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
     〈壹〉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信■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揽木根以结芷兮，贯霹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吴法夫前滫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离骚》
     这里的青年，并不是年龄上的含义，而是一种少年意气之后，承受着失望和悲伤那一端结果的代名词。很多诗人根本无法承受这一点，当“青年时代”来临，他们就要么让“现实的自我”彻底消失，要么让“诗人的自我”彻底消失。而楚国的左徒，在这个时代也正遭受着这一矛盾的冲击。在少年时代，他的两个自我仍处于协调当中，而从青年时代开始，两个自我则造就了不可避免的分裂。
     堂堂楚国也在迈入它的老年时代，喏！这个王朝的老年时代与诗人的青年时代代表的意象极其一致。热情渐趋崩塌，思维混乱，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来回，做着无休无止的自我损耗，面对毁灭的危险而不自知，最后四处碰壁，黯然消退——对屈原而言，少年时代他看清的楚国的种种弊端，却仍旧没有力量去校正，官至左徒，也不过是场水泡花环般的梦——这实在是两者再难觅出的共同之处，因此无论从哪一面来解释，似乎都完全可以由此说明另外一面的特质。
     其兴也盛，其亡也忽。
     事实上，楚国的衰亡和屈原的青年时代遭遇的种种不顺利，本质上，那个灭亡吴起变法的旧贵族势力的幽魂才是一切的根本。
     时年，楚国仍沿袭着以前的封君制，也就是给大的贵族和有战功的将领分封土地，楚国的国君似乎忘记了周王朝名存实亡的教训。当然，在那个时代，土地分封也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封赏制度，国君的财政等方面可能还不足以强大到能给诸多的贵族子弟以俸禄的形式来封赏。但这一制度的危害是巨大的，国君因为财力不足而又需要贵族们的支持，不得不把土地分封给他们，而这些贵族获得土地以后，就大肆囤积财力；而国君控制的土地减少后，财力就更加少，为了给新增加的功臣或者贵族子弟封赏，不得不继续把土地分封出去。
     这样的结果就是旧贵族们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他们为囤积财富选择不择手段，又造成了民怨沸腾，公元前414年，楚声王为“盗”所杀，国君被揭竿而起的人民所杀死，可见积弊日深，楚国必须要经过大的变法来扭转这一局面。就在这时，在魏国变法取得成功的吴起因为魏国贵族间的势力斗争受到迫害不得不逃到楚国，正面临严重统治危机的楚君悼王大喜过望，立刻重用吴起，开始变法。
     吴起此人，在历史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他是卫国人，年青时外出为求学将家财耗尽，有邻人讥笑他，他按捺不住，杀掉讥笑者三十多人；随后他跑到鲁国求拜孔子的学生曾参为师，但几年后，吴起母亲病逝，吴起以自己未能得到一官半职，没有脸面回家，曾参认为这不合孝道，把他从自己门下赶了出去；齐国讨伐鲁国时，吴起自告奋勇要领兵杀敌，但有人以他的妻子是齐国人为由，认为不可让他领兵，他就回家杀掉了自己的妻子，虽然此后他果然领兵击退了齐兵，但对于鲁国国君而言，吴起这种人却太可怕了，既然他能杀掉自己的妻子，有朝一日，也完全可能杀死自己的国君。
     由此可见，吴起实在是一个决绝之人，他认准一个目标，就可能不择手段去实现。而此时，悼王在统治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也正需要这样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意味着，在吴起和旧贵族之间，那种剧烈的矛盾最终将演化为某种仇恨。以吴起的性格，在他施行变法的过程中，肯定有不少的贵族会被逐或被杀。但在悼王全力支持下，贵族们也不好直接发作。


     而偏偏楚怀王就是一个毫无主见的国君。怀王恐怕也是个理想派，虽然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自己不那么讲信用，但似乎对于别人的信用总是特别有信心。偏信则暗，更何况他的身边最亲密的人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郑袖等几乎都是那些旧势力的代表，而且毫无例外的，都是楚国长久以来与秦国联姻政策的拥护者——当然，原因仅仅在于如此能够给他们带来秦国的巨额贿赂——这也等于是屈原必须解决掉的几座大山。
     放眼整个中国历史，恐怕也没有几个大臣能在与君主的妻子、儿子以及丞相这三者相勾结的情况下获得胜利。在他们不遗余力的谗言下，楚怀王即使再明察秋毫，恐怕心里还是会打嘀咕，这意味着，只要能找到小小的一根稻草，就能将屈原彻底打倒。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记·屈原列传》
    
