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的政治面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已经为大众所周知，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共治天下”后所搜得的结果，靠前的均为两宋相关的历史网文。关于此一说法，学界多认为出自吴晗的《论绅权》（1948）一文。虽然宋史学界已经不再把“共治天下”一说当作宋代“体貌大臣”的突出现象，而是更多的从统治阶层内部的治理策略昭揭赵宋统治的实质（可见邓小南《祖宗之法》第五章第三节：“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但是吴晗一系的余脉仍然在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元史学界尤其突出。

姚大力先生于90年代曾发表过《论蒙元王朝的皇权》一文，刊于著名学者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第十五册，后于2011年收录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在该文中，姚大力认为，两宋时的“共治天下”观念和话语，在元代已经趋近于消失，只成为士人说说而已的套语。此说亦为李治安与屈文军所吸收，作为元代君主专制极速膨胀的论据。

实际上，如果稍微查阅一下历代的基本史料，便会发现姚大力先生的这段论述完全站不住脚。
姚大力先生把欧阳玄替元惠宗起草诏书中的“共理”强解为唐代词汇，而又认为元人已经忘了两宋流行的“共治”话语。姚先生使用“袭用”一词，却能得出元人记得更早时期的唐代词汇而遗忘了宋代“共治”话语的结论，颇有晚清八股文硬解“项羽拿破轮”的神韵。饶如此，朝代顺口溜应改为“宋唐元明清”才是。
在唐代史籍中（以及稍后列举的《周书》），“共理”和“共治”本就是同义替换之词。例如杜佑《通典》云：有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此即是关于汉宣帝的知名典故，唐末文人杨夔在《复宫阙後上执政书》中就曾引用该典故：“故汉宣帝诏曰：「与我共治天下，其惟良二千石乎？」”在唐以前，也早有“共理天下”的政治话语，并非是唐代特有的词汇。例如：
运乃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一曰：内史御正，职在弼谐，皆须参议，共理天下。大尊比来小大之事，多独断之。尧、舜至圣，尚资辅弼，况大尊未为圣主，而可专恣已心？凡诸刑罚爵赏，爰及军国大事，请参诸宰辅，与众共之
——《北史》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故分职命官，共理天下。
——《北齐书》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八

看得到所有内容吗？一共六楼，我这里显示的是六楼都在，但是从外面看里面只有三个回帖。

宦官李邦宁，在元武宗即位时，拒绝了宰辅之位的赐职，认为宰辅大臣是与天子共治天下的人才，不是他一个阉腐寺人能消受得起的。如果奉诏的话，让天下人和后世怎么看待皇上您。元武宗听后“大悦”，让大臣们把李邦宁的辞言陈于太后和皇太子：
邦宁辞曰：“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帝大悦，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
由此可知，“共治”话语和理念在元代并未消失或式微，相反，它被视为元世祖所定的祖制，即使是李邦宁这样的宦官，也懂得用“如天下后世何”的舆论压力来规劝元武宗。因此，“说说而已的套语”实际上只是一种裁剪史料之后的推测，它并不能反应元代的实际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