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程敏政的朱、陆“早异晚同”论虽然并非全无道理，实则并不很允当：
其一，南康会后，陆九渊应朱熹邀请，往白鹿洞书院作学术讲演，主讲《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朱熹称陆氏所论“恳到明白”，“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徊之病，盖听者莫不辣然动心焉”，（33）并离席说：“熹当与诸坐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而且一再谓：“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34）程敏政对此深有所察，故不仅判断朱、陆南康之会，“议论之际必有合者”，而且评论道：“盖发明恳到者，道问学之效；反身省察者，尊德性之功：学者所当究心也。”（35）这 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以之作为朱、陆之学“晚同”的重要证据则似嫌不足。众所周知，朱熹和陆九渊所读皆孔、孟之书，所讲皆圣贤之学，故而在“义利”观 这类儒家基本观念上，他们便毫无歧异。陆氏在白鹿洞书院的讲论所以能获得朱熹由衷的认同和赞誉，并不奇怪，并不足以掩盖他们思想理论上客观存在着的分歧， 亦不足以说明朱、陆“至是而有殊途同归之渐”（36）。
其二，程敏政用以证明“朱子晚年深自悔其支离之失”的七封书信，其中有非出于朱子晚年者，如《答何叔京》即是。据朱熹所撰《何叔京墓碣铭》（37）， 叔京卒于淳熙二年乙未（1175年）十一月丁丑，此时距离朱、陆展开激烈论辨的鹅湖之会不到半年。朱熹答何叔京的书信计有三十二通，俱收入《朱文公文集》 卷四十。程敏政所举乃第十一、十三书，今虽难以确考其究竟作于何时，但其至晚作于叔京卒前（即淳熙二年十一月）以前当绝无问题。此时朱熹四十六岁、陆九渊 三十七岁，只应归入敏政所谓朱、陆之学“早异”阶段，而不足据为朱、陆之学“晚同”的资料。由此可见，程敏政实有举证不确、立论太果之弊。


由上可见，程敏政的朱、陆“早异晚同”论在学术上虽然有得有失，但他编纂的《道一编》又自有其用意。他写道：
   宇宙之间，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于天，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心岂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气之私，而后有性而非其性者，故圣门之教在于复性。复性之本则不过收 其放心焉耳。颜之四勿，曾之三省，与子思之尊德性、道问学，孟子之先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夺，其言凿乎如出一口，诚以心不在焉，则无以为穷理之地，而望其尽 性以至于命哉！中古以来，去圣益远。老、佛兴，而以忘言绝物为高；训诂行，而以讲析偏缀为工；词章胜，而以哗世取宠为得：由是心学晦而不明，几焉不行。虽 以董、韩大儒尚敞于此，而亦何觊其他哉？子周子生于千载之下，始阐心性之微旨，推体用之极功，上续孟氏之正传，而程子实亲承之，其言曰“圣贤千言万语，只 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此言之切要，意之诚恳，所望何学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统者。于是朱、陆两先生出于络 学销蚀之后，并以其说讲授于江之东西，天下之士靡然从之。然两先生之说不得不异于早年，而卒同于晚岁。学者犹未之有考焉，至谓朱子偏于道问学、陆子偏于尊 德性，盖终身不能相一也。鸣呼，是岂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问学，固以尊德性为本，岂若后之讲析偏缀者毕力于陈言？陆子之尊德性，固以道问学为辅，岂若 后之忘言绝物者悉心于块坐连城？惧夫心性之学将复晦且几于世，而学者狂于道之不一也，考见其故，详著于篇。（52）
程敏政从“道一”即“道”统于“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洛学销蚀之后，继起的朱、陆之学虽“异于早年”，然而毕竟“卒同于晚岁”，其所同者，即为历圣相传， 且由周、程相续之“道”，亦即朱、陆皆为“道统”的继承者。因此，他不同意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分为两途，认为这会妨碍道学的发展。他在《淳安县儒学 重修记》中说：
        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53）


