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阳地理的详实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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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骏轩
详解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的地缘结构
如果说荆州是三国故事中最知名的州部，那么“南阳郡”应该是荆州最引人注目的郡了。如果为人所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那句引发了无尽争议与口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相比诸葛亮到底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的千年公案，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南阳郡是东汉所有郡国中人口最多的郡级行政区，以公元140年的数据来说，高达243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这一年东汉的在籍总人口为4900万出头，仅南阳一郡就占了5%，与在十三刺史部中人口排名第十的幽州刺史部相当。荆州亦依托南阳郡的存在，成为了天下第一大州(人口总数为628万)。
农业和区位是人口增长的催化剂，先来看看南阳郡在区位上都有哪些特点。以板块来说，这个人口大郡主要包含有两部分:南襄盆地(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行政上大致对应现在的河南南阳地区、湖北随州地区，以及湖北襄阳地区的北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位于汉水之南的襄阳市本身并不是南阳郡的南大门，而是南郡的北大门。
水系归属是划定行政归属的重要标志。那些地理相邻、地形相似，又可以通过水路连接的板块，更容易在地缘属性上趋同。南襄盆地能够被认证为是荆州的一部分，地理原因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在于其整体为汉水及其支流所覆盖。
源出秦岭与大别山脉之间的汉水，在盆地西南侧的丹江口市境内流出山地，然后东南向经襄阳市，由荆山与绿林山之间的汉水走廊，注入江汉平原和长江。而整个南襄盆地所收集的雨水，又通过:丹水、淅水、湍河、白河、唐河、滚河等河流，呈放射状的在襄阳汇入汉水。
上述这些河流的存在，将整个南襄盆地结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强化了与两湖平原的地缘联系。不过光看它们，还不足以认识到南襄盆地的区位优势。作为一个盆地形板块，它的周边必定围绕着一圈山地。只有透过这些边缘山地中的通道，连接重要板块，才能够算得上是有区位优势。
对于一个板块来说，周边山地的存在有利有弊。山地的存在，可以增强板块的独立性，使之能够更多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如果山地过高、过密，又会影响到它对外交流的效率。
如果将南襄盆地视为一个独立行政区，它的位置正处在: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相接之地。这意味，理论上南襄盆地可以融入上述三个省份。然而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边缘山地的形态会影响到交流的效率，进而影响到融合度。以围就南襄盆地的山地形态来说，总体呈现出:西-北密，东-南疏的形态。秦岭和大巴山脉这两个巨大山体的存在，极大阻碍了南阳盆地与陕西方向的融合。
相比之下，在南襄盆地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情况就要微妙许多。在南襄盆地的南面，是我们已经花了5万字解读的两湖盆地。独立丘陵属性的绿林山并没有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依托它而生成的两条河谷地带(汉水通道和随枣走廊)，帮助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建立了及其密切的地缘联系。楚人当年能够将南阳盆地变成楚国核心区，包括汉朝将南阳郡归属于荆州，都是这一地缘联系的体现。
如果说有一个行政板块，有机会与江汉平原争夺南襄盆地的话，那肯定是其东北方向的中原板块了。至于结果，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南襄盆地在两千年前是荆州的一部分，而现在绝大部分则是河南的一份子。
一如之前曾经说到过的，气候类型在这场历时两千多年的竞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南襄盆地在水系上，与江汉平原属于同一体系，但却正好处在南北气候分界线的北部。这使得整个地区的生产、生活习惯，更多与其东、北方向的中原地区趋同。
