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自古帝王都。北宋时期的洛阳称为“西京”（北宋都城在开封，称汴京）。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一千多年，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坐落在北宋洛阳城东北一处简朴幽雅的庭院就会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是一座独门小院，简朴又不失清雅，幽静而不乏生机，通幽曲径，香花鸟语，修竹荫荫，听不见尘世喧嚣，有一种置身红尘外的清静。这座小院就是北宋名臣、《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在洛阳的家，也是他读书、著书的地方——“独乐园”。

“独乐园”，不仅因为有个道骨仙风的院名和清雅宁静的环境而令人神往，而且由于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这座园子里，历时15年，呕心沥血，编写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让人们追忆不已。

司马光到洛阳后，在洛阳买地修筑了一所用于居住、读书的“独乐园”，幽雅简朴，他倒是非常满意。可是当皇上的使臣来时，却为这低矮的瓦房和简陋的陈设而暗自好笑。他们不能相信，名扬天下的“司马相公”，竟会这样寒碜！

司马光徜徉在独乐园里，对政治一言不发。在洛阳，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排挤出朝的大臣文彦博、富弼等13人仿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搞了个“洛阳耆英会”。司马光到洛阳后，加入了耆英会行列，与他们置酒赋诗相乐。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又受敕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这更是一个坐享俸禄、全无所掌的闲官。

自1071年司马光来到洛阳后，以书局自随，潜心著述，《资治通鉴》就是在这样清静的环境里，历时15年写成的。

司马光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出仕后也一直坚持读书，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书房里堆满了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便逐渐产生了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变化和政治得失。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了《通志》的编写工作。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他写好的《通志》进献给英宗皇帝。《通志》共8卷，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主要写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的盛衰兴亡，供皇帝参考。英宗看后，非常满意，改名为《历代君臣事迹》，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奉费用，增补人员，专事编写工作。

司马光深受感动，很快便在右掖门处的秘阁内设立了书局，组建了一个精干的编写班子，其主要成员有：范祖禹、刘攽、刘恕等，这些人都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根据个人对历史不同阶段的独特研究，他们分段负责撰写：司马光负责先秦部分；刘攽负责两汉部分；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隋部分；范祖禹负责唐五代部分。司马光统一体例，删繁去重，修改润色，形成定稿。

英宗病逝后，宋神宗即位，他开经筵，在迩英阁读《通志》。宋神宗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名《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要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宋神宗这些鼓励和支持，更加促进了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编修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最后脱稿修成，前后共历时19年。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丰富的历史事实。

全书共计294卷，另附目录30卷，《考异》30卷。这部书取材甚广，网罗极富，除依据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志320余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极其严格，考辨异同，尽力求真，所以《资治通鉴》中记述的内容比较翔实可信，为历代史学家推崇。

《资治通鉴》文字以荀悦的《汉纪》为宗，力求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朴质精练，富有文学意味，不仅可以作为历史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19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特别是在洛阳的15年里，几乎付出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