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难残酷，山鹰社活了下来。2002年秋，报名人数竟创历史新高，400多人把操场跑道都占满了。方翔感动于新同学的热情，“但学生的身份，也让山鹰社不能再做民间登山的领头羊了。”
又一年春，非典的人心惶惶中，企业家王石等爱好者登上珠峰，通过央视直播，一时吸引无数目光。民间登山终于走向大众，领先时代十余年的山鹰社，却在此时，放下8000米情结，转身走回了起点。
山难之后，山鹰社怎么走？所有人都想到玉珠峰。刘炎林觉得，就像渴望一场“救赎”。穿过伤痛，他们最想回到零点，重新开始。
雪山不变，山鹰社的定位从此不同。“登山训练”成了新老山鹰反复探讨后，给后人划出的一道红线。缺少资料、天气恶劣、有雪崩风险的山……从此不予考虑。强调攀登带给学生的收获，而非登顶与否。
另一个改变，极具学霸特色：登山，也要“答辩”。第一次登山答辩会，教室一头坐着校领导和登协专家，一头坐着新一年队员。为登一座山，提交资料像博士论文一样厚。2003年5月，答辩通过，山鹰社的攀登重启了。

“这次玉珠峰攀登，几乎是个象征。”再一次面对雪山，一起随队的方翔，莫名有种使命感，5个兄弟身影不时浮现，“已经付出那么大代价，新队伍一定要带好。”
每个人都神经紧张，在一夜睡梦中，被刘炎林惊慌叫醒——山上传来点动静，他担心是雪崩。
大家赶忙爬起，向山上呼叫，B组没有回应……空气一下凝重了，朝着山上焦急张望，直到夜幕中出现人影，只是对讲机没电了，所有人这才松了口气。
“当时有点杯弓蛇影。”刘炎林生怕再犯一点错误，并一路坚持走在最前面开路，哪怕累到呕吐。“这是我自私的愿望，希望能对自己和遇难队友说：这次我把兄弟们带上来了……”
带着不一样的心愿，山鹰社的年轻人第3次站在了玉珠峰顶。顶峰铁架旁，刘炎林悄悄埋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是西峰带回的土。跪在雪中，他终于可以极痛快地说出心底的话，极痛快地哭了。

▲玉珠峰峰顶的三脚架
重返希峰
“对于攀登者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心愿。”玉珠峰带山鹰社走向了重生，纪念逝者的心愿，还在李兰等亲历者心里，直到2009年再一次抵达希夏邦马。
“到了该回顾的时候了。”97年入社的孙斌投资了此行纪录片拍摄，尽管也有反对的声音，7年过去，山难仍是山鹰社的隐痛，一被提起，常常是长时间沉默。
“除了缅怀逝者，我还想能让更多人重新认识登山。”山难发生时，“浪费资源”、“对不起父母”……那些风霜刀剑般的网友指责，其实困扰孙斌多年。
从贫苦农村考进北大，老家人指望他靠“知识改变命运”。2000年毕业时，系里70%同学出国，痴迷登山的他，却去了中登协，最初月薪仅700元。
“好不容易把他供进北大，结果去登山……”亲戚眼里，孙斌就像入了歪门邪道。妈妈提起他，叹着气，一度掩不住失望。“最大挑战来自自己内心。我一直想证明登山很酷，年轻人就应该有更高追求。也想通过电影，解开自己的心结。”

▲09年，一群人重回希夏邦马。
又一年后，承载几代人心结的《巅峰记忆》在北京首映。光影流转中，跨度20年的几代山鹰人聚在一起，目光追随李兰、孙斌等人重返希峰的脚步，一同走进回忆。
银幕上，远方河谷，祭奠仪式，桑烟袅袅中，李兰说她好像看见当年队友，一个个向她走来，还那么年轻，就坐在对面山坡。“你们能原谅我们吗？我们15个人犯了一个集体错误，但承担这个错误后果的人只有5个……”
银幕外，刘炎林感叹着共同记忆。他也曾在梦里和他们重逢，迎面5人，还是告别时的行装，黝黑面孔，洁白牙齿，笑着说：“我们从西边冰川下来了”。欣喜若狂中醒来，转而泣不成声，回望西峰，他曾盼着会遇见登顶归来的他们，“这梦，也等得太久了”。
“兄弟，我们是一起登顶的。”90年入社的白福利，也特地参与了09年希峰攀登。下山时，他把登顶围脖留在玛尼堆前。
8000米冲顶路，漆黑夜色，前面人的头灯像在天上悬着，一抬头，白福利总觉得是那5个孩子还在。一如20年前的他们，那样青春年少。一如还在登山的山鹰社，永远青春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