谢使人体不能充分利用摄入的脂肪，导致脂肪在人体内的积累，在血液内含量过高，久而久之便形成高脂血症，使动脉发生粥样硬化。
而缺血现像也随之发生，并诱发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如果能调理扶正人体脂质代谢功能，体内过剩的脂肪经氧化利用以供给人体足够的能量，则能使人精力旺盛、动脉畅通，心脏负担减轻，也就排除了由于缺血而可能诱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形成的可能。
当然，只解决缺血问题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人体缺硒的难题亟待解决。
按照常规，古今中外的医学都主张“进补”，缺硒当然就要补硒。长期以来，国内外医学界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采取补硒的方法。如中草药黄芪是中医治疗冠心病的必选药物。遗憾的是，黄芪虽然含有极丰富的有机硒，但治疗效果往往并不理想。蒋守规认为，这是因为人体缺硒往往并非硒的摄入量过低，而是因为硒代谢失调使人体失去了从食物中吸收和利用硒的能力，失去了贮存、分配利用硒的能力。
其实人类的日常食物中，富含硒的东西并不少，如瘦肉、蘑菇、卷心菜、大蒜等，足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硒。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有的人吃得并不差，但由于肠胃吸收功能不好，所以仍然很瘦弱，这时无论怎样加大他的饮食数量、提高他的饮食质量，效果都不明显；只有改善他的肠胃吸收功能，才能解决问题。同样的道理，在人体硒代谢紊乱的状态下，硬“补”硒是补不进去的。弄得不好，还会因无准确剂量、无准确进补时间的非科学滥行补硒导致硒中毒。

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和研究他决定采取调理病人硒代谢功能的思路，去改变人体缺硒状态。一旦患者紊乱的硒代谢得到扶正，则人体即可以充分吸收日常饮食中的硒，并顺利地完成贮存、分配、有效利用等重要过程，达到平安迅速地改善人体缺硒状态的目的。
当然，改变人体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功能，问题要复杂得多。
除了这两大代谢的调理之外，蒋守规进一步又考虑到老年人脑代谢功能的衰退。大脑这个“司令部”一旦出了问题，必然也将严重地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和寿命。
蒋守规在研究中发现，人过中年之后，血液中所含有的为大脑所必需的特殊营养开始减少，使脑细胞长期处于半饥饿甚至饥饿状态，从而逐渐形成了脑细胞新陈代谢的严重障碍；而脑组织代谢功能的逐渐衰退，又使脑细胞所需要的特殊营养更加匮乏，导致脑细胞随之萎缩，出现一系列衰老症状，如健忘甚至丧失记忆，思维紊乱、精神萎糜不振，嗜睡，行动迟缓困难，使老年人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如果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得到遏止，便有可能发展到脑组织软化、液化，发生老年痴呆症，甚至威胁生命。因而，为了全面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延年益寿，就必须兼顾到脑代谢的调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设法向脑细胞提供充足的特殊营养，另一方面，则要保证脑细胞有能力吸收接受这些珍贵的营养成份。
如何向人体提供这种特殊的营养成份，并且让脑细胞吸收并利用这种养分，成了摆在科学家们面前的又一个难题。蒋守规毫不犹豫地闯进了这个人类的未知领域。

