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是在对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两次传教失败进行了严肃的哲学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他说：“（传教士们）都顽固地热衷于把他们自己相对较新的信仰学说传入这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还徒劳地力图在它那儿寻找这些信仰的早期踪迹，结果他们并没有彻底地了解那儿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学说。”[2](p.136)叔本华所说的耶稣会两次传教失败是指1617年明朝禁教和1717年清朝禁教。

明清两次禁教均缘起于“中国礼仪之争”。对中国的“三祭”（祭天、祭孔、祭祖），耶稣会传教士内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认同派”，认为中国典籍中的“帝”、“天”，与西方宗教的“上帝”不过是“特异以名也”，对中国“三祭”持“不争”态度。另一派是以龙华民为首的“立异派”，认为中国“三祭”与耶稣会教条相悖，持反对态度。1616年，继利玛窦之后出任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的龙华民（意大利籍）禁止信徒参与中国习见的三祭仪式。这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魏忠贤等人认为这是铲除耶稣教的大好时机，便上疏朝廷，以传教士劝人只奉天主，不祭祖宗，教人不孝等罪名要求朝廷严令禁止。1617年，明王朝下达禁教令，传教士悉数被押赴广州、澳门，或改名换姓，或遁迹隐形，酿成南京教案。17、18世纪之交，耶稣会再次爆发关于“三祭”的争论，甚至罗马教皇几次下谕，谴责中国礼仪风习，禁止教徒行“三祭”，并屡派特使来华主持禁谕。1717年，一直对耶稣会的在华活动持宽容、袒护态度的康熙终于被激怒，针对教皇的“禁谕”，康熙也发出“百年禁教”的“圣谕”：“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见《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这两次事件促使欧洲人潜心研究中国，撰写了大量汉学研究的书籍，叔本华就是从这些书籍中了解中国的

[2]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M].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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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教皆属无神论的观点，是叔本华在与西方宗教作了一番抉择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说，“欧洲人在致力于了解中国宗教状况时，就像通常一样，就像以前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同样情况下也是那样做的，首先就是想找出中国宗教和他们本国信仰的相同之点”[2](p.139)，但是欧洲人失败了。“一神教，当然就是唯一的（神），犹太人的学说，对于佛教徒和中国人来说都是异在的”[2](p.139)，“在佛教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痕迹”[2](pp.141-142)。叔本华这样定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认为在道儒释三学中根本没有一个“永恒的、不被创造的、唯一的神圣的存在者”[2](p.139)。三教并不把“陷入罪恶和痛苦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生灵都注定要死亡，它们的存在由于相互残杀都是短暂的）看作是神的显灵”[2](p.139)。因此，叔本华认为，“这三种宗教都既不是一神论，也不是多神论，也不是泛神论”[2](p.139)。除认为“佛教徒严格地说就是无神论者”外，叔本华还转引马礼逊的分析，认为道和儒的基本观点也属无神论思想，他说，“在博学的汉学家马礼逊那里，在他1815年起陆续出版的《中文字典》第一卷第217页上可以看到，他力图在中文典籍中找到一个上帝的痕迹，并且决心沿着这个方向作出尽可能有利的阐释，然而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确证，就在同书第268页及以下几页的解释Thung（动）和Tsing（静）这两个词，并把它们说成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时，他重新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要使这一体系不被指责为无神论也许是不可能的”[2](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