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江南女子季文兰的题诗
　　 康熙二十二年（1683），来自关外的满人打败明王朝建立大清帝国，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不仅原来中国的汉族人已经渐渐习惯了异族新政权，就连一直相当固执地认定满洲人是蛮夷的朝鲜人，尽管心底里始终还怀念大明王朝，但对这个日渐稳定的新帝国也无可奈何，只好承认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把原来对大明帝国的朝贡，原封不动地转输给了新朝。这一年初冬，朝鲜使者金锡胄（1634—1684）奉命出使清国，经过多日跋涉后，进了山海关，有一天，使团一行到了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在中午歇息时，金锡胄无意中看到，在姓高的一户人家墙上有一首旧日的题诗：
　　 椎髻空怜昔日妆，
　　 红裙换着越罗裳。
　　 爷娘生死知何处，
　　 痛杀春风上沈阳。
　　 诗下还有小序，记载着这个题诗者的经历和悲哀：“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尾题“季文兰书” 。
　　 原来，这个题诗的江南女子叫做季文兰，丈夫被清人杀害之后，被王章京买得并带去沈阳，不仅是生离死别，远赴殊方，而且被掳入天寒地冻的北方蛮夷之地，比起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和蔡文姬，仿佛更加多一重被迫为奴的痛苦。在始终对清王朝怀有偏见的朝鲜使者看来，季文兰的题诗，当然象征的是汉族江南人对北方入侵蛮族的痛诉。越罗裳换了蛮衣衫，江南繁华换了关外荒凉，爷娘亲人换了陌生人，所以，同样心里深藏着对满人鄙夷的朝鲜使者，便不断想象着这个弱女子的痛苦、无奈、屈辱和哀伤。当时，金锡胄就写下了两首和诗，一首是：“绰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另一首则是：“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袜掩罗裳。唯应夜月鸣环珮，魂梦依依到吉阳。”（下注：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南地也）他在诗里感慨，在中国，再也没有人能像当年曹操从匈奴那里赎回蔡文姬一样，把季文兰解救出来了。他想象，这个苦命的女子也许可以在梦中魂回故乡，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为这个弱女子一洒同情之泪。

　　 明清易代，对于一直怀念和感恩于大明帝国特别是对自己国家有“再造之恩”的万历皇帝的朝鲜人来说，简直是天崩地陷，“万代衣冠终泯灭，百年流俗尽蒙尘”，他们很难想象这个一直被当作文明中心的“天朝”，怎么竟然会在数年之间，就一下子变成了“蛮夷”。在一直坚持奉皇明正朔、书崇祯年号的朝鲜人心里，充满了对于历史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世界中，季文兰就是明清易代的落难者，在季文兰身上演出的就是明清之际的悲剧。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抒发朝代兴衰、华夷变态的感慨。在现存的几百种朝鲜使者出使清朝的日记、笔记和诗集中，留下了好多对此事发感慨的诗文。金锡胄路过之后两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作为到清国贺岁兼谢恩副使的崔锡鼎（1646—1715）路过此地，也写了一首和诗：“纤眉宝髻为谁妆，染泪潇湘六幅裳。却羡春鸿归塞远，秋来犹得更随阳。” 此后，“榛子店”就成了一个象征，朝鲜人只要路过，就会想起这个弱女子来。偏偏这里又是清帝国规定的朝鲜朝贡使必经之路，于是，一首又一首追忆季文兰的诗歌就不断出现。他们想象季文兰的题诗，仿佛是献给前明凄哀的挽歌。乾隆年间，李（1737—1795）路过榛子店，就遥想当年说：“此店原有江南女子季文兰壁上所题诗，即悼念皇明，有慷慨语云，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只诵天下有心人见此之句，而为之兴感。” 嘉庆年间，徐有闻（1762—？）想起季文兰的故事，也说是“大明末年江南女子□文兰被虏向沈阳时所作也” ，而另一个姜浚钦（1768—？）更是清清楚楚地说，作者是“明季江南女子季文兰”。
　　 在朝鲜人的想象中，季文兰被当成一种历史回忆，她就是明清易代时的悲剧主角，她的诗中透露的，就是前明江南汉族人在战乱中的悲情。

　　 一、想象中总是以夷乱华的离散悲剧