蒋守规将“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突破口。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通过新陈代谢，生物体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及能量交换，生命才能够延续和发展；而诸多“文明病”的发生也都与新陈代谢的失调密切相关。蒋守规博士认为，新陈代谢既然能失调，也就应该能找到一定的调节调理手段，使其恢复正常！
针对当代中外医学“只补不调”和“重补轻调”的偏颇，蒋守规博士从生命科学出发，首次提出了“以调代补”的新理论，即从调理人体代谢功能着手，改善患者对“生命元素”硒的吸收、储存、利用能力，以求达到“不补自正”的目的。
经过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探索，蒋守规终于成功地创造出一个以“食疗”代替“药补”的理想模式。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严格地说，都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而且绝大部分还有毒副作用，不允许在短时间内连续服用。采用“食物调理”，具体来说，也就是寻求某种天然食物作为载体，让病人通过食用这种改造过的新型食物来达到调节、扶正人体主要代谢的功效，这无疑具有药物治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蒋守规选中的这种纯天然食物，就是鸡蛋。
蒋守规提出的“食疗”，是与通常所说的“药膳”具有本质区别的全新概念。“食疗”并不是以药物为食物，而恰恰相反，是要以食物达到药物所难以达到的治疗目的。而以食物作为载体，同时还具有高效无毒和高营养的优势。
他选中鸡蛋作为载体，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科学根据的。如前所说，鸡蛋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天然食物。但是，天然鸡蛋仍难以承担调节三大代谢的重任。因为，蒋守规在研究中发现，天然鸡蛋还存在着三大缺点：一是营养强度还远远不足，二是营养结构不尽合理，三是它的胆固醇含量过高。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鸡蛋缺点的这一剖析，同样是蒋守规独特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美国科学家曾注意到鸡蛋中的胆固醇含量过高，并致力于低胆固醇鸡蛋的研究。但是蒋守规认为，美国人的想法还不完善，他们的研究思路仍未能超脱单纯量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仍简单地认为人血中胆固醇高（即高脂血）是由于摄入量太高所造成的。
这也就限制着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不可能达到对鸡蛋进行质的改造的高度。而且，许多天然食品都存在胆固醇高的问题，难道要一个一个地去设法降低吗？能不能找到一个途径，在更高层次上改变鸡蛋的营养内涵，使它不但不增加食用者的胆固醇，而且还可以降低食用者体内的胆固醇？
他甚至想使这枚小小的鸡蛋，能在攻克某些以医药手段无法治愈的人类痼疾上发挥作用！
在科学的前进道路上，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发现问题，也就为解决问题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蒋守规和他的夫人赵瑾教授，毅然投入了“改造鸡蛋”这个人类科学史上没有前例的工程。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一种全新鸡蛋从他们手中诞生了。这种鸡蛋不但营养强度空前，而且营养结构全面改善，胆固醇含量显著下降。
最重要的是，这种鸡蛋不是人工生产的，它仍然是由母鸡自然产下的一种天然食物。它无疑是蒋守规调理代谢思想的产物。蒋守规从改变母鸡体内的代谢功能出发，使母鸡在成卵过程中进行新的生物能量交换，从而得到了一代全新的鸡蛋。
他将这种鸡蛋命名为“蒋氏高能蛋”。
为了实现这发生在蛋壳里的无形变化，蒋守规博士和赵瑾教授耗费了十多年的宝贵生命，经历了无数曲折坎坷。至今回想起来，科学领域里的寸步难行固属空前，还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各种有意无意匪夷所思的人为干扰，就更加让老科学家感慨不已。
改变鸡蛋的营养内涵，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没有任何科学资料可供借鉴，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开始。如果按照国际科学界公认的路线，通常是采用改变基因的方法来进行这类探索；然而这将面临着基因的错误使用所产生的巨大危险和过长时期的反复。
蒋守规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毅然决定采用新的思路，以环境生命科学的理论为研究途径，充分利用母鸡代谢功能旺盛的特点，通过改善母鸡体内代谢功能的手段，创研出一种完全新型的鸡蛋，这种鸡蛋仍由母鸡产下，属于纯天然的保健食品，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因此这无疑是一条更加安全而合理的研究路线，而且体现了当今国际传统医学界所倡导的“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战略思潮。
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研制出这样一种全新的鸡蛋，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功的。这是一项涉及生命科学、现代营养学、分子形态学以及传统医学，跋涉于人类未知领域的博大精深的攻关课题。

蒋守规博士将全课题划分为四个阶段、八个子课题。第一阶段的基础理论研究，他已在国外完成；在这一真知灼见的指导下，从1983年开始，蒋守规博士和他的夫人赵瑾教授，以及河北大学环境生命化学研究室的同志们，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即设计、合成、筛选出一种具有极高生物能量的活性物质，以实现改变母鸡代谢功能的设想。
为了继续蒋守规在国外留学时起步的“重造鸡蛋”的课题，势必要投入庞大的经费。对于蒋守规教授个人，这显然是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他必得依靠有关组织的力量。
急于验证自己这一理论的蒋守规教授，等不及常规的申报审批程序，一边向学校所在的河北省科委申请设立这一科研项目，一边已开始研究工作，然而几经周折，申报最终竟被驳回。确实，连外国科学家都感到难以想象的“改造鸡蛋”工程，一时不能被国人所理解，也不足为奇。
研究工作面临着“断炊”的危险，蒋守规教授将自己留学以来的全部积蓄都投入了进去，还不得不向亲友借贷。迫不得已，他们向国家科委一个对口单位再次申请立项，竟又遭驳回。后来，保定市科委知道了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主动与蒋守规教授联系。遗憾的是，面对庞大的经费预算，他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左右为难。最后，蒋守规教授向河北大学科研处申报立项，还是未蒙批准，并且在申报过程中，听够了某些人的流言蜚语。有人认为，“改造鸡蛋”纯粹是异想天开；有人认为这一研究根本没有价值；更有甚者，有人竟说；“蒋某某使唤研究生为他养鸡，他们自己吃鸡蛋”！
面对这些令人心碎的流长飞短，面对这些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诽谤，曾经长期身处逆境的蒋守规没做任何辩白。因为他懂得，以言语驳斥言语是徒然的。他横下一条心，决意把实验进行到底，以科研成果来证明一个科学家的纯洁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