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翟业军，男，江苏省宝应县人，1977年1月出生。2004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在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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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教我们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的……思想前卫，敢于针砭时弊，言论让人畅快无比，是大学两年半来为数不多的被我视为牛逼老师的其中之一

一、冷与热
还是回到《边城》的结尾。汪曾祺说，汤显祖评董解元《西厢记》，认为戏曲的结尾有两种，或是如画舫笙歌，悠悠而来，袅袅而去的度尾，或是如骏马收缰的煞尾，《边城》各章结尾，两种兼见。全篇的结尾更是精彩:“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七万字收在这一句话上，故事完了，读者还会随人物对远人作无边的思念，热情而迫切。但《边城》的绝妙结尾仅是技巧的成功?也许回来，也许永不回来，这是一种既不给人希望，也不令人完全绝望的悬而未决状态。难道人们注定要接受偶然、命定的播弄，根本无力把捉属于自己的未来?难道人生原本便是“望断天涯路”的无望等待?难道翠翠要伫立千年，站成冰冷的望夫石?面对翠翠只能在睡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轻轻在白塔、菜园和渡船间飘着，飞过对山悬崖摘虎耳草的凄凉命运，谁还能说《边城》是一支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牧歌?即便我们的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端午赛龙舟时蓬蓬鼓声，爷爷在溪中央快乐、哑哑的歌声，“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加寂静”，寂静和悲哀是小说抹不去的底色。所以我说《边城》是冷的。
汪曾祺也善于结尾。他的《大淖记事》与《边城》极其相似，故事同样氤氲着水汽，同样的老年男子领着一只孤雏，同样是青年男女的爱而不得。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但她喜欢的是十一子。她和十一子的事被号长知道了，号长带着弟兄捆走十一子，搂头盖脸一阵毒打，十一子昏死过去。十一子的伤一时半会不会好，巧云便和邻居姑娘媳妇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穿街过市，挑起了家庭重担。她的眼神深沉了、坚定了，从一个姑娘变成了能干的小媳妇。小说的结尾，作家设问:“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没有犹疑，斩钉截铁，否极总会泰来，幸福是可以预期的，巧云的等待不再如翠翠般无望，等待只会使幸福在期待中更加甜蜜。所以我说《大淖记事》是热的。


汪曾祺的世界是热乎乎的。汪曾祺一生坎坷，或失业，或被打成右派，可奇怪的是，他很少书写这些不幸，即使写了，也表现出难得的旷达，侧重点在苦中之乐。他说:“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我的世界观的变化，其中也包含这个因素:欢乐。” ⑩ 于是，他更多去“文章淡淡忆儿时”，“除净火气，特 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把生活和情感作反复沉淀，来酿一个个美美的旧梦。《受戒》本就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小说中，我们无论在天空还是在人物的心灵，都找不到一丝阴云。明海十三岁就随舅舅到荸荠庵出家了，这其中应包含有多少贫困、不公啊，但是这些血泪照例被汪曾祺忽略，他不无欣赏地说，明海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就象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小英子的家更被作家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独门独户，岛上有桑树、菜园，瓜豆蔬菜，四时不缺。但作家根本不去想，“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式的农家小院里难道就没有生的烦恼、死的恐惧?汪曾祺笔下就连神都是温暖而充满烟火气息的。神一般是神秘、威严甚至恐怖、暴戾的，比如《圣经．旧约》中暴虐的上帝。沈从文的《湘西．凤凰》曾说，湘西统治者中，最上为天神，次之是官，最后是神巫。人人洁身信神，守法怕官，神是湘西人头顶上无言的威逼。但汪曾祺《水母》中的水母娘娘却别具一番风韵:她的神座是一口水缸，上扣锅盖，她就盘腿用北方妇女坐炕的姿势坐在锅盖上，高高举着手臂梳头。“这‘造型’是很美的。这就是在华北农村到处可以看见的一个俊俊俏俏的小媳妇，完全不是什么‘神’!”在《跑警报》中，汪曾祺甚至能在张皇失措的“跑警报”体悟出悠闲:“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寂寞与温暖》是写右派的。对于右派生涯，汪曾祺有许多切肤的屈辱体验，他信手拈来的一手就已经让沈沅几乎晕倒:她被画成一个只穿了乳罩和三角裤的少女，向蒋介石低头屈膝。但不要紧，她刚眼前一黑，老工人王栓便从后面扶定了她。“早稻田”、俊哥儿李夫妇都在暗暗安慰她，新来的赵所长更是雷厉风行地为她摘了帽。寂寞是暂时的，温暖才是永恒。就连反右都是温暖多过寂寞，在汪曾祺眼中，人生还有什么欠然?于是，生命最本质的欠然——青春易逝、老冉冉其将至，也被汪曾祺轻易地化解。他在一幅冬日菊花图上题诗曰:“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人生处处总是春嘛，何必为逝者如斯空嗟叹?他只期望“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他还一扫“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萧瑟秋意，期待“衰年变法谈何易，唱罢莲花又一春”。“莲花落”唱道:“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岁月流逝其奈我何?
但是，生命最本质的欠然，比如孤独、隔膜、生死，却是无法化解的。不能化解，汪曾祺便逃得远远的，使欠然遥远，成风，如梦。“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于是，口腹之欲成为安置、抚慰惊惧灵魂的逋逃薮。双黄鸭蛋、咸菜茨姑汤、杨花萝卜，莫不鲜美喜人。擂茶、狮峰龙井、碧螺春，全都回味隽永。“悠悠七十犹耽酒”，酒是他须臾不能离开的忘忧国。他写过一篇《烟赋》，说他到了玉溪烟厂，更坚定了一个信念:“一抽到底，决不戒烟”。他甚至宣称:“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食、茶、烟、酒，一起构成了一个属于汪曾祺的热腾腾、暖融融的现世里的洞天福地。