　　 国破与家亡总是连在一起，兵荒马乱的时代常常上演家庭离散的悲剧，这些悲剧总是引出对战争的悲情，传为元代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和施惠的南戏《幽闺怨佳人拜月记》写的是同一个故事，记载那个改朝换代的战争里面人们的凄惶：“风雨催人辞故国，行一步，一叹息。两行愁泪脸边垂，一点雨间一行恓惶泪，一阵风对一声长吁气。” 这个故事后来在《六十种曲》里面改名作《幽闺记》，唱词里也说：“怎忍见夫掣其妻，兄携其弟，母抱其儿。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间哭哭啼啼。可惜车驾奔驰，生民涂炭，宗庙丘墟。” 不过，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这出悲剧原来写的是蒙古兵入侵大金朝，蒙古固然是北狄，可金朝女真在汉族中国人看来也是蛮人，但是，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的战乱离散，好像只是属于汉族人的，只有以夷乱华才会演出如此凄惨的故事，所以在记忆中，战乱仿佛总是被置于“蛮族入侵”和“文明遭劫”的背景下，像《幽闺记》里面，就好像忘了金朝原来也是“番邦”，倒把骑马入侵劫掠的人叫做“蠢尔番兵”，把虎狼扰乱大金朝的情势叫做“势压中华”，说是“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因贪财宝到中华” 。所以，这悲情又常常糊里糊涂就被引向华夷之分背景下的民族仇恨，像《醒世恒言》第十九卷《白玉娘忍苦成夫》里被虏的白玉娘，后来被改成《生死恨》京剧中的韩玉娘，有一段唱就是：“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历史中国曾经有太多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里又有不少不止是皇帝改易了姓氏而且是皇帝换了民族，像元朝代替了大宋，“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就让汉族中国人平添了好多“遗民” ，而清朝替代了大明，薙发易服，也让汉族人着实悲伤了很久。不过，时间似乎总是很好的疗伤剂，时间一长，伤口就渐渐平复，历史也就被当作遥远的记忆，放进了博物馆，除了还记得沧桑的人看到会唏嘘一番之外，大多数人都会把这种惨痛淡忘到脑后。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都渐渐心情平静的时代，倒是固执的朝鲜人，却总是在心底里替汉族中国人保留着一份回忆。当他们的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地寻找民族悲情。看到季文兰的题诗，就会想到：“海内丧乱，生民罹毒，闺中兰蕙之质，亦未免沦没异域，千古怨恨，不独蔡文姬一人而已。”在他们的心里，最不能释怀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
　　 季文兰的那首题诗，就是这样被朝鲜使者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召回现实。

　　 二、季文兰题诗故事：成为典故与象征
　　 其实，并没有多少朝鲜使者亲眼看到过这首诗。最早听说这首诗的申晸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它，而当年金锡胄看到题诗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字漶漫不清，仅仅七年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随冬至使团入燕京的徐文重（1634—1709）路过此地，已经说季文兰题诗“今漫患无存”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崔锡鼎路过榛子店的时候，更只是藉着当年的回忆，在想象中感慨“素壁题诗字半昏”。二十多年后（1720），在李宜显（1669—1745）不那么清楚的记载中也已经说，季文兰诗由于人家“改墁其壁，乃至泯灭云” 。泯灭归泯灭，泯灭的只是在壁上的题诗，但在朝鲜使者的历史记忆里面，它却始终留存。
　　 康熙过了是雍正，雍正以后到乾隆。每一年，朝鲜使者要到大清国来贺岁谢恩，奉命前来的使者，大都事先看过很多前辈的诗文。《燕行录》里很多记载中国当年风景文物世俗的文字，并不见得都来自亲眼目睹，很多有关中国的风物、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感慨，很可能都来自文学和历史的典故代代沿袭。不管看没看见真的季文兰题诗，朝鲜使者一到这个地方就要对想象中的这个女子吟一吟诗，雍正十年（1732），韩德厚经过榛子店，就凭了阅读金锡胄的想象和记忆，说“清初江右女子季文兰，士族也，颜貌绝丽，又能歌诗，为胡人所掳过此店，题怨诗于壁上……，清城金相公奉使时，适见壁诗。文兰则莫究所终焉” 。到了乾隆年间的李路过榛子店，虽然一面说季文兰壁上所题诗，“而今已泯灭无迹，欲寻不得”，但是一面又好像亲眼所见似的，照样悲悲切切地想象着当年的悲情。乾隆四十七年（1782）作为冬至谢恩副使的洪良浩（1724—1802）路过榛子店，也写道：
