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王康王昭王纪年考订》
作者：谭晓斌
纪录片《寻找失落的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非常有趣，说中华文明的时间记录只到西元前841年，迈过西元前841年这道门槛需要什么条件呢。
当然，这很无知。其实，看一下《史记•鲁世家》，便可十分轻松地跨越这道门槛了，因为除了第一代伯禽，其他国君的在位年数都有记载啊，鲁真公十四年相当于西元前841年，拿个计算器，动动手指头，一张在此之前的年表就出来了，可以一直到鲁考公元年，相当于西元前997年。
鲁考公继承了伯禽的国君之位，因此伯禽的去世之年，相当于西元前998年。
我认为，武王克商之年当西元前1045年，武王卒年当西元前1044年，所以成王元年当西元前1043年。
伯禽元年当成王元年，可得其在位四十六年。
毫无疑问，在西周诸王在位年数不明的情况下，我们的西周年表完全可以使用鲁纪年嘛。
西汉的刘歆在《世经》中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周朝有867年，《汉书•律历志下》收有相关内容。
刘歆说“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所以他使用了鲁纪年，与《史记•鲁世家》相比，有三位国君的在位年数不一样，鲁武公少了7年，鲁献公多了18年，鲁炀公多了54年。
刘歆认为武王“克殷之岁八十六矣，后七岁而崩”，成王在位三十年，不含周公摄政的七年，成王亲政的元年是“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这当然是很荒唐的。但是，他说“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就很有意思了，考虑到他说过的“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想必他手上的资料中有成康二王的在位年数。这样看的话，成王在位三十年是可信的，当然，这个“三十年”是包含周公摄政七年的。
《覐公簋》铭文云：“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铭文中提到的“唐伯”名叫“燮”，他是唐叔虞之子。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封于唐，所以他是第一代唐伯。燮是第二代唐伯，在位期间，由唐迁晋，就成了晋侯。
“廿又八祀”无疑是成王的纪年。
既然铭文中说燮由唐迁晋发生在成王二十八年，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成王的在位年数定在“22”是错误的。
《尚书》中的《毕命》作于康王十二年，其中提到了周公辅佐成王，将“殷顽民”迁徙到洛邑，到这一年，已经过了“三纪”。
一纪是十二年，“三纪”就是三十六年，如果成王在位二十二年，那么全部加起来也才三十四年，康王不可能说出已经过了“三纪”这种话。
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武庚等人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三年，平定了叛乱，然后将一部分“殷顽民”迁徙到了洛邑。
如果成王亲政前加上亲政后共计三十七年，那么到了康王十二年，此次迁徙事件过去了将近“四纪”，康王不该强调过了“三纪”，应该强调将近“四纪”。
把这些信息结合起来分析，可知成王亲政前加上亲政后共计三十年是可信的。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说，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崩”。
《帝王世纪》的作者是魏晋之际的皇甫谧，《竹书纪年》是在晋武帝时出土的，《晋书》中对其出土的时间有三种说法：咸宁五年（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和太康二年（281年）。但是，不管怎样，皇甫谧都无法看到该书，因为他在太康三年（282年）去世了，而朝廷组织的学者对竹简的整理和考正的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南朝刘宋时的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提到了皇甫谧的观点，说，“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又说，“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毫无疑问，皇甫谧的这些观点来自刘歆的《世经》。
在刘歆著《世经》时，手上显然有成康二王的资料，含有成王在位三十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伯禽在康王十六年去世等内容。虽然他错误地认为成王在位三十年不含周公摄政的七年，但是他又错误地认为成王亲政的元年是“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因此伯禽在位四十六年被他说对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康王的在位年数定在“25”，少了一年。
《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这是皇甫谧根据《世经》中的鲁纪年推算出来的。
由于刘歆把鲁炀公的在位年数从“六”夸大到了“六十”，因此皇甫谧推算昭王的在位年数时，也跟着得到了“五十一”这个夸张的数字。
来自《竹书纪年》中的信息显示，昭王在位十九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从之，这是没有问题的。
据《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出现了“天大曀，雉兔皆震”、“夜有五色光贯紫微”等异常现象。
西元前969年7月12日发生了日食，毫无疑问，《竹书纪年》中的相关记载便是与此有关。
成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043年；
成王三十年，相当于西元前1014年；
康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1013年；
康王二十六年，相当于西元前988年；
昭王元年，相当于西元前987年；
昭王十九年，相当于西元前969年；
（2020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