二、真与善
师徒二人同用散文化笔法，在清新秀美的风俗画面中摹写小儿女的情态，为什么效果却相去天渊?为什么沈从文能看穿人世繁华，发现人类天性中无法消弭的忧伤和寒冷?为什么汪曾祺明知人生厄难重重，却又小心规避，着意去摹写梦幻般的纯美，给读者心灵带来暖意?让我们从他们对“善”的不同理解说起。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说:“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入‘向善’的力量。”11 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一文中引用这句话，以证明沈从文创作《边城》是想留驻美好，让它长存、常新，以利后世，并进一步坐实他关于沈从文是一个对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人民充满感情的“蔼然仁者”的论证。但沈从文的“向善”文学观就是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吗?或许我们首先必须对“善”进行甄别。
沈从文的“善”的着重点不在济世，而是要让读者从作品得到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什么是更深层的理解?就是 令人不满足于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而须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向抽象发展，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如何通达抽象理想?美。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却显示着一种圣境。能捕捉到这种美的圣境的人，必如中毒，若受电，喑哑萎悴，动弹不得，从而得到永生的快乐。这种令人永生的美就是至善。所以沈从文说:“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12 美的创造首推文艺，因为文艺的形成正为满足生命扩大、延长的愿望。
沈从文要修建人性小庙，当然要远离光怪陆离的都市，建基于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湘西。所以，人们都说沈从文用湘西的淳朴映衬都市的堕落，在乡下人身上，他寄寓着民族品德重造的希望。可他正因为厌恶了湘西杀人如麻的现状，才孤身闯入北京的，怎么可能还把湘西当作铸造圣境的地基?于是，他筑造“边城”。《边城》创建“边城”这一世界，世界开启出存在者之存在，或者说本身自行遮蔽着的存在者整体在作品中被澄亮了。这种开启、去蔽就是真。真是指真理，而不是真实。真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之无蔽，真实是现实维度上的主观与对象的符合。从真实角度讲，沈从文当然美化了湘西，作品是不真实的。但从真理的角度说，边城既不是对地理湘西的临摹，也不是沈从文臆想中的民族品德重造理念的具体化，一切现成之物在此之中都成为非存在者，它是在拔除了种种非本真状态后，使湘西作为最本己的能在打开。如此，这一世界所开启的就不是现成存在者湘西，它使存在者整体现身在场，因此，它就是存在者整体，就是人类本身。灾祸和福祉，诞生和死亡，热爱和隔膜，等等，这些人类存在形态聚集在边城周围，走进了存在的光亮。当然，地理湘西那片神秘的大地毕竟是翠翠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是《边城》把这片大地挪入了“边城”这一世界的敞开领域中。世界不能翩然飞离大地，它把自身建基于大地，大地离不开世界的敞亮，它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边城》正是世界与大地相“争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存在者整体之无蔽的真理被争得了。真的现身，就是令人眩目的美。《边城》令人“得到永生的快乐”的美，正源自它的真。
原来，存在整体之无蔽竟然是神话。不信你看，小说是这样开始的:“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个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不正是神话的标准讲法?莫非神话竟是积淀在人类基因中最本真的讲述方式?“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人们建造起了白塔（《圣经》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初闯北京带了两本书:《史记》和《圣经》），于是，大家便生活在神话的洞天福地中:“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小城中生活的，各人自然也一定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边城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小说着重写了端午。端午赛龙舟的鼓声、人声、鸭声，始终回旋在翠翠耳边，也响彻于小说的始终。节日的狂欢彻底驱走了现实时空，这是一片神的领地。
但是，边城决不是现成在手的世外桃源，一只巨大的黑手攫住了翠翠们。黑手生长在存在的最本己的能在中，天裂不补，此在无法回避，或者说，此在竟不得不背负着阴影同行。而且，此在存在于无蔽中，黑手的力量更加刺目、更为本质。这只黑手就是命运。命运显形的方式是多端的，或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多么深的隔膜啊，就连深爱者都无法表达心声，虽然人人皆善良得心无纤尘），或是爷爷眼看着翠翠走上母亲的覆辙却无法援救，或是死亡阴影的笼罩（翠翠想:“假若爷爷死了?”）。面对命运逞威，人们束手无策。于是，白塔倒了，爷爷死了，二老走了，翠翠在无望地等待。翠翠孤独等待的身影正是孤苦无告的人类最令人心碎的剪影。小说的结尾，坍圮的白塔修好了，可是昔日能够重来吗?
意欲超越普通生物的命运，在感性中抽象，在形而下中探寻形而上，在短暂中寻觅永恒，在有死中祈求永生，在溷浊中追求圣境，沈从文便着力建构此在的真，想留驻永恒的美。未曾料到处于敞亮之中的存在者整体本身竟是无根的、残破的、冰冷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惨淡的循环啊。沈从文的神话都是冷的，因为生命是冷的。但正因逼视冷的勇气和胸襟才成就了他及他的作品的深和大。


