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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推进，三地政府应在社会文化交流、公共服务共享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推动跨境区域延伸到更深的层次；
另一方面，从“空间—治理”的作用机理来看，新时代的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仍需继续寻找合理的治理方式和制度设计，实现空间与治理的适配，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
黄银波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正文：
粤港澳大湾区是因尺度重组而形成的跨境区域，也是近年来的热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报告视其为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以促进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目标，探索如何在“一国两制”地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合理的、特色的优势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3个问题：
粤、港、澳为何会形成跨境重组空间尺度？
三地之间如何调整治理方式，实现合作共赢？
治理转型与空间演进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启示？
01
相关研究综述：从尺度重组到区域协调
1.1 尺度重组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生产方式由原来的“福特制”转向了“后福特制”的弹性积累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尺度和制度的转向，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尺度重组搭建新的空间平台，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促进资本积累。
尺度重组包括两个范畴，即国家和城市的尺度重组。
一方面，国家通过权力上移，形成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等超国家组织；权力下移，形成次国家组织。
另一方面，城市通过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世界城市体系；地理临近的城市之间则形成超级都会区、多中心城市区域等新型的空间系统。
1.2 跨境区域
在国家和城市的尺度重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空间现象—跨境区域，即由邻近的两个或以上的国家、地区或次国家区域组成的空间单元。
在不同的讨论语境下，需要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视角对其进行诠释。
1.2.1 全球视野下的解读
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跨国资本、国家和地方社会产生复杂的博弈。
20世纪90年代，在欧盟及北美地区涌现的跨境区域是以超国家或者国家为单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东亚地区的区域化增强，且融合范式发生转型，出现次国家区域的跨境融合，跨境区域的客体和活动更为多元、复杂。
1.2.2 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
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体系，自身也发生着尺度重组并出现跨境区域。
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行政区内部。由于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剧，区域有了发展和转型的诉求，出现同城化现象。
在跨境产业合作、转移的推动下，出现跨境协作，重构出港深地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等跨境区域，以及南崇经济带等跨境经济走廊。
1.3 区域协调
制度的转向、空间尺度的重组，为区域发展带来新的问题：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城市，如何协调产业、交通、生态多个层面的种种矛盾？尤其对于体制不同的跨境区域，这类矛盾更为尖锐。
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协调（尤其是政府干预的城镇空间协调），成为促进尺度重组区域从冲突竞争走向有序竞争、合作共赢的重要手段。
与西方“新区域主义”通过部门横向合作从而综合行政与市场作用不同，中国更多采用国家集中颁布区域规划的方式来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的尺度重组中，“空间冲突与协调”和“政府治理与规划”，是区域协调的一组核心关系，对跨境区域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
02
研究框架：“空间—治理”分析模型
2.1 推论：跨境区域协调的两重特征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知，跨境区域的协调具备“空间”与“治理”两重特征。
2.1.1 空间特征：重构区域空间组织，释放要素流动
“空间”是指由于尺度重组，跨境区域内产生空间变化和冲突。这一特征可以分为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和城市空间联系及要素的改变。
（1）区域空间：尺度重组中的跨境区域会重塑区域的城市群关系和等级，打破原有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促使原本相对封闭的区域从单一中心地结构，逐渐走向多核以及网络化发展。
（2）城市空间：跨境区域的联系通常始于经济和贸易流动，最终建立文化归属认同。这促使城市间建立产业、交通、生态等多方联系，释放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
2.1.2 治理特征：多层级治理，推动空间的协调发展
“治理”是当区域发展情况发生变化时，政府所采取的协调手段。
通过调整府际关系、组织多方协商、发布区域规划等方式，政府实现多层级治理，保证区域的协调发展。
治理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府际关系，包括上下级政府的垂直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水平府际关系；
二是治理的具体手段。区域规划是政府采用的重要媒介和手段，综合了经济、行政和法律等多项内容。
2.2 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推论，从“空间”和“治理”两个方面建立研究框架。
首先通过历史研究，梳理跨境区域发展历程，研究各时期的区域空间组织以及城市的产业空间、交通空间、生态空间的演变过程；
其次从府际关系、区域规划两方面分析治理方式的变化；
最后建立跨境区域的“空间—治理”分析框架（图1）。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2.3 时空范围
空间范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珠三角九市，总面积为5.6万平方千米（图2）。
图2 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
时间范围：从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78至1996 年是自下而上、非正式的自发沟通期（ 自发期），1997 至2002年是港澳回归的过渡发展期（过渡期），2003 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标志着进入正式的区域协同发展时期（正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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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推进，三地政府应在社会文化交流、公共服务共享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推动跨境区域延伸到更深的层次；