尽管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自有不同于程敏政的《道一编》之处，如在体例上，《朱子晚年定论》“但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加一辞”，《道一编》则在所录资 料下加以跋语以述己见等等，但阳明之编《朱子晚年定论》乃受启于敏政所编《道一编》，《道一编》堪称《朱子晚年定论》之先导则可肯定无疑。如果我们从二者 所录资料之同异角度来比较性地玩味《道一编》和《朱子晚年定论》的旨趣与内容，便不难发现：其一，同程敏政一样，王阳明也力倡所谓“朱子晚年定论”，以为 朱子“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 及，而其诸《语录》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特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 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66）其 二，阳明用以论证“朱子晚年定论”的资料，颇有与敏政《道一编》所录资料相同者，甚至敏政的一些失考之处也被阳明沿袭。如《道一编》中收有朱熹《答何叔 京》，此书亦为《朱子晚年定论》所录；它们都将这一应归入敏政、阳明所谓“早异”阶段的信，用来作为说明朱、陆之学“晚同”的资料。这在程敏政显属失考， 而在王阳明则为沿袭之误。所以，严斥王阳明的陈建颇为准确地说：朱、陆“早异晚同”论，“盖萌于赵东山之《对江右六君子策》，而成于程篁墩之《道一编》， 至近日王阳明因之，又集为《朱子晚年定论》”。又说：“程篁墩著《道一编》，分朱、陆同异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 倚。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与《道一编》辅车相依之说正相唱和。”（67）
当然，《朱子晚年定论》与《道一编》毕竟有所不同，“盖《道一编》犹并取二家言论比较异同，阳明编《定论》则单取朱子所自言而不及象山一语。篁墩盖明以朱、陆为同，而阳明则变为阳朱而阴陆耳”（68）。更重要的是，《朱子晚年定论》辑录了一些《道一编》所无的朱熹书信，而这些书信多为体现朱熹心学思想的资料，如所录《答陈才卿》（69）云：“详来示，知日用功夫精进如此，尤以为善。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则参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无两样工夫也。”《答杨子直》（70）曰：“ 学者堕在语言，心里无得，固为大病。然于语言中，罕见有彻头彻尾者。盖资质已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终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实。近因病后 不敢极力读书，却觉有进步处。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这表明倡言“圣人之学，心学也”、“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71）的王阳明，是以陆学为立脚点，而藉朱、陆“早异晚同”论为其所鼓倡的心学思想体系张本。他对此并不讳言，曾明确宣示其编纂《朱子晚年定论》的用意道：
    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72）


这与以朱学为基本立场，通过编纂《道一编》，厘析朱熹学思历程，揭示朱学真价值，以“使后之偏心自用者愧汗交下，以求入德；随心附影者不能专一于口耳，以求放心为本：则此学朱子，庶几不堕”（73）的 程敏政，显然有很大不同。正因为有这样的差异，所以，程敏政无法接受当时朱学学者对他“扬陆抑朱”的指责，而王阳明则对此类指责毫不在意，甚至当罗钦顺既 从学术角度批评其《朱子晚年定论》失于考据，又依守朱学指斥其《大学古本》、《晚年定论》“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接之于理，容有是邪”（74）时，他理直气壮地答曰：“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75）
程敏政、王阳明的朱、陆“早异晚同”论深刻影响着明清思想界，成为明代中叶以后儒家学者普逼接受的观点。（76）兹举数例，以窥一斑。
王宗沐认为：“夫原于天地以立极，而通于古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二也。质有偏重，而见有早晚，当会其未备而销其未融者，学之相成而不可独执 也。（朱、陆）二先生偶以其一时之见相与校订，是亦不过朋友切磋之心，而后世遂分别之、攘斥之，使不得并系于孔氏之徒焉，则夫乃采声遗实，而责之太深矣 乎？故自今言之，以弥纶宇宙为己分，而以继往开来为立心；以沉迷训诂为支离，而以辨别义理为关纶；本之于收放心以开其端，极之于充四端以致其力；由于尽心 知性而达于礼乐刑政：此象山先生之学之大也。备观先生之书，而更合之于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异，则知道无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后指之为俗与禅者，皆可 得而论其概矣。”（77）
傅文兆以陆学“得之孟子求放心、先立其大”，朱学“原由闻见入，意欲先博古今、究事变，然后使自得于心”，故两先生之学初年有异，陆氏议朱“支离也”，然“朱先生鹅湖之会后三年诗曰‘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至是亦觉其非，无复同异之可言矣”。（78）


徐阶著《学则》，力言“尊德性、道问学原为一事”；又撰《学则辨》，说朱、陆虽入门有异，“而均之为圣人之徒”，并认为：“夫君子由学以入圣，犹人由门以 入室。今指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门矣。然而圣之所以为圣，践形尽性之外，无他事也，则尊德性、道问学，室一而已，门亦一而已，安得有异入乎？凡某瓜以断两夫 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举其训诂之陋，妄自托于朱子，而诋陆为禅；举其空寂之谬，妄自托于陆子，而诋朱为俗也。今日均之为圣人之征，则某之所争者固已得 矣，又何异之足言哉？”（79）
孔天胤说：“诸儒训诂之学，至朱子稍稍折衷，是故有《易》、《诗》、‘四书’等传注。初意盖欲由讲解以为入道之门，若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焉尔，诚 非学之至、论之定也。一时门人遂以缀辑而张大之，后儒逐守其说而不详，忌其约而不反，至于信博而不信约，从人而不从天。学术支离，道体蒙蔽，则章句为有祸 焉。故朱子晚年既反约于详说之余，则尽悔其未详之说之非，至以为自诳、诬人，罪不胜牍。斯学有所至，论有所定，朱子已非自诳，而学人之自诳者，于今犹烈 也，可胜痛哉！”（80）
张元忭称：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出，“而后考亭之学，其骨髓始透露于此。其拳拳于培本原、收放心，居然（李）延平之家法也，而后考亭之学始为质之濂洛而无 疑。”他取朱子《文集》中与陆学同调之诗，辑为“悟后诗”，将之与《朱子晚年定论》合刻为《朱子摘编》，说：“道一而已矣。学不会于一，非学也。是编也， 岂独（朱、陆、王）三先生之学可会于一乎？千古圣学之正统，吾知其无三径矣，虽谓之儒宗《参同契》可也。”（81）
学术思想上既不信朱、亦不从陆而承继张载“气本”论的王廷相，其朱、陆观却颇百取于程敏政和王阳明。他说：“朱子《与吴茂实书》云：‘近来自觉向时工夫， 本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点检。诸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愿与诸同志勉焉。幸老 兄遍山告之也。陆子静兄弟近日讲论与前大不同，气象皆尽好，却是先于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张太过，又要得省发觉悟，故流于怪异耳。’观此 知文公亦曾悔悟自己偏于讲论文义之非。子静凭生亦非不曾讲学者，但其门人无识，各竟门户之胜，自相排诋，盖致二先生有支离、禅定之异。后学不能深察详考， 随声附和，畛无会通之见，崇朱者以讲论为真诠、守陆者江禅定为要执，终身畔于圣人之学而不自知，由之各相沿习，误天下后学，至于今尚然。”（82）


