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网络上流行的一股“袁黑”思潮，他们彻底否定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历史贡献，甚至污蔑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这种偏激、错误的历史观点，影响了一部分史学素养不足者，亟待有识之士出来辩证。关于袁崇焕所谓“卖米资敌”的罪名，很多袁粉已经进行了相关考证，笔者就此进行一些补充。笔者结论主要有两点：第一，袁崇焕卖米是子虚乌有之罪，第二，允许蒙古诸部通款，甚至不在乎其后有后金、清朝背景，乃是明朝一贯进行的决策，如袁有罪，则崇祯及其他人亦有罪。
袁崇焕卖米蒙古的背后是崇祯时期对蒙古策略就是以“款”为主。这是因为明代自从俺答封贡以来，就改变了嘉靖时代同蒙古进行全面对抗的强硬政策，反而采取怀柔为主的和平政策，以抚赏，开市为主要手段，试图同蒙古维持比较和平的关系。后金在辽东崛起后，迅速成为明朝新的强大对手，后金绝非此时分裂、涣散的蒙古部落可比拟，它迅速吃掉了明朝的辽东地区，对北京城构成了直接威胁。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袁崇焕为代表的明朝边关大臣，不得不采取西和、东攻的基本策略，袁崇焕对此指出：
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籍西马为用，人人皆兵，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
该上表为崇祯元年十月之表，可见此时袁崇焕已经认识到了口外蒙古部落在明、金对抗中，是一个可敌可友的决策，若蒙古诸部为后金所吸收，则明朝不仅要面对后金一敌，更要面对蒙古诸部为另一敌，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袁崇焕主张“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自处”。事实上，袁崇焕没有另外一个选择，如果对口外三十六家采取强硬政策，明军当时的后勤糟糕、粮饷不继的情况，无法进行大规模远距离作战，所以强硬政策只能导致三十六家与后金更加紧密结合，对明朝构成更大威胁。
因此，当崇祯二年三月，朵颜苏步地（束不地）派人来求米粮之时，袁崇焕认为万一他们为后金向导侵犯蓟镇，则有不可言者，“此时我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明清史料》甲编第八本），如不为我所用，则另有法以处。对此次事件，谈迁在《国榷》里认为：“建州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并且极为主观地认为盖束不地为建州窖米，图谋入蓟镇，其余史料则多同国榷大同小异，皆为传闻，并没有披露袁崇焕卖与多少粮食，存米多少，是否足够后金于七个月后入侵之用，毫无任何证据。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姚念慈先生认为：“揆诸明万历以来史实，抚赏蒙古，诚不能保其必无进犯”。然而，若断绝抚赏，致使其无望，则明朝边境无宁日，诚是如此（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60页）。
另外，只有证明后金和蒙古诸部当时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才能证明所谓“市米资敌”一事的确有可能存在。事实上，后金以及蒙古诸部并非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满文老档》详细记叙了皇太极在己巳年绕过关宁锦防线从口外入关的路线，其中当皇太极同蒙古诸贝勒于辽河上游会面之时，“宰牛十、羊二十，取酒百大瓶宴之”（《满文老档》第十七册）。可见，此时后金以及蒙古各部并未出现大规模饥荒，而皇太极入关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袁崇焕、明廷非真心与其和谈，不是穷极劫掠。实际上，崇祯元年九月左右，皇太极曾经远征察哈尔一次，但是未曾发现察哈尔部踪迹，此时苏步地曾经拜见过皇太极，然而到了崇祯二年，皇太极再会蒙古诸部，却未曾发现苏步地的踪影，这是因为此时苏步地正靠近明边高台堡一带求米接济，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束不地导后金入犯之说，在此问题上，连袁崇焕本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根据《雪汀日记》的记载：“据本部院说，稳是束卜的家达子勾引前月通好的千数奴兵为前锋人犯，必非奴酋大举，亦非插汉的兵马。今本部院候关外兵到时，亲将领去以灭此贼云”可见一斑。可以推知，袁崇焕并未接济束不地多少粮米，更不足以令其导后金入关，从后金、清朝方面的资料来看，更能得出皇太极入关乃是其主动决策之举，此时后金已经收其他蒙古东部诸部之降，而束不地一家依违明、金两家之间做两属状态，且驻地同后金入关路线距离甚远，不可能导后金入犯。
