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大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均善楷书，且传世经典作品多为碑刻，太宗文治武功，作行书《温泉铭》尽显王者风范。再看草书，这一时期名家寥寥，仅孙过庭最有成就也。
孙过庭（648-703），字虔礼，陈留（开封）或富阳（杭州西南部），自称吴郡（苏州）人。为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人，官至右卫冑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
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
把孙过庭与钟繇抬至同一高度，这是对孙氏书法造诣的高度肯定。
张怀瓘《书断》称孙氏：“博雅好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劲把刚断”。《宣和书谱》谓曰：“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
孙过庭传世作品有《书谱》，《千字文》，《景福殿赋》等。其中《书谱》是历代传颂并流传至今的书坛名作，后世众多书家推崇与研习，不乏溢美之词。
《书谱》写于垂拱三年（687年），墨迹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宋内府有刻本，称《太清楼书谱》。
《书谱》全法右军，兼采章草，笔笔中轨，字字作范，法度严谨。因而有人批评其“万字一同”，缺少变化，其实他的变化多在用笔，结构规范，初学草书者易从此探得门径。
米芾曰：“凡唐得二王法，无出其右"。刘熙载云“《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
初唐时期，楷书已经具备超越前代的面貌，行草却难以有所突破。二王行书的艺术高度，更是难以企及。故而有了集字《圣教序》，辨识及书写均不易的草书，更难有取得佳绩者。
孙过庭习草书，当时的选择非二王莫属，二十多年专研翰墨，极虑专精，虽未跳出右军藩篱，可得其精神，已非易事。况孙氏笔法流动，一气贯注，浓润圆熟，称二王后之草书大宗，以其艺术价值高度，乃名副其实也。
正是孙过庭的探索学习与实践，使二王草书得到继承与发展，为草书的过渡与传承，为迎接盛唐张旭怀素的隆重出场，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书谱》里的精辟书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和很多规律性东西，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
孙氏对书法艺术的美有多方面的阐述，所谓的“风神”“妍润”“枯劲”“闲雅”等，阴柔与阳刚的相辅相成，情态和境界的表达与形容，提出书法艺术是书写者“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表现手段。
孙氏认为，在评价书法艺术时，高明的技法只是一个方面，书写内容和作者真情实感，在其书法作品中流露出来，方为上乘之作。这也成为后世评论书法优劣高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
关于书法创作，孙过庭提出“五乖五合”理论，所谓五合：“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所谓五乖：“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具体归纳出影响书法创作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切合实际，今天依旧值得书家学习借鉴。又说：“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亦相当有道理。
关于学书，孙氏亦有精彩论述：“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为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追寻探求书艺，如佛家参禅语，不同阶段有不同艺术体验，皆为学书者推崇。
初学者走过平正，险绝，复归平正达到“通会”，所谓通会，即在创作中做到无牵绊，无阻碍， “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后人谓“学三家，方可自成一家”，需“转益多师”而后方可成家。在“平正”“险绝”和其他多方面都有了深刻体会，才能达至“通会”境界。
孙过庭书法创作拘泥于逸少草书一路，使其书作“万字一同”，后人认为缺少变化，想必他若是当时能多方涉猎，必补此憾，然天妒英才，孙氏仅享年40多岁，假若再给几十年光阴，他定会有更多精彩学说行世，草书艺术也会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