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时代的抒情诗歌——论在中国当代诗歌格局中抒情诗的地位和意义
作者:刘翔
〔内容提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时代大背景,还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诗坛的格局都有很大变化,诗人面临空前尴尬的局面。尴尬时代的诗坛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过去一直占据主流的抒情诗渐渐被逐出当代诗歌话语系统。但在多元共生的诗坛上,抒情诗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代许多优秀的抒情诗饱含浪漫情怀,放射着理想的光辉,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那些具有强烈乌托邦冲动的抒情诗,仍然在感动着我们。
1、
谢冕先生在《诗歌理想的转换》一文中简略分析了中国新诗在当代的三次转型,第一次诗歌的转型是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代表性的诗人是食指和北岛,他认为这两位诗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食指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而北岛则是开启新的追求的诗歌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北岛改造了传统的理想的内涵,他使以往那些显得空泛的宣告,具有了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批判性。"1)第二次转型来自80年代后半期所谓第三代诗人对"今天派"诗人的挑战和反抗,以"他们"和"非非"诗人为代表,"第三代"诗人在内质上反对崇高化和使命感,他们用表达"凡人琐事"的平民化来代替崇高,在语言上掀?quot;口语化运动"。而第三次转型则在九十年代,"诗的个人化"成为诗界的普遍公识,谢冕认为,"诗的个人化"在中国诗史的总体上看,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诗超负荷的社会承诺的大的匡正,"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既然诗人只关心自己,于是公众也就自然在疏远甚至拒绝了诗。由于诗人对诗持刻意的非审美化的态度,以及对诗的口语化的偏颇的提倡,诗流为最平常的'说话',甚至向着粗鄙化陷落……不美之诗,缺乏抒情性的诗铺天盖地地占领和笼罩,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这也最后损害了业已形成的多元并生的格局和秩序。"他最后带着悲愤地感叹道:"失去了灵魂和血脉的诗,充斥着私人性的吟咏,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驱逐了崇高感之后,诗也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那么,20世纪寄望于中国新诗的,还有什么呢?"2)尽管谢冕先生对近二十年来诗歌流变的概括稍显粗疏,但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我尤其赞同他对抒情诗几乎被逐出各种诗歌话语的担忧,确实,我们惊诧地看见,"抒情诗"几乎已被当作一种"青春期写作"的症候而完全抛弃。我不想责备各种正流行于诗坛的诗歌写作,但我觉得诗歌话语界对抒情诗的一致的否定是有相当问题的。 当然,抒情诗在当代诗歌话语体系里地位的衰落是有深刻背景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无论是时代大背景,还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诗坛的格局都有很大变化,西川说:"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西川进而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尴尬的时代,可以说'通俗易懂'的诗歌就是不道德的诗歌。"3)耿占春在《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一文中以令人感动的真挚反思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内心思想的变化:"我曾迷恋人类早期思想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与同一性思想,迷恋于马丁•布伯有关'我'与'你'的理想的人类关系的陈述,迷恋于海德格尔的圣书或圣言般的浪漫的著述。超越变成了遗忘:不是对存在的遗忘,而是对历史的遗忘,和记忆功能的丧失","我感到脚下的理论的根基在流失,精神的绝对性原则、文化头上的光环 已暗淡无光。"4)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悲剧式的诗人成了喜剧式的:"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开始了真实的变革。市场偶像已取代了别的一切。开始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悲剧角色,后来我们缓慢地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喜剧性。意识形态的反抗者开始变成一个经济上的穷人,他的愤世嫉俗与忧国忧民开始变得可笑。"5)诗人头上各种幻象式的文化身份纷纷失效,如今的诗人,如同整个人文和知识界的状况一样,经过"去魅"逐渐失去了预言的魔力,失去了启示能力。确实,诗人们面临空前的尴尬。
作者:刘翔
〔内容提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时代大背景,还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诗坛的格局都有很大变化,诗人面临空前尴尬的局面。尴尬时代的诗坛起了比较微妙的变化,过去一直占据主流的抒情诗渐渐被逐出当代诗歌话语系统。但在多元共生的诗坛上,抒情诗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当代许多优秀的抒情诗饱含浪漫情怀,放射着理想的光辉,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那些具有强烈乌托邦冲动的抒情诗,仍然在感动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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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先生在《诗歌理想的转换》一文中简略分析了中国新诗在当代的三次转型,第一次诗歌的转型是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代表性的诗人是食指和北岛,他认为这两位诗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食指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而北岛则是开启新的追求的诗歌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北岛改造了传统的理想的内涵,他使以往那些显得空泛的宣告,具有了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批判性。"1)第二次转型来自80年代后半期所谓第三代诗人对"今天派"诗人的挑战和反抗,以"他们"和"非非"诗人为代表,"第三代"诗人在内质上反对崇高化和使命感,他们用表达"凡人琐事"的平民化来代替崇高,在语言上掀?quot;口语化运动"。而第三次转型则在九十年代,"诗的个人化"成为诗界的普遍公识,谢冕认为,"诗的个人化"在中国诗史的总体上看,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诗超负荷的社会承诺的大的匡正,"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以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既然诗人只关心自己,于是公众也就自然在疏远甚至拒绝了诗。由于诗人对诗持刻意的非审美化的态度,以及对诗的口语化的偏颇的提倡,诗流为最平常的'说话',甚至向着粗鄙化陷落……不美之诗,缺乏抒情性的诗铺天盖地地占领和笼罩,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这也最后损害了业已形成的多元并生的格局和秩序。"他最后带着悲愤地感叹道:"失去了灵魂和血脉的诗,充斥着私人性的吟咏,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驱逐了崇高感之后,诗也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那么,20世纪寄望于中国新诗的,还有什么呢?"2)尽管谢冕先生对近二十年来诗歌流变的概括稍显粗疏,但我深深理解他的心情。我尤其赞同他对抒情诗几乎被逐出各种诗歌话语的担忧,确实,我们惊诧地看见,"抒情诗"几乎已被当作一种"青春期写作"的症候而完全抛弃。我不想责备各种正流行于诗坛的诗歌写作,但我觉得诗歌话语界对抒情诗的一致的否定是有相当问题的。 当然,抒情诗在当代诗歌话语体系里地位的衰落是有深刻背景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无论是时代大背景,还是诗人的日常生活,乃至诗坛的格局都有很大变化,西川说:"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这种尴尬,既是道德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也是生活方式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尴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生命上的尴尬。"西川进而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尴尬的时代,可以说'通俗易懂'的诗歌就是不道德的诗歌。"3)耿占春在《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一文中以令人感动的真挚反思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内心思想的变化:"我曾迷恋人类早期思想的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与同一性思想,迷恋于马丁•布伯有关'我'与'你'的理想的人类关系的陈述,迷恋于海德格尔的圣书或圣言般的浪漫的著述。超越变成了遗忘:不是对存在的遗忘,而是对历史的遗忘,和记忆功能的丧失","我感到脚下的理论的根基在流失,精神的绝对性原则、文化头上的光环 已暗淡无光。"4)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悲剧式的诗人成了喜剧式的:"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开始了真实的变革。市场偶像已取代了别的一切。开始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悲剧角色,后来我们缓慢地发现了自身存在的喜剧性。意识形态的反抗者开始变成一个经济上的穷人,他的愤世嫉俗与忧国忧民开始变得可笑。"5)诗人头上各种幻象式的文化身份纷纷失效,如今的诗人,如同整个人文和知识界的状况一样,经过"去魅"逐渐失去了预言的魔力,失去了启示能力。确实,诗人们面临空前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