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电台想借此做个访谈节目，托人找我，那用意无非是借有新闻效应的故事，对青年作一些自以为是的引导。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发了火，说了句“他们睡着了，不要用你们的爪子去碰他们”。那个编辑事后对我的朋友说：“你介绍的那个老师不肯配合，他干嘛要发火？”
我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信服我，所以我有话一定会对学生直说，我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体学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准自杀。我每说完这句话又有些后悔，我想到徐海。他不是懦夫，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也许他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许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
20年过去了，现在，每看到40岁上下的人，我会常想起清秀温和的徐海和美丽善良的董维青。 有一年，我在小说选修课上介绍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学生不理解，我就举了徐海的事。学生很惊异，说没想到校园里有如此凄美的爱情。可能是我不该说徐海和董维青，因为一些学生自此觉得，比之他们，很多赚人眼泪的爱情小说不值一读，《春琴抄》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基本没有停过，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可能是1994年，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我们都为他捐了款。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想见见他，就一同去了。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袁梓是个大块头，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开朗，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是王老师，我认识你，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我病好了回学校，一定要去听你的‘小说选讲’……”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我安慰他说：“我在学校等你。”走出医院时，班主任难过地说，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没几个月了。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之后，袁梓回到了学校，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袁梓没缺过一次。他个儿高，却要坐在第一排，离我很近。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忘了记笔记，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让我想到，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为了他的执著，也为了让他快乐。
一年后，他去世了。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后来者不一定知道（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
和徐海、袁梓不同，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那一天因数学检测，推迟下课。我上楼时，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和我打了招呼。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彦波东张西望，找了一会儿，确信那送水车走了，才遗憾地上了楼。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就这样幽明隔路了！他死后，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学生郑重地告诉我：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他的母亲说，那天晚上，彦波情绪很好，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九点多钟，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夜间发病，40分钟后去世。事后医院告知，是心源*心脏病，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
早晨，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地再三问：“你说什么？”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得不写成文稿，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同学理解。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
我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信服我，所以我有话一定会对学生直说，我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告诉全体学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准自杀。我每说完这句话又有些后悔，我想到徐海。他不是懦夫，他只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也许他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也许他太想和她在一起了……
20年过去了，现在，每看到40岁上下的人，我会常想起清秀温和的徐海和美丽善良的董维青。 有一年，我在小说选修课上介绍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学生不理解，我就举了徐海的事。学生很惊异，说没想到校园里有如此凄美的爱情。可能是我不该说徐海和董维青，因为一些学生自此觉得，比之他们，很多赚人眼泪的爱情小说不值一读，《春琴抄》更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1983年开选修课，基本没有停过，很多人说曾是我的学生，往往是选我小说鉴赏课的学生。因为经常在其他年级开设，所以好多学生我并不认识，我也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但有个叫袁梓的学生是我事先就认识的。可能是1994年，学校有位叫袁梓的学生患了脊椎神经恶性肿瘤，我们都为他捐了款。有天在校门口遇上他的班主任要去医院看他，我不认识他，但是想见见他，就一同去了。记得他住在有线电厂职工医院。袁梓是个大块头，却卧在床上不能动弹。他很开朗，看到我有些意外，说：“你是王老师，我认识你，我们班选你课的同学说起过你。我病好了回学校，一定要去听你的‘小说选讲’……”对他的话我根本没有把握，他也不是我这个年级的学生，我安慰他说：“我在学校等你。”走出医院时，班主任难过地说，医生私下里早就打招呼，没几个月了。我当然也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我甚至为自己这样敷衍病人感到愧疚。
奇迹出现了。一年多之后，袁梓回到了学校，他真的坐进了我的课堂。我印象里那一轮的小说鉴赏选修课，袁梓没缺过一次。他个儿高，却要坐在第一排，离我很近。我至今记得他听课时的神情，有时他会沉浸在小说世界里，忘了记笔记，始终微笑着看着我。他那样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让我想到，他等待这样的日子已经很久，而至今可能还有很多学生不知道坐在课堂里是一生的幸福。考试时我给过他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为了他的执著，也为了让他快乐。
一年后，他去世了。
学校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前面发生过什么故事，后来者不一定知道（当然也不一定有兴趣想知道），现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他了。
和徐海、袁梓不同，毕彦波则是我任教班上的学生，两年间几乎每天都见面。彦波是1999年高考前48天去世的，最后一次见到彦波是星期四上午去上课时，那一天因数学检测，推迟下课。我上楼时，彦波拎着空水桶下来换水，和我打了招呼。可是换饮用水的人已经走了。彦波东张西望，找了一会儿，确信那送水车走了，才遗憾地上了楼。没想到十几个小时后，就这样幽明隔路了！他死后，我说起这最后的印象，学生郑重地告诉我：班上的饮用水经常是彦波上下五楼去换的。他的母亲说，那天晚上，彦波情绪很好，在饭桌上还有说有笑；九点多钟，他一边做练习还一边哼着歌。夜间发病，40分钟后去世。事后医院告知，是心源*心脏病，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病。
早晨，当班主任告知彦波的死讯时，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惊愕地再三问：“你说什么？”学校考虑到我是老教师，要我去向学生宣布他的死讯，这在我是多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得不写成文稿，虽然我从不照稿宣读，但此时我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我无法面对同学们如遭受雷击般的震惊。那天我特意补了一句话——“他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我以为大家听了会好受一些，可是没有同学理解。全班同学的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我终生不能忘记，谁也不相信乐于助人的好同学毕彦波就这样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