南襄盆地融入河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地理单元与中原之间的阻隔力同样很弱。从地理本意来说，所谓“中原”指向的是秦岭以东、山东丘陵以西、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这片位于天下之中的大平原。以南阳盆地在东面所接的这部分“中原”来说，属于淮北地区。在两汉的行政建制中，这一地区所建制的正是几乎可以被认定为“中原”代名词的“豫州”。
淮北地区与南襄盆地之间的地理分割线，是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之间的一连串丘陵。桐柏山脉本身属于大别山脉在东北方向的延伸，伏牛山脉亦属于秦岭在东部的延伸。两段延伸属性的山脉本身，就不会过于高密。它们再向外延伸的丘陵，虽然可以充当汉水和淮河之间的分水岭，但注定不会天然具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属性。关于这条分水岭，我们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地理的名称--方城夏路。
“夏路”又名“夏道”。指的是“诸夏”进入南襄盆地的道路。所谓“诸夏”意指是先秦时源出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在周人入主中原之后，即与关中平原隔秦岭相望，又能直通中原的南襄盆地，成为了周王朝扩张的重点地区，并在江汉流域分封了一批以姬姓诸侯为主的诸侯国。
由于楚人的活动范围是在南阳盆地西侧、汉江通道及西江汉平原。这些由“夏路”进入江汉流域的诸侯国，主要分布于汉水东北-随枣走廊一带，史称“汉阳诸姬”。这当中，当下最为知名的当属出土了“曾侯乙墓”的随国(目前认为，曾国就是随国)。
除了战略上压制楚人以外，周人如此重视汉阳地区的经营，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经济原因，那就是“铜”。是自殷商开始，鄂东南丘陵东部的大冶境内就是重要的铜矿出产地(目前有大冶市铜绿山古矿遗址)。青铜在当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获取这些重要资源，无论是当日的殷人还是后来的周人，都有很大的动力维护一条从中原通往鄂东南地区的战略通道。
正是因为有铜矿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催化下，先秦时才形成了汉阳诸姬的地缘政治格局。而兴起之地缺乏铜矿的现状，也让最初还不那么强大的楚国，没有成为周人必须征服的对象。这些珍贵的矿石正处在前面解读过的鄂国境内。公元前9世纪，攻灭鄂国后的楚国开始成为周王朝那些嫡系诸侯的强劲对手。直至公元前7世纪，史书记录下了“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文字。
再来说说什么是“方城”。如果说夏道指的是穿越这条分水岭的诸多道路，那么方城则是楚国在控制南襄盆地后，沿淮、汉水岭而修建的，拥有很多方形城池的防御工事。这样一套依托山势而构筑的防御体系，通俗点说就是楚长城。此后，那些曾经帮助周人进入江汉之地的“夏路”，变身为楚国的“方城”，并成了楚国争霸中原的坚强后盾。
研究汉阳诸姬的分布，会发现与南阳郡一样都包括随枣走廊与南襄盆地两个地理单元。可以说，南阳郡的范围确定，源头便在于周人对这一地区数百年的经营。如果当时让周王朝来以九州格局划分天下的话，这片土地大概率会和中原地区划分在一起。只是前面我们也说了，战国后期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对汉王朝的行政划分影响深远。楚人的地缘政治遗产，不仅让荆楚之地得到淮源属性的信阳地区，更将同属汉水流域的南阳地区纳入自己的范畴。
同样基于这段历史，南阳地区成为了最早被中原王朝所开发的长江流域板块。相近的气候类型，不仅让南襄盆地成为华夏文明进入长江流域的桥头堡，亦使得这一地区在消化北方所导入的农业技术时，较之长江流域的其它地区要更为容易。
由此亦使得南阳郡在两汉时期，能够成为了人口第一大郡。当然，后来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及受衣冠南渡的影响，长江乃至珠江流域的地缘潜力得到释放。南阳地区在人口潜力上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此之长的开发史，使得南阳地区在东汉时期能够领有36个县，仅次于与之隔方城夏路相望的豫州汝南郡的37个(汝南郡人口210万，人口排名第二)。可以说，汉水和涢水以及它们的每一条支流边上，都分布有县治。只是就算拥有再多的行政区，也总是要选出一个政治中心来的。
