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帝国的疆域与朝鲜王朝相同，大致相当于当代朝鲜和韩国面积的总和，北面隔鸭绿江与图们江与中国和沙俄接壤，南面隔大韩海峡（即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地方行政单位较朝鲜王朝时期有所改变，为道、府、郡三级制，没有了县的建制，只保留一个州即济州。行政区划也与朝鲜王朝略有不同，平安、咸镜、忠清、全罗、庆尚等五道分别被拆分为南北两道，因而由朝鲜王朝时期的八道变为十三道。首都仍为汉城（今韩国首尔）。

大韩帝国延续了13年。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朝鲜半岛遂沦为日本殖民地。1910年8月29日，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生效，大韩帝国被日本正式吞并。

历史
外部局势
朝鲜王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是大清帝国的属国。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控制朝鲜政权，强迫其废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朝鲜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4月，战败的清朝政府在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独立。

但事实上，朝鲜当时被亲日的金弘集内阁统治，因而日本不断插手朝鲜政局。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10月8日，日本人在“乙未事变”中杀害了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又嗾使金弘集内阁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实行太阳历、颁布断发令等。这些措施都严重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感情。人们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迅即展开并蔓延全国。建阳元年（1896年）2月，在当时的亲俄派大臣李完用、李范晋等人的劝诱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王族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事件改变了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亲俄派的实力膨胀，亲日的金弘集内阁迅速倒台，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俄馆播迁事件平衡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种外部局势为后来大韩帝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藩王称帝
历史渊源
朝鲜半岛政权在古代长期称臣于中原王朝，其历代君主的头衔都是王，只有高丽王朝时期曾大量僭用皇帝仪制、颇有“外王内帝”之色彩，高丽光宗也有被尊称为“皇帝”的记录。元朝控制高丽、尤其是进入朝鲜王朝时期以后，朝鲜半岛的君主更加恪守藩属之道，僭越之举减少，为明清时期中国外藩之郡王。朝鲜王朝中期文人林悌临终哀叹：“四海诸国未有不称帝者，独我邦终古不能，生于若此陋邦，其死何足惜！”[1] 清朝时期，朝鲜王朝提倡的“北伐论”激起了一些朝鲜人入主中原、继承帝统的愿望，但终究还是不敢擅自称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鲜儒臣金若行上疏，认为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后中国无主，朝鲜独保正统，因此请求朝鲜英祖称帝建元，用天子礼乐，结果被英祖贬为庶人，发配黑山岛，被视为“托以尊周，欲启邦衅”。[2]

自近代以来，朝鲜高宗就不甘心对外使用中国所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称号，从光绪八年（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以来，采用“大君主”作为外交的头衔（“大君主”最早是英国为了对应清朝的“大皇帝”而对英国女王头衔的汉译，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英国批准书中正式启用，后来固定为外交上对欧洲国王头衔的汉译），并铸造了“大朝鲜国大君主宝”为国书所钤之印。[3] 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曾说高宗“每自谓五百年祖宗以来，无大朝鲜大君主之号，尤无外臣为国使员之盛，今则身享其荣，将无以逾其功烈，直迈乎数十王之上”。[4] 与此同时，朝鲜国王称“皇帝”之议随之产生了。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提出过“国王称帝”的法案。[5] 翌年闵妃集团欲与俄国勾结，脱离中国，造成两次朝俄密约事件。闵妃集团认为联俄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称帝，袁世凯给李鸿章报告说：“俄党诸闵又极怂恿引俄保护，他国不敢侮，可自尊为大皇帝，不受人节制，王心又移。”[6] 朝俄密约事件平息以后，袁世凯作《朝鲜大局论》，专门就称帝之议警告朝鲜道：“如以不臣于人为自主，是徒取文字之体面，而不顾宗社之沦亡，贾虚名受实祸，朝始称帝，夕已破灭，得失之计，判然可知矣！”[7] 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袁世凯还风闻朝鲜“有称帝之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