汪曾祺自己倒是始终坚持引人向善的功利主义 文学观。他说:“我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13 在《〈晚饭花集〉自序》中，他甚至说自己并不脱离政治，他的情感寄托与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这是自孔子删诗以来中国最经典的观念。汪曾祺的向善文学观首先表现于他对现实主义的论述。他说:“总的说来，我还是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14 为什么要回到现实主义?因为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就不能超逾于现世作形而上的高蹈，作抽象的玄思。由冥想而发现天裂，最能搅乱日常生活的好梦。作家要立足现实，着意挖掘平凡人生的诗意，用以缝补不完善的现世。汪曾祺或描写小人物生命的韧性和对未来的执着向往（《异秉》），或刻画朋友间的相濡以沫（《岁寒三友》），或标榜高山流水觅知音式的传统友谊（《鉴赏家》），或赞美扶危济困的壮举（《故里三陈．陈泥鳅》），无不与这个观念枘凿相契。想要寻觅人生诗意，自己就得是一个仁者、人道主义者。“仁者爱人”，尊重人、欣赏人，用一双温爱的眼睛看世界，于是触处生春。他回忆创作《大淖记事》时，写到“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忽然写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他原本没想到的，只是写到这里，他迫切地需要写出这一句，写时，他哭了。这是一颗多么纤细、柔和的仁者之心啊。汪曾祺小说还有许多对传统职业的描写。如《晚饭花．三姊妹出嫁》中秦老吉馄饨担“是楠木的，雕着花，细巧玲珑，很好看。这好象是《东京梦华录》时期的东西，李嵩笔下画出来的玩意儿。”《戴车匠》踩着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薄薄木花，如兰叶，如书带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对传统职业之美如此沉醉，正是对其中所包孕的自由、流动的生命的惊叹。汪曾祺说沈从文考古，热爱的不是物，是人，并戏称之为“抒情考古学”，其实是夫子自道。
汪曾祺的向善文学观还表现于他对和谐的强调。汪曾祺曾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5 沈从文总是先渲染生活的诗意，展现勃发的生命力，在小说快结束时让快乐突然中断，让人物的愿望落空，或让他们死去，把他们归入不舍昼夜的生死循环。在突兀中读者憬悟着生之苍凉。汪曾祺反其道而行之，小说开始时，人物可能经历一些磨难，但他们一定能不屈地抗争，坚韧地生存下去，从而拥有一个美妙的结局。这样，生活的毛刺被调和或隐匿，读者受到鼓舞;自助者天助之，文学的劝善功能化于无形。比如，有人称为金刚怒目之作的《皮凤三楦房子》中，官僚与平民百姓间极端对立。但在小说结尾，坏人被撤职，好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欢欢喜喜大团圆。最后，汪曾祺写道:“在听到他们俩被撤职的消息后，城里人有没有放鞭炮呢?没有。他们是很讲恕道的。”恕道在此，无论什么样的金刚怒目，最终都会变成慈眉善目的笑脸。在《鸡毛》中，学生金昌焕偷了文嫂的鸡，还借来文嫂的鼎罐炖了。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地上，大哭起来，仿佛哭出了一辈子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作家差点破口大骂，但他忍住了，只是轻轻地骂了句:“这金昌焕真是缺德”，临了还劝自己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愤怒终被消解。《天鹅之死》是一篇何等凄绝的小说，作家校完时“泪不能禁”，但在小说结尾，他写到孩子的哭泣:“他们的眼泪飞到天上，变成了天上的星”，人情的温暖融化了前面的冰冻。但有些毛刺是无法调和的。面对这些刺目的矛盾，汪曾祺的对策是我们早已熟稔的一个字:逃。思古之幽情和考据癖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明建文帝是一个让多少文人徒生伤感却又一直喋喋不休的话题，去过建文帝曾经居住过的云南武定正续禅寺后，汪曾祺也不能免俗，忍不住写下篇散文《建文帝的下落》。
但写着写着，他害怕了，建文帝被废后那场规模空前的政治大屠杀如一个巨大的心灵黑洞，矗立在他面前。要想保持自己灵魂的滋润和舒展，只有逃。于是，汪曾祺便来了个奇妙的转折，把文章结尾在武定壮鸡上。所谓壮鸡，即被骟的母鸡，“我只知道公鸡可骟，不知母鸡亦可骟也”。吃又一次成了汪曾祺灵魂的栖居。和谐的极端就是无矛盾，像《受戒》中的乐土，这种明净还不能涤荡读者胸中的尘埃?
为了引人向善，汪曾祺对能够直面生命欠然，使人惶恐、忧惧的形上之思避之惟恐不及。相反，他致力于用“蔼然仁者”之心体悟卑微生命的美，发掘平凡生活的韵味。他甚至不写坏人，把矛盾调和为乌有。这样，汪曾祺的作品能不是温热的吗?经过上述分析，我们便可以解释这一疑问——为什么汪曾祺不能理解沈从文的难过?沈从文通过真，想抓住刹那便是永恒的美，但触到的往往是生命的冷，就比如见到一个大胖女人过桥。纤巧的女人过曲桥才美，一个大胖女人怎么能过桥呢?所以沈先生感到难过。汪曾祺仁者之心触处皆春，胖女人为什么不能过桥呢?他说不定在大胖女人过桥这一画面上能深味出淳朴、殷实的生活之美呢。作抽象玄思，追求圣境者必孤独和痛苦，因为这无异于沙上建塔、缘木求鱼。纵身现世，陶醉于人间烟火者必求仁得仁、乐而忘忧。沈从文和汪曾祺相差何其远矣!