以南襄盆地的结构来说，百川归一的襄阳看起来倒是很有机会。然而襄阳并没有成为南阳郡的政治中心，原因在于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的分界线，在这个位置上是以汉水为界，使得位于汉水之南的襄阳被定位为南郡的北方门户。今天襄阳归于湖北，而大部分南襄盆地归于河南的南阳地区，与当年的设定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如果在水系结构上占据优势的襄阳不能成为南阳郡的中心，那么谁又能担当这个职责呢?答案是三国演义中称“宛城”，行政上为“宛县”，后来因此而得到南阳之名的河南“南阳市”。实际上，“南阳”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止一处。现在大家看到的“南阳”，名字源起于秦国占据此地后所设置的“南阳郡”。伏牛山脉以南、汉水以北的位置，是其得名的依据。而在此之前，南阳一名更多指向的是春秋时晋国所控制，后来为韩国所继承的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南阳”地区。
最终得到“南阳城”之名的宛城位于汉水支流白河西岸。这条源出伏牛山南的河流，在南襄盆地的中部接纳了一条由西北方向而来的支流“湍河”。其后在接近汉水之时，又与东北方向而来的“唐河”合流而成“唐白河”，最终在襄阳北部注入汉水。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湍、白河口正位于南阳城与襄阳城间的中点之上。之所以要提到这个点位，是因为建制于此的行政区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就是当年刘备为刘表镇守北境时呆了七年的“新野”县。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如果中原政权想染指荆州，最佳的攻击线路是先攻取南阳城属性的宛县，然后再顺白河而下进攻襄阳。
而在这样一条攻击线路上，位于南、襄两城之间的新野，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在这样一条攻击线路上还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方城夏路”与宛城之间的连接线。以方城夏路所位于的这条丘陵链来说，并不缺少可供穿越的天然通道。问题在于，一个板块的守护者并不需要开发和维护那么多的通道，更多的选择只会增加防御成本。
最先将南襄盆地作为一个整体经营的是楚国。楚人所选定的这个出入南襄盆地和中原的隘口，被称之为“缯关”(又称“大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连接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的丘陵本身，在结构上并不是单线而是呈现复线结构。
也就是说，这串山体总体上呈现为内外两层。其中充当淮、汉两水的分水岭的是西南方向的内层，丘陵线。而出于增加防御纵深目的，当年的楚长城主要依托的是东北方向的外层丘陵修筑。这使得后来荆州的控制线在此实际向分水岭以东延伸了一点。
扼守主通道的“缯关”则处于内层丘陵之间。从地理上看，这个位置可以被认定为是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的分割点。在诸多穿行于丘陵之间的“夏路”中，缯关所指向的通道不仅较宽，而且位置最靠近北方。无论是从洛阳盆地，还是郑州-开封所代表的中原腹地，打通一条连接南阳盆地的交通线，缯关所代表的隘口是最为便捷的一条，前者可沿平顶山、汝州所处的汝水河谷直通洛阳;后者则经由被曹操定为根基之地的许昌中转。
缯关所处的位置，在汉朝时建制有名为“堵阳”的县级行政区。基于其位置，当年楚长城沿线修筑的方形城池中，缯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以至于到了北魏时期，这一地区的行政名被更名为“方城”，其后几经废置演变成现在的河南省方城县。可以这样说，狭义的“方城-夏路”指向的就是这个枢纽点。
在这个枢纽点与宛城之间，还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三国地标--博望坡。三国演义中，博望坡之战被认定为是诸葛亮登场后的第一战。不过在历史上，博望坡之战发生于公元202年，而诸葛亮是在公元207年才被刘备请出山的。所以这场战争其实与诸葛亮无关。
当下在方城之东是汝河南源(淮河支流)，西侧则是唐河源头属性的潘河。而在两千年前，潘河更有可能是在博望坡之南与白河相连。由此打造出以白河沿线的:缯关-宛城-新野-襄阳这四个战略要点为依托的，贯穿整个南襄盆地的水、陆通道。当下由丹江口取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在南阳-方城段的走向，能够帮助我们还原这条战略通道当年的风采。
另一个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缯关历史地位的，是帮助荆州确定方位的“衡山”。以“衡阳”来定位荆州的方位，地处湘中的“衡山”显然是没办法自圆其说的(如果用此衡山定位应该描述为“衡阴”)。这意味着，在九州概念设计者的认知中，衡山并不是后来被认定为南岳的湖南衡山，而更可能在南阳盆地北部的伏牛山脉中。那么这样一个很可能是最早南岳的古衡山，位置究竟在哪呢?