     太史公司马迁真是一位写故事的高手，寥寥几笔，就将几个人物描写得淋漓尽致。首先上官大夫处心积虑要拖屈原下水，但显然他找不到什么把柄，只好以一句毫无根据的话“非我莫能”来在楚王面前进谗言（这个谗言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笔者一直有一种直觉，这是楚怀王授意而为之），其次是楚王果然因为这样一个丝毫经不起斟酌的谗言而“怒”（分析他怒的可能性，就是他的变化无常和毫无主见的软弱性格与屈原相比，实在不堪，当三闾大夫的名号响彻楚国各地时，他当然会感到害怕），最后屈原被疏远——由此可见最大的可能是，第一，屈原在怀王的眼里根本就是一个不得不赶出去的人物；第二，有很多人在说屈原的坏话。
     这可能就是诗人做官必定的结局。做官需要的是穷尽机关，气定神闲，人前把人夸得昏天黑地，人后捉摸个千古奇绝的连环计、绊马索，让人伤不着自己，自己却能随时取人首级。要想往上爬，那就得多拍马屁，夹紧尾巴。聪明盖世的，要装聋作哑；没啥本事的，先学推卸责任；实在笨蛋的，那就别人做啥你也做啥，做完了跟着打哈哈。特别是满腹牢骚，写得好文章的，一定不要丢人现眼，夜里开着灯自个儿偷着乐。
     但是，要屈原懂得这些规矩，同流合污，拒绝诗文，不受排挤，那实在太难，太难。
    
     <三>
    
     少歌曰：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
                                  ——《抽思》
    
     用现代的话来说，屈原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以上的这几句也说了：想向美人表露自己的心迹，但再长时间也说不清是非曲直——这多么像一场爱情的开场或者结局，到最后，一句说不清成了对现实最靠谱的解读。
     在诗人的少年中已经分析了，在这场爱情里，他为什么会选择对如此的君王忠贞不渝：第一，他本身就是贵族出身，对楚国的历史拥有自豪感，并且有靠近权力中心并寻求变革的可能；第二，他勤于学习，不仅善于言辞，也学到了前辈的治国道理；第三，他本身向往权力，这不单纯是官位，更重要的是一种透彻世间真理的感觉。
     但所有的一切，最后一点，也就是诗人的自我——也就是那无法祛除的孩子气才是决定性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根本不是只谋一生一世的人所能领会到的。这一天主教徒式的单向的悲天悯人的殉道者形象，也是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噩梦，即使能意识到，也无法摆脱，脱离了它，诗人仿佛就不再是诗人。这也是爱情观里，最令人不可捉摸的部分。许多人，不管恋人如何抛弃他们，都将不能改变他们的痴心。很大的可能性是，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分手的权利。只要幸福的时刻曾经存在，只要还能想起来，它们就一直存在。


     在中国，想教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羞辱的方程式。
     儒家以权威为基础的形式，以及维护权威的结果，都只能让其本身的矛盾越扩越大。以至于到最后，它直接变成了荒谬可笑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这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最后以破裂了事。
     权威终究只是人的工具。在历史长河之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伪君子们高唱着“仁义”、“信誉”、“谦逊”的赞歌，真君子倒没有几个，即使有，也很快很快陨落，然后被加载儒家圣贤书了事。
     屈原便是这一真君子行列的代表，并符合了一切真君子所能做到的最好的过程，和最适当的结果。
     这个意义上，他是完美的。真正的君子们为了伪君子的所为而牺牲。
     但不完美的是，在他践行的思想之后，隐藏着的伪君子们两个最重要的字：权欲。
     不管是君王还是贵族，即使楚国统一了六国，却失去了他们的权威，对于他们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权欲场上，要么你干脆躲远，要么你不择手段成为权威的一部分。
     其它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方面，宫廷争斗、官民争斗、官官争斗、民民相斗，八百年楚国的历史已经将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写尽了。
     在权欲的角度，要是屈原像一个完全的楚国人，“自珍”或“隐”，那或许是更好的事。
    