　　 偶过榛子店，遥忆季文兰。
　　 古驿春重到，辽城鹤未还。
　　 空留题壁字，何处望夫山。
　　 蔡女无人赎，遥瞻汉月弯。
　　 尽管那个时候，榛子店的墙壁上早就没有季文兰的题诗了，就连当地人，也已经记不得有这回事了，到了乾隆五十年（1785），这里早已经是“数株垂杨，摇曳春风。欲觅壁上题字，了不可得，且举其事问诸店人，漠然无知者” 。
　　 “举目山河异昔时，风光纵好不吟诗。胸中多少伤心事，尽入征人半蹙眉。”“兹行归自黍离墟，痛哭山河属丑渠。况复箕都逢壬岁，小邦悲慕更何如。” 对于满族入主中国，成了新的统治者，朝鲜人似乎比汉族人还要介意，他们出使北京的路上，只要一有感触，就会写诗；只要一看到可以联想的题诗，就会感慨万端，像乾隆五十一年（1786），曾经中过状元的沈乐洙（1739—1799），出山海关过王家台，看见墙壁上题有一诗：“长脚奸臣长舌妻，苦将忠孝受凌迟。乾坤默默终无报，地府冥冥果有私。黄桔主谋千载恨，青衣酌酒两宫悲。胡铨若教阎罗做，拿住奸臣万剥皮。”虽然明明知道它的水平不高，而且有欠格律，但是，他就要想象这是汉族人指桑骂槐，有激而发，说：“于此亦可知海内人心可悲也。” 所以，季文兰的那首已经随着坏壁消失了的题诗，就成了他们唤回历史记忆的契机，只要经过榛子店，它就会从心底里搅起他们的浮想涟漪。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谢恩副使李在学（1745—1806）经过此处时写道：
　　 痴儿金货买残妆，
　　 尚忆征车泪染裳。
　　 壁上芳诗无觅处，
　　 一尊惆怅酹斜阳。
　　 道光八年（1828），上距季文兰被掳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离开明朝覆亡也已经近两百年，朴思浩经过此地，仍然写得悲悲切切：
　　 塞天漠漠晓啼妆，
　　 尚忆阿娘作嫁裳。
　　 梦里江南春草绿，
　　 芳心应羡雁随阳。

　　 三、凭想象改塑历史
　　 可是蹊跷的是，大多数朝鲜使者在有意无意之间，都把季文兰的故事想象成了明清易代时候的历史断片，时间越久，这种想象仿佛就成了历史。可是，这里却有一个破绽在，所有的资料都证明，当年金锡胄看到的这首诗，明明写于“戊午年正月二十一日”，然而，这个戊午如果不是后金国天命三年或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那么，就应当是大清康熙十七年（1678）。可是，万历四十六年的时候，明帝国控制着关内，满人不可能从这里把江南女子掳到沈阳，而康熙十七年，明朝已经覆亡，清人却已经不需要与明朝人在北京附近打仗了。那么，把季文兰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落难人，把这首诗解读成明清之际的悲剧记录，不免就有些落空。
　　 文学家常常在前台看戏，随着戏中人泪水涟涟，可是历史家却总是到后台窥戏，看到卸装以后种种“煞风景”的情态。从想象中稍稍清醒一下，朝鲜人也会看到这里的历史裂缝，于是不免匆匆去修补一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李在学路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姓张的人家歇脚，想起这段往事，便写道：“天启中东使过此，招问此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又说：“今距天启已近二百年，店舍亦墟，不可复寻。” 有意无意中，他把题诗的时间一下子从康熙年间，提前到了明代天启年间，也许他意识到了康熙十七年的季文兰并不是明清落难人？
　　 可是，换了“天启”并不管用。因为天启年间并没有一个戊午，事实上，只剩下了康熙十七年（1678）这一个可能。然而，康熙十七年并不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时代，倒是吴三桂叛乱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清兵与叛军大战的第五年，这个时候被掳为奴，恐怕并不是明清易代时遭遇世变的江南女子，即使她有故国之思，似乎怀念的也不一定就是朝鲜使者想象中的“皇明”。