这样一座与荆州位置定位有着密切关系的衡山，位于当下的河南省南召县与湖北省方城县交界之处。属于汝河源头之一的“澧水”(又作沣水或酆水)与白河的分水岭。由于行政上为白河上游的南阳郡雉县所辖，在当时又称为“雉衡山”。地理上看，雉衡山正是伏牛山脉的最东端。再往它的东南方向，便是缯关扼守的“方城夏路”。古人在认定名山之时，山势是否险峻、风景是否壮丽并不是衡量标准，而是需要它们在地缘政治层面成为一个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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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骏轩
详解东汉第一大郡“南阳郡”的地缘结构
如果说荆州是三国故事中最知名的州部，那么“南阳郡”应该是荆州最引人注目的郡了。如果为人所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那句引发了无尽争议与口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相比诸葛亮到底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的千年公案，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南阳郡是东汉所有郡国中人口最多的郡级行政区，以公元140年的数据来说，高达243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这一年东汉的在籍总人口为4900万出头，仅南阳一郡就占了5%，与在十三刺史部中人口排名第十的幽州刺史部相当。荆州亦依托南阳郡的存在，成为了天下第一大州(人口总数为628万)。
农业和区位是人口增长的催化剂，先来看看南阳郡在区位上都有哪些特点。以板块来说，这个人口大郡主要包含有两部分:南襄盆地(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行政上大致对应现在的河南南阳地区、湖北随州地区，以及湖北襄阳地区的北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位于汉水之南的襄阳市本身并不是南阳郡的南大门，而是南郡的北大门。
水系归属是划定行政归属的重要标志。那些地理相邻、地形相似，又可以通过水路连接的板块，更容易在地缘属性上趋同。南襄盆地能够被认证为是荆州的一部分，地理原因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在于其整体为汉水及其支流所覆盖。
源出秦岭与大别山脉之间的汉水，在盆地西南侧的丹江口市境内流出山地，然后东南向经襄阳市，由荆山与绿林山之间的汉水走廊，注入江汉平原和长江。而整个南襄盆地所收集的雨水，又通过:丹水、淅水、湍河、白河、唐河、滚河等河流，呈放射状的在襄阳汇入汉水。
上述这些河流的存在，将整个南襄盆地结合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强化了与两湖平原的地缘联系。不过光看它们，还不足以认识到南襄盆地的区位优势。作为一个盆地形板块，它的周边必定围绕着一圈山地。只有透过这些边缘山地中的通道，连接重要板块，才能够算得上是有区位优势。
对于一个板块来说，周边山地的存在有利有弊。山地的存在，可以增强板块的独立性，使之能够更多按照自己的轨迹发展。而如果山地过高、过密，又会影响到它对外交流的效率。
如果将南襄盆地视为一个独立行政区，它的位置正处在:陕西、河南、湖北三省相接之地。这意味，理论上南襄盆地可以融入上述三个省份。然而就像刚才说的那样，边缘山地的形态会影响到交流的效率，进而影响到融合度。以围就南襄盆地的山地形态来说，总体呈现出:西-北密，东-南疏的形态。秦岭和大巴山脉这两个巨大山体的存在，极大阻碍了南阳盆地与陕西方向的融合。
相比之下，在南襄盆地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情况就要微妙许多。在南襄盆地的南面，是我们已经花了5万字解读的两湖盆地。独立丘陵属性的绿林山并没有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依托它而生成的两条河谷地带(汉水通道和随枣走廊)，帮助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建立了及其密切的地缘联系。楚人当年能够将南阳盆地变成楚国核心区，包括汉朝将南阳郡归属于荆州，都是这一地缘联系的体现。
如果说有一个行政板块，有机会与江汉平原争夺南襄盆地的话，那肯定是其东北方向的中原板块了。至于结果，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南襄盆地在两千年前是荆州的一部分，而现在绝大部分则是河南的一份子。