另一方面，从“空间—治理”的作用机理来看，新时代的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仍需继续寻找合理的治理方式和制度设计，实现空间与治理的适配，促进资源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完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
黄银波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正文：
粤港澳大湾区是因尺度重组而形成的跨境区域，也是近年来的热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报告视其为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粤港澳大湾区以促进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目标，探索如何在“一国两制”地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形成合理的、特色的优势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鉴于此，本文试图探讨3个问题：
粤、港、澳为何会形成跨境重组空间尺度？
三地之间如何调整治理方式，实现合作共赢？
治理转型与空间演进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何启示？
01
相关研究综述：从尺度重组到区域协调
1.1 尺度重组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生产方式由原来的“福特制”转向了“后福特制”的弹性积累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尺度和制度的转向，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尺度重组搭建新的空间平台，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促进资本积累。
尺度重组包括两个范畴，即国家和城市的尺度重组。
一方面，国家通过权力上移，形成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等超国家组织；权力下移，形成次国家组织。
另一方面，城市通过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世界城市体系；地理临近的城市之间则形成超级都会区、多中心城市区域等新型的空间系统。
1.2 跨境区域
在国家和城市的尺度重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空间现象—跨境区域，即由邻近的两个或以上的国家、地区或次国家区域组成的空间单元。
在不同的讨论语境下，需要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视角对其进行诠释。
1.2.1 全球视野下的解读
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跨国资本、国家和地方社会产生复杂的博弈。
20世纪90年代，在欧盟及北美地区涌现的跨境区域是以超国家或者国家为单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东亚地区的区域化增强，且融合范式发生转型，出现次国家区域的跨境融合，跨境区域的客体和活动更为多元、复杂。
1.2.2 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
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体系，自身也发生着尺度重组并出现跨境区域。
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行政区内部。由于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剧，区域有了发展和转型的诉求，出现同城化现象。
在跨境产业合作、转移的推动下，出现跨境协作，重构出港深地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等跨境区域，以及南崇经济带等跨境经济走廊。
1.3 区域协调
制度的转向、空间尺度的重组，为区域发展带来新的问题：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城市，如何协调产业、交通、生态多个层面的种种矛盾？尤其对于体制不同的跨境区域，这类矛盾更为尖锐。
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协调（尤其是政府干预的城镇空间协调），成为促进尺度重组区域从冲突竞争走向有序竞争、合作共赢的重要手段。
与西方“新区域主义”通过部门横向合作从而综合行政与市场作用不同，中国更多采用国家集中颁布区域规划的方式来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的尺度重组中，“空间冲突与协调”和“政府治理与规划”，是区域协调的一组核心关系，对跨境区域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
02
研究框架：“空间—治理”分析模型
2.1 推论：跨境区域协调的两重特征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知，跨境区域的协调具备“空间”与“治理”两重特征。
2.1.1 空间特征：重构区域空间组织，释放要素流动
“空间”是指由于尺度重组，跨境区域内产生空间变化和冲突。这一特征可以分为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和城市空间联系及要素的改变。
（1）区域空间：尺度重组中的跨境区域会重塑区域的城市群关系和等级，打破原有的行政区经济格局，促使原本相对封闭的区域从单一中心地结构，逐渐走向多核以及网络化发展。
（2）城市空间：跨境区域的联系通常始于经济和贸易流动，最终建立文化归属认同。这促使城市间建立产业、交通、生态等多方联系，释放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
2.1.2 治理特征：多层级治理，推动空间的协调发展
“治理”是当区域发展情况发生变化时，政府所采取的协调手段。
通过调整府际关系、组织多方协商、发布区域规划等方式，政府实现多层级治理，保证区域的协调发展。
治理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府际关系，包括上下级政府的垂直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水平府际关系；
二是治理的具体手段。区域规划是政府采用的重要媒介和手段，综合了经济、行政和法律等多项内容。
2.2 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推论，从“空间”和“治理”两个方面建立研究框架。
首先通过历史研究，梳理跨境区域发展历程，研究各时期的区域空间组织以及城市的产业空间、交通空间、生态空间的演变过程；
其次从府际关系、区域规划两方面分析治理方式的变化；
最后建立跨境区域的“空间—治理”分析框架（图1）。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2.3 时空范围
空间范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珠三角九市，总面积为5.6万平方千米（图2）。
图2 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
时间范围：从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78至1996 年是自下而上、非正式的自发沟通期（ 自发期），1997 至2002年是港澳回归的过渡发展期（过渡期），2003 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标志着进入正式的区域协同发展时期（正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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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面向国家转型和发展需求，以国际化专业团队打造前沿性科技智库。作为“复旦设计”重要成员，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依托复旦大学多学科优势，与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城乡规划》杂志社等机构紧密合作，聚焦国土空间规划、遥感监测、北斗智慧、类脑智能、大数据等相关领域，为城市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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