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儒者陆九渊敏锐地发现，宋学兴起是与师道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宋代儒学和汉代儒学最大的不同，便是从“周孔之道”转变为“孔孟之道”，在这个过程中周公的影响力下降，孟子的影响力上升，开始注重“四书”身心性命的义理，而不是从典章制度上下手考据以推动复古运动的发展。回归“师道”的本质，实质上就是回归先秦儒学的特征。故云：“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
“宋代士大夫批判了汉唐经学，也对汉唐政教形态提出质疑，他们向往和复兴了先秦儒家士人文化主体意识的师道精神，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推动了儒学的一系列创新发展。”（湖南大学朱汉民语）
宋代儒学的政治意义在于重新恢复到先秦儒学的本质，利用师道的传承和书院的建设贯通经义，达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根本目的。所以纵观宋代政治史，儒生士大夫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舆论上都有很高的话语权，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不同意见之间分门别类的党派成见。官员通过言事、劝谏、封驳、经筵、舆论等各种方式限制皇权，这在秦汉魏晋时是根本不敢想的，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升。
朱熹说：“文正公（范仲淹）门下多延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庆历新政时这些士大夫就积极利用掌握的资源和权利推动新政的推广，涉及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充分证明了宋代儒生并非世人误解的“百无一用”“忍辱求和”等等，而是中国政治体制革新与进步的中坚推动力，其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政治家范仲淹认为当时“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教化”（《上时相议制举书》），即由于师道不存导致了士风衰退、吏治败坏。而作为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就应当重振纲纪，恢复师道的传承，澄清吏治。
《传》曰：“国将兴，尊师而重道。”以经典作为依靠，使得师道的复兴在理论上出师有名。胡瑗认为，“师”是天下的根本，儒家学说离开了师，就无从谈起，所谓圣贤之道，可以离开帝王，但不可以离开师道。
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人之所以被尊奉为大儒，不单单因为其思想体系完整全面、著作论述内容深刻，更是因为他们是“师道”的积极推动者而青史留名。宋代道学群体的出现，也是师道复兴运动发展的结果，其思想核心就是体现早期儒家士人精神的“孔孟之道”。作为独立于地方官学系统的书院，乃是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理学的大本营，因此在现代社会，想要复兴儒学，第一步就是要在物质上建设复兴的根据地、大本营。没有书院的儒学教育是不完整的，在私立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政府也应该给儒教的书院一个发展的空间，也从而洗刷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扣给儒教的一口又一口黑锅。
《三先生祠记》云：“师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质，何世无之，而后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师道之不立故也……幸而有先觉者出，得其传于千载之下，私淑诸人，使学者知夫儒学之真，求之有道，进之有序，以免于异端之归，去孔孟之世虽远，而与亲炙之者故亦何以相异，独非幸哉？是则秦汉以来师道之立，宜莫盛于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