一如之前曾经说到过的，气候类型在这场历时两千多年的竞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南襄盆地在水系上，与江汉平原属于同一体系，但却正好处在南北气候分界线的北部。这使得整个地区的生产、生活习惯，更多与其东、北方向的中原地区趋同。
南襄盆地融入河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地理单元与中原之间的阻隔力同样很弱。从地理本意来说，所谓“中原”指向的是秦岭以东、山东丘陵以西、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这片位于天下之中的大平原。以南阳盆地在东面所接的这部分“中原”来说，属于淮北地区。在两汉的行政建制中，这一地区所建制的正是几乎可以被认定为“中原”代名词的“豫州”。
淮北地区与南襄盆地之间的地理分割线，是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之间的一连串丘陵。桐柏山脉本身属于大别山脉在东北方向的延伸，伏牛山脉亦属于秦岭在东部的延伸。两段延伸属性的山脉本身，就不会过于高密。它们再向外延伸的丘陵，虽然可以充当汉水和淮河之间的分水岭，但注定不会天然具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属性。关于这条分水岭，我们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地理的名称--方城夏路。
“夏路”又名“夏道”。指的是“诸夏”进入南襄盆地的道路。所谓“诸夏”意指是先秦时源出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在周人入主中原之后，即与关中平原隔秦岭相望，又能直通中原的南襄盆地，成为了周王朝扩张的重点地区，并在江汉流域分封了一批以姬姓诸侯为主的诸侯国。
由于楚人的活动范围是在南阳盆地西侧、汉江通道及西江汉平原。这些由“夏路”进入江汉流域的诸侯国，主要分布于汉水东北-随枣走廊一带，史称“汉阳诸姬”。这当中，当下最为知名的当属出土了“曾侯乙墓”的随国(目前认为，曾国就是随国)。
除了战略上压制楚人以外，周人如此重视汉阳地区的经营，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经济原因，那就是“铜”。是自殷商开始，鄂东南丘陵东部的大冶境内就是重要的铜矿出产地(目前有大冶市铜绿山古矿遗址)。青铜在当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获取这些重要资源，无论是当日的殷人还是后来的周人，都有很大的动力维护一条从中原通往鄂东南地区的战略通道。
正是因为有铜矿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催化下，先秦时才形成了汉阳诸姬的地缘政治格局。而兴起之地缺乏铜矿的现状，也让最初还不那么强大的楚国，没有成为周人必须征服的对象。这些珍贵的矿石正处在前面解读过的鄂国境内。公元前9世纪，攻灭鄂国后的楚国开始成为周王朝那些嫡系诸侯的强劲对手。直至公元前7世纪，史书记录下了“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的文字。
再来说说什么是“方城”。如果说夏道指的是穿越这条分水岭的诸多道路，那么方城则是楚国在控制南襄盆地后，沿淮、汉水岭而修建的，拥有很多方形城池的防御工事。这样一套依托山势而构筑的防御体系，通俗点说就是楚长城。此后，那些曾经帮助周人进入江汉之地的“夏路”，变身为楚国的“方城”，并成了楚国争霸中原的坚强后盾。
研究汉阳诸姬的分布，会发现与南阳郡一样都包括随枣走廊与南襄盆地两个地理单元。可以说，南阳郡的范围确定，源头便在于周人对这一地区数百年的经营。如果当时让周王朝来以九州格局划分天下的话，这片土地大概率会和中原地区划分在一起。只是前面我们也说了，战国后期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对汉王朝的行政划分影响深远。楚人的地缘政治遗产，不仅让荆楚之地得到淮源属性的信阳地区，更将同属汉水流域的南阳地区纳入自己的范畴。
同样基于这段历史，南阳地区成为了最早被中原王朝所开发的长江流域板块。相近的气候类型，不仅让南襄盆地成为华夏文明进入长江流域的桥头堡，亦使得这一地区在消化北方所导入的农业技术时，较之长江流域的其它地区要更为容易。
由此亦使得南阳郡在两汉时期，能够成为了人口第一大郡。当然，后来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及受衣冠南渡的影响，长江乃至珠江流域的地缘潜力得到释放。南阳地区在人口潜力上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此之长的开发史，使得南阳地区在东汉时期能够领有36个县，仅次于与之隔方城夏路相望的豫州汝南郡的37个(汝南郡人口210万，人口排名第二)。可以说，汉水和涢水以及它们的每一条支流边上，都分布有县治。只是就算拥有再多的行政区，也总是要选出一个政治中心来的。
