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人79年生人,从文化分界上勉强算个80后,和高晓松一样热爱历史文学,也算能说会道,所以在一开始看《晓说》时颇有知己之感,认为高晓松也算是有独立人格并且有思辨之能的优秀文人,虽然有些具体的知识上有些错误,但在娱乐圈里也算难能可贵,完全不必细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界环境的变化,对高的看法也逐渐改变了,不知不觉中看他的节目越来越别扭,有时竟让我有骂街的冲动。我便开反思自己,是因为文人相轻或是我愈发刻薄了?其实都不是,是我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被高晓松不停的撩拨,是的我用了撩拨这个词,因为那时候还不算挑衅,但是他在谈及美国优越时的眉飞色舞天真烂漫,和提到中国问题时的苦大仇深,满面忧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感到恶心,我也算读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知道普通人很难用微表情骗人,何况他根本就不想掩饰,也算嚣张。这使我认到一个问题,即高晓松也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属性,经历特殊时期洗礼过的人总是过于偏执,与高先生不同,我们这代人是正常人,随时代成长而成长,随祖国的强大而壮大自身思维体系,对待西方社会经历了由仰视到平视的基本过程,甚至我越来越坚信在现有体质框架下我们有可能俯视西方文明。我为我的开明和转变感到骄傲,同理我很可怜高晓松这类人,因为他们的先天畸形确实有这个国家的责任,把我放在那个时代可能比他们还糟糕。提到高晓松让我想起了两个和有些相似的人,周老师和袁老师,他们的言论比高晓松之流大胆多了,我一度也相信他们是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学术水平更甩高晓松几条街,直到他们去了美国,令人扼腕叹息,与虎谋皮终难成正果,一念之差落了一世英名,但他们和高晓松还是有区别的,康梁的历史评价也会略好于汪精卫,今天累了不想再多说了,总之看到高晓松之流身败名裂我很开心,中国民智已开,少数人赶紧移民滚出华夏,做为小民给国家提个醒,当心它们转移资产,要让他们光着屁股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