     三、寂灭
    
     〈壹〉
    
     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在六国相争的环境里，不能进取就意味着被消灭。
     在权欲场上，无法将自身成为权威的一部分，就意味着失败。
     所以，叙述楚国如何一败再败，叙述屈原如何被贬黜继而被流放，没有多少价值。
     我们有必要看一个笨蛋国君被人三言两语玩弄于鼓掌之间，和一群贪图私利，软弱无能的统治者的笑话吗？
     我们有必要看清一个自杀者的每一个步骤吗？
     不，当结果已经注定，只需要安心地看它何时何地发生即可。
     所以，在这里谈论楚国、以及屈原的寂灭，甚至根本不用提到他们。我们只需要翻看另一段历史，一段人才流落的历史，便足矣。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几个在岳麓书院门上立了几百年的大字，看起来更像是对这里的嘲讽，因为在它出现前的两千多年，就有了“虽楚有才，晋实用之”的说法。所以，你在那里走过，会带着五味杂陈的感觉，就像它本身是你身上隐藏的缺陷，却在某一天眼睁睁地看着它露出了马脚。还好，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对此耿耿于怀，即使两千多年以来没有什么不同，人们也早已对此习惯接受，并且心安理得。
     但，你并不能分清前者是不是一句应景的恭维，而后者才是事实，无法遮蔽的事实。
     问题还在封君制身上。
     封君制，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世袭贵族和建立功勋的人才而设立的。所以一开始，楚国对于人才很有号召力，因为在周王室国姓诸侯中，如果不是贵族是很难封功的。但久而久之，就出现了问题，那些世袭贵族们形成了公族集团，而后封赏的大臣成为了世族集团。公族集团势力强大，把持着国政，骄奢淫逸，引起了很多问题，因此楚王不得不将许多世族官员调入统治集团，这就让两个集团陷入了权力的争斗当中。公族认为楚国就是他们的，看不起世族的官僚，而世族则认为公族位大权重没什么能耐，只顾着躺在老祖宗的功劳薄上（这在诸侯国中是普遍现象，晋、齐等国都因此而分裂或统治更迭；而将封君制废除的秦国，则以奖赏战功的方式，吸纳了天下的人才，最终一统中国）。


     子常虽然官至令尹，但却并不通晓军事，但偏偏他不愿军权旁落，一定要亲自上阵。伍子胥对此心知肚明：“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吴军随后果然五战五胜，直奔郢都。
     吴军兵临城下，楚昭王奔逃，吴军随后进入郢都，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掘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而吴兵则在楚国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快引起了楚人的奋起反抗，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赶出了吴兵。
     伍子胥终于快意恩仇，得尝所愿。但他指挥吴兵攻破郢都，蹂躏故国，凌辱父老乡亲，不知他祖先泉下有知，该当如何。
     但即便如此，伍子胥也不过是那反目成仇的楚人中的冰山一角。甚至在每一件楚国经历的痛苦经历中，对方的阵营里都有楚人的身影。若堂堂楚国给他们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恐怕就不会如此。
     但偏偏，历史没有如果。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由楚国统治者看不上自家的人才，变成了自家的人才看不上统治者。
     当时鼎鼎大名的“天下贤人”荀子，来到了楚国，春申君黄歇的门客认为此人来头太大，会威胁他的地位，黄歇立即准备赶走荀子。门客接着说荀子德高望重，赶走会让天下人耻笑，黄歇只好给他封了个小官。然而，没曾想，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满腹韬略，却以为楚国已如腐烂的茅坑，连此地的老鼠都灰头土脸，于是，学那粮仓里的老鼠，去了秦国，终于得到始皇帝重用，“已而相秦”。
     这决不是偶然。
     <三>
     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 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结荣茝兮逶逝，将去烝兮远游。                                   ——《九怀·危俊》
     当然，探讨屈原加入反目成仇或者投入他国怀抱的可能性是可笑的。
     但，在他因谗言而被怀王疏远时，在他因为进谏而被怀王驱逐时，此后又因为责怪子兰而被顷襄王流放时，听到郢都被秦军攻破之时，站在汨罗江水边时，他都有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的选择与生俱来，根本无须他人的提醒或者临峰端坐的顿悟。
     这个机会就是“隐”，“隐”而逍遥。
     这让人一下子就想起了差不多与屈原同年代的庄子。
     庄子此人，出生的比屈原早，死的比屈原晚。在屈原可能还是个小年轻时，他早已名声在外了，楚怀王的父亲楚威王听说他很有才干，就找人想请他出山担任令尹，这可是天底下最破格的几件事情之一了，但这位庄子以“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答复了楚威王，坚决拒绝担任高位。
     庄子至今仍是天下最有趣的辩者。他的辩，发乎想象，止乎事实，让人觉得合情合理，而不是“白马非马”似的诡辩。他所在的世界，和屈原所在的世界，没什么不同，天下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王侯将相，兴衰成败，几成过眼烟云。然而屈原要“知其不可而为”，为之不成，而写《离骚》。但庄子不同，他要“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所以他要辩，他要戳破那个“仁义礼智信”的大同世界的弥天大谎。他要人们放弃什么国家、征战、建功立业的想法，不要为了那刹那芳华丢了卿卿性命，而要去寻求那人生的至乐：从然以天地为春秋……
     然而真正要辩的问题，往往都没有答案。
     否则，何须去辩来辩去的呢？