综上所述，袁崇焕之罪名可谓子虚乌有。若此罪名成立，则无异于承认明廷自俺答封贡以来的对蒙温和政策就是“市米资敌”。如果以此为例，那明末“市米资敌”者可谓甚多。例如，担任宣大总督时期的卢象升就曾经力图，崇祯七年，明朝在大同镇杀虎口同蒙古右翼卜失兔部展开马市，进行贸易，根据赵文先生的研究，此次蒙古求款，实际上的背后指使者就是后金，“后金之所以这样做，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利用明朝对蒙古方面还存有最后争取的幻想，主动把蒙古推到了前面，即由蒙古出面来与明朝恢复正常的贸易往来，以一种变通的方式来尽快实现并有效补充自身在经济需求方面的缺口”（赵文:《明朝后期对蒙古策略研究》，第231页），这样的政策，到了崇祯末年依然在进行，如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下令曰：
谕：蓟密宣大口外各属，先朝原最恭顺，近复多受戎索，吃赏守边。屡当新乱之后，诸部携贰。各督抚正宜乘机收抚，多方鼓劝，使其倾心内向，乐为我用。其哈马市赏，前遣张致雍招致到边，市口即开，似亦熟练。还著量给兵马，重其事权，俾可责成展布，该部作速看议以闻。（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如此作为，是不是算市米资敌？崇祯十六年的情形。口外蒙古早就折入清朝，而崇祯依然采取此等政策，事实上是因为明廷已经极度衰落，根本无法拒绝蒙古部落借朝贡行贸易甚至接济后金的要求，所以，如果“市米资敌”成立，崇祯得凌迟数百万次。
综上所述，袁黑明粉之所以要宣传袁崇焕“市米资敌”，其实是因为不懂明后期对蒙古政策的演变，基本无常识，他们之中很多人又不愿意接受明朝后期衰落至极，连对抗后金都极为吃力，更谈不上两线作战同蒙古诸部同时交恶，所以采取了以市、赏为主，提防为辅的温和妥协政策，试图让蒙古不靠近后金，或者迁延岁月令其暂时无法对明构成更大威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必然。
袁崇焕卖米蒙古的背后是崇祯时期对蒙古策略就是以“款”为主。这是因为明代自从俺答封贡以来，就改变了嘉靖时代同蒙古进行全面对抗的强硬政策，反而采取怀柔为主的和平政策，以抚赏，开市为主要手段，试图同蒙古维持比较和平的关系。后金在辽东崛起后，迅速成为明朝新的强大对手，后金绝非此时分裂、涣散的蒙古部落可比拟，它迅速吃掉了明朝的辽东地区，对北京城构成了直接威胁。在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袁崇焕为代表的明朝边关大臣，不得不采取西和、东攻的基本策略，袁崇焕对此指出：
三十六家本卜部落，流离失食，我之边人不肯为存恤，故东附，且欲借力抗虎，此今日边情大概也！今西部无存，东患我独当之，若东、若三十六家道与卜与素什兔等穿连辽、蓟、宣大沿边一带，以东之悍，于战籍西马为用，人人皆兵，若仍诱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自喜峰、古北，处处可虞。
该上表为崇祯元年十月之表，可见此时袁崇焕已经认识到了口外蒙古部落在明、金对抗中，是一个可敌可友的决策，若蒙古诸部为后金所吸收，则明朝不仅要面对后金一敌，更要面对蒙古诸部为另一敌，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袁崇焕主张“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自处”。事实上，袁崇焕没有另外一个选择，如果对口外三十六家采取强硬政策，明军当时的后勤糟糕、粮饷不继的情况，无法进行大规模远距离作战，所以强硬政策只能导致三十六家与后金更加紧密结合，对明朝构成更大威胁。