　　 其实，事情一直很清楚。康熙二十二年（1683）金锡胄路过榛子店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就已经让他的副使柳氏招呼这座房舍的女主人询问过，而“媪具（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以白金七十两买此女过此”，五六年前，恰恰就是康熙十七八年前后，这时被掳的季文兰，恐怕就是属于吴三桂一部的家属，所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徐文重（1634—1709）在《燕行日录》中说的季氏，就是“顷年吴三桂平后，南中士女为沈阳王章京者掠去” 。康熙三十五年（1696）洪万朝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云居在苏州，盖南土人也，年十六当庚申（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吴三桂之乱，为沈阳王章京所掠” 。五年后（1701）姜到榛子店，也清楚地记载说：“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怆感伤悼，而有此作也。” 只是在稍稍时间流逝以后，固执的朝鲜人就是要把江南女子季文兰当成大明秀才的妻子，就是要把满洲王章京以七十两白金买她上沈阳，就是要把它想象成明清之际蛮夷乱华的一出悲剧。
　　 朝鲜人很不喜欢吴三桂。一开始，他们还期待他作三国蜀汉假降邓艾却试图复兴汉室的姜维，“我东闻中原人，皆以为三桂必复立皇明子孙以图复兴云” 。但是，在康熙年间吴三桂再度反清，却并不用大明旗号之后，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吴三桂所有的同情和期待，一致把他看成是断送大明锦绣河山的罪人。像康熙十六年（1677）的孙万雄，就说吴三桂“手握重兵，外召戎狄，一片神州，终为羯胡之窟” 。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崔德中，也痛斥吴三桂“自坏长城，请入外胡，使神州陆沉，可胜痛惜”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朝鲜使者借题发挥的兴致。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再次路过榛子店，又为季文兰题诗一首：“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燕云泪满裳。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 这以后，榛子店和季文兰就成了一个典故、一个记忆，不管这个墙壁和这首诗还在不在，他们仍然在不断地借季文兰题诗想象中国的悲情，用种种和诗表达自己对满洲人蛮夷的鄙视：
　　 王嫱出塞犹平世，蔡女沦身尚得归。
　　 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
　　 临水无心洗汉妆，胡儿夺掷旧衣裳。
　　 苍黄死别三生恨，不向江南向沈阳。
　　 千行哀泪洗残妆，一叠清词惜旧裳。
　　 堪恨当时无义侠，教他流落海山阳。
　　 名花一朵堕胡尘，度尽榆关不见春。
　　 秉笔兰台谁作传，千秋寄与有心人。
　　 悲容想见靓明妆，尘壁题诗泪渍裳。
　　 天下有心东海子，芳魂独吊立斜阳。

　　 四、悲剧如何演成正剧？
　　 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象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里，更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1817—1886）的笔下，季文兰是“姿貌针茧笔画书琴俱极绝美” ，而且在申锡愚（1805—1865）咸丰十年（1860）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象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
　　 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这一首：
　　 壁上新诗掩泪题，
　　 天涯归梦楚云西。
　　 春风无限伤心事，
　　 欲奏琵琶响转凄。
　　 而最被推崇的是说不清作者的这一首：
　　 江南江北鹧鸪啼，
　　 风雨惊飞失旧栖。
　　 日暮天涯归不得，
　　 沈阳城外草萋萋。
　　 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 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
　　 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2006,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