     在庄子那里，他参悟这天机，了然置身事外，或许已看得更为清晰。何况，即使堂堂出国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美梦，是否也会如始皇帝，坐不了几天江山，就身死路途之上？而为此付出的代价，那马革裹尸的千百万士兵，那流离失所的百姓，究竟值得吗？
     但比庄子年轻的屈原，早已身在山中，而且陷得太深。
     他不清楚怀王的软耳根吗？他不清楚君王身边的宠臣都是些目光短浅的鼠辈吗？他不清楚得罪了掌权的令尹，会面临灾祸吗？……
     他清楚。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诗人。但就像大多数诗人所经历的一样，他不明白为何人间简单的真理和理想都无法成为现实。
     他仿佛一个命运的受害者一样，写出了旷古绝今的《天问》。
     但，何须一问？
     真正的问题往往都没有答案。
     真正的答案往往就在问题本身。
     但终究，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而且，你永远无法得知，一个人的不幸会强大到如何的程度，以至于最后能战胜对生存的渴望。
     生命，到底要幻化成现实的目的，还是仅仅为生命本身。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不过，他的学生，却有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选择。以至于当他们两者扯上师徒关系时，都会让人莫名诧异，不像，太不像了。
     或许，他的这位学生，已从他的悲惨经历中学乖了。巧言令色，成为他保全性命的良药。
     且看他如何夸奖自己：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
     这一段，便将国、家、自己都夸了个遍，讨得君王的欢心同时，也让自己留下了千古美名。你不知，是这位乖巧伶俐的宋玉拜了屈原为师，却自个儿躲在家里看《庄子》；抑或，屈原在体味酸楚滋味时，也曾潜心研究脱离这一切。
     <肆>
     魂兮归来，返故居些……像设君室，静闲安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
     ——《招魂》
     这一篇《招魂》，司马迁认为，是屈原在招死在秦国的楚怀王的魂。这位怀王，本来守着堂堂千里楚国，最后却被小贼张仪一骗再骗，最后去国怀乡，身陷囹■，却有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坚决不割地求饶，也可谓死得像条铁骨铮铮的汉子，没有进一步辱没先祖的豪迈气概，为他招魂，当也是屈原这位臣子应尽之责。
     但也有人认为，这篇是宋玉写给屈原的，目的是招屈原的魂。
     我更支持后者，因为这一篇前后贯彻的庄子式的逍遥，倒更像是屈原耳目渲染却又未能实现的楚人情怀。而且笔法上的华丽铺陈，本来就是宋玉的强项，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越了师父。
     人的现实所为与灵魂或者本来就是相对的两极。屈原的悲天悯人，也许不过是不早不晚，赶上了。就是这一切的机缘巧合，将他楚人的本来面目，压抑了下去。他那魂梦里，何尝不乐于“隐”而逍遥？谁不愿意避痛苦而取永乐？
     当少年不再，那父辈教与的一统天下的美梦眼睁睁地变成了国力衰竭、战士覆没、君王被囚、郢都被破、家人零落，那漂流不知何去何从的栖栖之人狐死首丘之际，也只能形容枯槁，叹息得“奈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