三、楚与儒
是什么促使沈从文追问生命，努力创建存在之无蔽——真?又是什么让汪曾祺耽溺于现世，苦口婆心地劝善?我们得追究他们迥异的文化背景。沈从文生命的前20年在湘西度过，楚文化一定是他的世界观的坚实地基。所以，我们要探求他的创作世界的原动力，必得回溯到悠久灿烂的楚文化。汪曾祺生于鱼米富庶之乡高邮，高邮出过秦观和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浓郁的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明，必通过书香之家熏染了他，故论汪曾祺不能不说传统文化。
夏商是“率民以事神”的朝代。周替商后，周公改制，事鬼敬神而远之，把人的理性从鬼神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但好鬼信巫的夏商文化却在僻远的楚国得以留存，以致于楚人在几千年后仍生活在鬼神的世界。一代巫音最终葬送了强大的楚国，但人神错综的神秘却孕育出瑰丽眩目的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屈原身为左徒，实际上是掌管王室宗族和宗教事务的祝、宗，也就是大巫。他经常神游于人神交通的祭祀情境，其作品势必会带着祭仪的影响。比如，《离骚》中占卜、求女、神游、祭祖等活动，与苗楚巫术的过程极其类似，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祭歌。他搜集整理的《九歌》更直接是流行于沅湘等地的娱神歌曲。人类必是感到人世有所不足，或是生老病死的不可变易，或是对所思的爱而不得，才会求之于神。本意在娱神的祭歌却成了现世忧伤的倾泄，和对神祗强烈却徒劳的吁求。神巫峨冠博带、披花挂草的艳美装扮，繁复绮丽的巫音，掩饰不住生而为人的凄凉。于是，在“楚辞”中，我们看到“我”求女一定是不得的，湘夫人、山鬼等待爱人，爱人一定是不来的，更看到高呼“魂兮归来”的凄厉“招魂曲”。