因此，当崇祯二年三月，朵颜苏步地（束不地）派人来求米粮之时，袁崇焕认为万一他们为后金向导侵犯蓟镇，则有不可言者，“此时我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明清史料》甲编第八本），如不为我所用，则另有法以处。对此次事件，谈迁在《国榷》里认为：“建州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并且极为主观地认为盖束不地为建州窖米，图谋入蓟镇，其余史料则多同国榷大同小异，皆为传闻，并没有披露袁崇焕卖与多少粮食，存米多少，是否足够后金于七个月后入侵之用，毫无任何证据。对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姚念慈先生认为：“揆诸明万历以来史实，抚赏蒙古，诚不能保其必无进犯”。然而，若断绝抚赏，致使其无望，则明朝边境无宁日，诚是如此（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第60页）。
另外，只有证明后金和蒙古诸部当时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才能证明所谓“市米资敌”一事的确有可能存在。事实上，后金以及蒙古诸部并非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满文老档》详细记叙了皇太极在己巳年绕过关宁锦防线从口外入关的路线，其中当皇太极同蒙古诸贝勒于辽河上游会面之时，“宰牛十、羊二十，取酒百大瓶宴之”（《满文老档》第十七册）。可见，此时后金以及蒙古各部并未出现大规模饥荒，而皇太极入关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袁崇焕、明廷非真心与其和谈，不是穷极劫掠。实际上，崇祯元年九月左右，皇太极曾经远征察哈尔一次，但是未曾发现察哈尔部踪迹，此时苏步地曾经拜见过皇太极，然而到了崇祯二年，皇太极再会蒙古诸部，却未曾发现苏步地的踪影，这是因为此时苏步地正靠近明边高台堡一带求米接济，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束不地导后金入犯之说，在此问题上，连袁崇焕本人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判，根据《雪汀日记》的记载：“据本部院说，稳是束卜的家达子勾引前月通好的千数奴兵为前锋人犯，必非奴酋大举，亦非插汉的兵马。今本部院候关外兵到时，亲将领去以灭此贼云”可见一斑。可以推知，袁崇焕并未接济束不地多少粮米，更不足以令其导后金入关，从后金、清朝方面的资料来看，更能得出皇太极入关乃是其主动决策之举，此时后金已经收其他蒙古东部诸部之降，而束不地一家依违明、金两家之间做两属状态，且驻地同后金入关路线距离甚远，不可能导后金入犯。
综上所述，袁崇焕之罪名可谓子虚乌有。若此罪名成立，则无异于承认明廷自俺答封贡以来的对蒙温和政策就是“市米资敌”。如果以此为例，那明末“市米资敌”者可谓甚多。例如，担任宣大总督时期的卢象升就曾经力图，崇祯七年，明朝在大同镇杀虎口同蒙古右翼卜失兔部展开马市，进行贸易，根据赵文先生的研究，此次蒙古求款，实际上的背后指使者就是后金，“后金之所以这样做，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利用明朝对蒙古方面还存有最后争取的幻想，主动把蒙古推到了前面，即由蒙古出面来与明朝恢复正常的贸易往来，以一种变通的方式来尽快实现并有效补充自身在经济需求方面的缺口”（赵文:《明朝后期对蒙古策略研究》，第231页），这样的政策，到了崇祯末年依然在进行，如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下令曰：
谕：蓟密宣大口外各属，先朝原最恭顺，近复多受戎索，吃赏守边。屡当新乱之后，诸部携贰。各督抚正宜乘机收抚，多方鼓劝，使其倾心内向，乐为我用。其哈马市赏，前遣张致雍招致到边，市口即开，似亦熟练。还著量给兵马，重其事权，俾可责成展布，该部作速看议以闻。（崇祯长编痛史本，卷一）
如此作为，是不是算市米资敌？崇祯十六年的情形。口外蒙古早就折入清朝，而崇祯依然采取此等政策，事实上是因为明廷已经极度衰落，根本无法拒绝蒙古部落借朝贡行贸易甚至接济后金的要求，所以，如果“市米资敌”成立，崇祯得凌迟数百万次。
综上所述，袁黑明粉之所以要宣传袁崇焕“市米资敌”，其实是因为不懂明后期对蒙古政策的演变，基本无常识，他们之中很多人又不愿意接受明朝后期衰落至极，连对抗后金都极为吃力，更谈不上两线作战同蒙古诸部同时交恶，所以采取了以市、赏为主，提防为辅的温和妥协政策，试图让蒙古不靠近后金，或者迁延岁月令其暂时无法对明构成更大威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