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勤勉敬业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于贾谊在《过秦论》里对前朝兴亡的那种长思久想；也出于马周在奏议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的那种殷殷悬望。其间自多创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然而竖看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称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实并不多见。士人论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 [8] 每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王朝最终都会在衰乱中走向了局，于是盛世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民间人惯看盛衰起伏，熟视之后，便催化出民间的史论。《三国演义》卷首有一首词，其中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这种兴亡无常的咏叹里，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与臣都在向历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历史都在演进中越出了帝王与人臣的预想悬望。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种牵动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于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历史过程本身才能说明这种矛盾。历史能够一遍一遍地撰写，其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这种君权为世族所制约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中特有的现象。世族的存在和繁衍，减杀了君权内含的惟我独尊，也限制了“高门”之外的“寒人”进入国家权力的路径。因此，世族的存在和衍延一定会催发帝王的憎恶和士人的憎恶。这两种憎恶在一百三十多年沉积起来，助成了日后科举取士的改制。从此入仕别有途径，则以门阀为凭藉的世族不得不渐次消亡。而后，“寒人”没有了限制，遂能成千成万地应试入仕；帝王没有了制约，遂能使君权日趋日尊。然而以史论史，则这种既使帝王憎恶又使“寒人”憎恶的世族，却在一百三十多年的南朝和北朝之间维系了一种统一的文化。南朝的文化自中原移来，世族本是身载肩负者。而被旧史称作“胡人”的北朝君主，其中之有作为者大半都乐于“汉化”。寻其本义，“汉化”正是北方世族的文化调教。因此，一百三十多年的分裂便成为一种文化统一之下的分裂。由于文化统一，北朝的中国人与南朝的中国人仍然血脉相连。当能够统一南北的力量出现之后，这种血脉相连便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自然的基础。而后，统一的中国在隋唐进入了盛世。

　 由于没有地方可以讲善恶、讲是非、讲人伦、讲规矩，儒学的种种道理便在精神上与那个时候的士人离得越来越远。南北朝的世族是群体，他们凭藉先人留下的历史厚积而能岸然自立。五代的士人则是个体，面对满地兵气，最易消磨志节。因此，他们出仕便是依附，大半没有养其廉耻之心的自觉自律。其间有一个叫做冯道的人身历唐、晋、辽、汉、周八姓十一君，常在公辅之位，晚年自号长乐老，著书历述累朝阶勋官位以为荣，而同时士人往往羡叹之。这种自荣与羡叹，非常明白地写照了一世士风的普遍无耻。从孔夫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崇尚社会责任感，但在一个士风普遍无耻的时代里，无耻所扑灭的正是社会责任感。因此，后代士人论五季，于此尤觉痛切。司马光说：“（冯）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道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而“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在这个过程里，个人的道德低落显然已经演化为政治上的溃决与不宁。所以《资治通鉴》叙五代史既毕，特为夹入一段议论，期期以为一个时代不能没有道德标准 [14] 。在五代十国之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赵宋王朝也是在“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中产生的，其开国的皇帝仍然是一个职业军人。但在君权社会里，武力支配政治终究是一种异态。它因“国擅于将”和“将擅于兵”走到末路，在时移势易之后，宋代便成为着力压抑武人的一个朝代。而五十年道德低落成为一种反衬和反照，又促成后起的知识分子纷纷以砥砺德性作成了另一代士风。

我觉着吧，冯道实际上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深层政治的表现。不管坐龙椅的是谁，把持基础的永远是汉族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