黎州、二曲之后，清代学术风气逐渐转移，但仍有学者继续论异同、合朱陆，如施润章认为：“朱、陆立教不同，其同归于性学一也。其归既同，不能无异者，同源 而异流，其从入之门往然也。……吴草庐尝辨尊德性、道问学矣。夫不尊德性，所学何事？不道问学，德性又安在？二贤之教未尝不相成，而卒于相反，互相訾诟， 其徒又加厉焉，党甚洛蜀，战等玄黄，则亦学者之过也。……然则朱、陆二子殆已泯其异同矣，又奚俟乎后人沿波修畔，苦操同室之戈也？”（89）李绂则著《陆子学谱》，力论“象山陆子专以求放心教人，盖直接孟氏之传者。……世人以训诂章句为学，失心久矣”（90）。他又裒集朱熹50岁以后论学文字计357篇，辑成《朱子晚年全论》，以为“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岁则符节之相合也。”（91）。他们的观点似可视为程敏政、王阳明所论之余绪。（92）

〔注释〕
（1）《篁墩文集》卷五十四《复司马通伯宪副书》。
（2）《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刘季章》。
（3）同上。
（4）《陆九渊集》卷一《与邵叔谊》。
（5）上书卷三十五《语录下》。
（6）上书卷三十四《语录上》。
（7）《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子答刘季章书》。
（8）引文见《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
（9）引文见《陆九渊集》卷一《与邵叔谊》。
（10）《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子答吕子约书》。
（11）《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
（12）《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
（13）《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子答吕子约、蔡季通二书》。
（14）同上《书朱、陆二先生鹅湖唱和诗后》。
（15）《朱文公续集》卷一《答黄直卿》。
（16）《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斡》。
（17）《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子与黄直卿书》。
（18）《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美》。
（19）《陆九渊集》卷十五《与陶赞仲》。
（20）《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陆二先生所论无极书后》。


（21）《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
（22）《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
（23）同上。
（24）见《周濂溪集》卷一。
（25）同上。
（26）《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
（27）《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
（28）“皇极之辨”，发生在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是年正月十五，出知荆门军的陆九渊给吏民讲《洪范》“王皇极”章，释曰：“皇，大也；极， 中也。《洪范》九畴，王居其中，故谓之极。……皇建其极，故能参天地赞化育。……”（《陆九渊集》卷二十三）朱熹讥刺陆氏所讲浅陋，说“今人将‘皇极’作 ‘大中’解了，‘皇建其有极’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不成是‘时人斯其惟大之中’？”（《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又特撰《皇极 辨》（见上书卷七十二），说：“皇者，君之称也；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皇建其极’云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极之标准于天下也。”
（29）《篁墩文集》卷十一《〈道一编〉目录后记》。
（30）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春，陆九渊造访朱熹于南康。此次相会，朱、陆在义利观上议论契合（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但在修德之方手治学之法 等六面仍有严重分歧，且多有争论（见《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咨伯恭》）。所以，程敏政将南康之会视为朱、陆“晚同”的重要证据并不确切。


（31）《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子祭陆子寿、陆子祭吕伯恭文》。
（32）同上《书朱子答陆子七书》。
（33）《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跋金溪陆主簿鹿洞书院诀义后》。
（34）《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35）《篁墩文集》卷三十八。
（36）同上。
（37）见《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一。
（38）见《陆九渊集》卷二十六《祭吕伯恭文》。
（39）《篁墩文集》卷三十八《书朱、陆二先生鹅湖唱和诗后》。
（40）同上。
（41）上书卷二十八《〈道一编〉自序》。
（42）《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43）同上。
（44）上书卷十三《与薛象先》。
（45）上书卷十五《与陶赞仲》。
（46）上书卷二《与朱元晦》。
（47）上书卷三十六《年谱》。
（48）《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
（49）问上《答诸葛诚之》。
（50）上书卷六十《答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