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在1949年之后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
第一阶段是革命史观式的书写。如王瑶完成于1950至1952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社会背景概论加文类分述的方式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演进，秉持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反帝反封建是其隐形语法[18]。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1961年4月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产物，“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给予各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评价”[19]，它们都带有确立社会主义文化认知中文学经典与秩序的意义，尽管分期和理念秉承了革命与阶级分析的话语，但因为写作周期经历的政治文化变迁（1961-1979）[20]，而夹杂了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互动。
第二阶段是人性论和去政治化的历史主义描述。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1997）可为代表，该著淡化了社会背景因素，而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其指导思想是对马克思做的人道主义解读，提炼出形象、情感、人的一般本性、个性（自我）等关键词，一是对单一强化阶级性、集体性的反拨，认为形式、审美意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人性的发展相互联系。[21]至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则带有“去史观化”意味，着意要以三古七段的分期，从文学的内外部因素、不平衡性、雅俗互动、文体交融、文道离合、复古与革新的不同层面描述其演进脉络。“总绪论”中将文学史的核心定位为“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要将“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22]。“传媒”与“当代性”是其在为数众多的文学史书写中提到的新鲜元素，但统观不同分卷，它们只是作为历史描述的内容，而没有成为描述历史的方法与角度。
第三阶段是“历史化”的尝试。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代表，在对1949年以来的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等进行“述评”时，“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也就是说，一方面，会更注意对某一作品，某一体裁、样式，某一概念的形态特征的描述，包括这些特征的演化的情形；另一方面，则会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23]。这种融合美学与社会条件的书写，开启了关于文学制度、组织、作家、作品综合考察的范例。程光炜、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延续了历史化的思路，将当代文学置于社会实践与文化实践的联动之中，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呈现出当代文学的周期性震荡[24]，并且关注到市场化所带来的影响。该作在“绪论”中体现出对历史与叙述、事实与虚构的清醒自觉，然而行文中又难以避免地与政治史、社会史的叙述保持了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