沈从文心仪屈原，他在《湘行散记》、《湘西》中经常指点当年三闾大夫放逐的踪迹。屈原影响沈从文的不是香草美人传统（这一传统早被儒化，成为不得志的儒生写作的重要范式），而是他那些巫音里流溢的两千年来还未弥合的忧伤。沈从文自己就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16 ，屈原的喟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余音绕梁。你看，五明的疑问不正是屈原的“天问”吗?沈从文屡次申述自己的孤独。他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17 就连张兆和都说:“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而真正开始懂得他，“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18 。这种孤独是不是与屈原的“世溷浊而莫余知兮”相暗合呢?
沈从文在人神共处的神秘世界生活了20年，后来虽接受了新文化洗礼，革除了迷信，但敬天畏神思想在他的血液中还是沉淀了下来。他经常说，作家必须有宗教徒的热情、虔敬和悲悯，这固然有《圣经》的一定影响，但主要是因为头顶那个天神对人的无言督促，使人洁身、勤勉和胸怀博大，而且，《圣经》也是经由楚人信神、易感的天性对他产生影响的。神的世界还使沈从文不再仅仅孜孜于日常现世，通过直抵天命的第三只眼，他作形上思索，对人生远景凝眸（他说，人“因远虑而自觉”），洞穿生命欠然。于是，身处神明解体的时代，他想再次唱响欢乐颂，当古典、雅致的诗歌褪色时，他愿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
汪曾祺在《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记到，沈从文80还乡，听傩戏，听一位七旬老者打鼓，听至动情处泪流满面，说:“这是楚声，楚声!”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能使耄耋老人悲泣不已?莫非沈从文在楚声中依稀感受到他的祖先们的孤独、疼痛和呼喊?
如前所述，生命最根本的欠然是死。向死存在一方面赋予生命以意义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抽掉了我们上岸的跳板，使生命成为向深渊处不断坠落的 黑暗旅程，从而消解了生命的可能的意义，存在于是便是荒诞。沈从文骨子里的寒冷和孤独正来源于死。他过于爱有生的一切，一脉清波，数点渔火，几声柔弱的小羊叫声，便是一幕圣境。“爱与死为邻，我因此常常想到死。”19 所以，他无法超脱于“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的循环，潇洒地“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丸溃痈”（《大宗师》），或恬淡地“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养生主》）。相反，他深深沉湎于这个循环，为所有死者哭泣，一唱三叹，一步三徘徊。在他看来，甚至连草木都比人类快乐、幸福，“因为它有第二个春天可以等待。这一方面我们可仍然看出了人类的悲惨处，因为人类并没有未来”20 。读了“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我们就会明白，沈从文这种迷恋有生、恐惧死亡的情结的生成，良有以也。这不正是楚人命定的悲剧性吗?虽则孔子也说“逝者如斯”，但这种“发而皆中节”的喟叹哪能和楚人的泣血悲鸣相仿佛?至此，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沈从文是“真”的。死亡是此在不得不承担的存在可能性，但众人以沉陷于日常生活的方式闪避死亡。“对公众意见来说，‘想到死’就已经算胆小多惧，算此在的不可靠和阴暗的遁世。常人不让畏死的勇气浮现。”21 只有在“畏”这种情绪中，被抛入死亡的状态才能对此在显露得更原始、更根本，“此在因面对这种‘极限处境’下决心而赢得其本真的整体能在”22 。于是，此在在最本己的能在中并作为最本己的能在把它自己对它自己开展出来。这种最本源的展开状态就是生存之无蔽——真。不像汪曾祺那样顺应或者闪避死亡，沈从文“畏”死，面对死亡的一片空无，他横下心来“赢得其本真的整体能在”。《边城》的真，也正因为死。沈从文在青岛崂山看见一戴重孝、打着幡的女孩子，便对张兆和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一年后，《边城》问世，白衣女孩的死亡阴影弥漫全篇。正是向死存在使作品展开一块无蔽的空地，真理的明光熠熠闪现。


注释
①②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第264页。
③⑥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棋全集》（第3卷），第464页，第468页。
④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152页。
⑤汪曾祺《一个爱国的作家》，《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50页。
⑦ 18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 社1996年版，第40页，第319页。
⑧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联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254页。
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4页。
⑩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85页。
11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4页。
12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9页。
13汪曾祺《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22页。
14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290页。
15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16沈从文《长庚》，《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91页。
17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23页。
19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77页。
20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4卷），第326页。
21 2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2页，第352页。
23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01页。
2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969页。
25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
  
【原载】 《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顶

他确实不错，现在在教我们呢。

2班啊，只有2班是他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