以南襄盆地的结构来说，百川归一的襄阳看起来倒是很有机会。然而襄阳并没有成为南阳郡的政治中心，原因在于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的分界线，在这个位置上是以汉水为界，使得位于汉水之南的襄阳被定位为南郡的北方门户。今天襄阳归于湖北，而大部分南襄盆地归于河南的南阳地区，与当年的设定遵循着同样的逻辑。
如果在水系结构上占据优势的襄阳不能成为南阳郡的中心，那么谁又能担当这个职责呢?答案是三国演义中称“宛城”，行政上为“宛县”，后来因此而得到南阳之名的河南“南阳市”。实际上，“南阳”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止一处。现在大家看到的“南阳”，名字源起于秦国占据此地后所设置的“南阳郡”。伏牛山脉以南、汉水以北的位置，是其得名的依据。而在此之前，南阳一名更多指向的是春秋时晋国所控制，后来为韩国所继承的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南阳”地区。
最终得到“南阳城”之名的宛城位于汉水支流白河西岸。这条源出伏牛山南的河流，在南襄盆地的中部接纳了一条由西北方向而来的支流“湍河”。其后在接近汉水之时，又与东北方向而来的“唐河”合流而成“唐白河”，最终在襄阳北部注入汉水。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湍、白河口正位于南阳城与襄阳城间的中点之上。之所以要提到这个点位，是因为建制于此的行政区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就是当年刘备为刘表镇守北境时呆了七年的“新野”县。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如果中原政权想染指荆州，最佳的攻击线路是先攻取南阳城属性的宛县，然后再顺白河而下进攻襄阳。
而在这样一条攻击线路上，位于南、襄两城之间的新野，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在这样一条攻击线路上还缺少一个环节，那就是“方城夏路”与宛城之间的连接线。以方城夏路所位于的这条丘陵链来说，并不缺少可供穿越的天然通道。问题在于，一个板块的守护者并不需要开发和维护那么多的通道，更多的选择只会增加防御成本。
最先将南襄盆地作为一个整体经营的是楚国。楚人所选定的这个出入南襄盆地和中原的隘口，被称之为“缯关”(又称“大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连接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的丘陵本身，在结构上并不是单线而是呈现复线结构。
也就是说，这串山体总体上呈现为内外两层。其中充当淮、汉两水的分水岭的是西南方向的内层，丘陵线。而出于增加防御纵深目的，当年的楚长城主要依托的是东北方向的外层丘陵修筑。这使得后来荆州的控制线在此实际向分水岭以东延伸了一点。
扼守主通道的“缯关”则处于内层丘陵之间。从地理上看，这个位置可以被认定为是桐柏山脉与伏牛山脉的分割点。在诸多穿行于丘陵之间的“夏路”中，缯关所指向的通道不仅较宽，而且位置最靠近北方。无论是从洛阳盆地，还是郑州-开封所代表的中原腹地，打通一条连接南阳盆地的交通线，缯关所代表的隘口是最为便捷的一条，前者可沿平顶山、汝州所处的汝水河谷直通洛阳;后者则经由被曹操定为根基之地的许昌中转。
缯关所处的位置，在汉朝时建制有名为“堵阳”的县级行政区。基于其位置，当年楚长城沿线修筑的方形城池中，缯关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以至于到了北魏时期，这一地区的行政名被更名为“方城”，其后几经废置演变成现在的河南省方城县。可以这样说，狭义的“方城-夏路”指向的就是这个枢纽点。
在这个枢纽点与宛城之间，还有一个大家所熟知的三国地标--博望坡。三国演义中，博望坡之战被认定为是诸葛亮登场后的第一战。不过在历史上，博望坡之战发生于公元202年，而诸葛亮是在公元207年才被刘备请出山的。所以这场战争其实与诸葛亮无关。
当下在方城之东是汝河南源(淮河支流)，西侧则是唐河源头属性的潘河。而在两千年前，潘河更有可能是在博望坡之南与白河相连。由此打造出以白河沿线的:缯关-宛城-新野-襄阳这四个战略要点为依托的，贯穿整个南襄盆地的水、陆通道。当下由丹江口取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在南阳-方城段的走向，能够帮助我们还原这条战略通道当年的风采。
另一个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缯关历史地位的，是帮助荆州确定方位的“衡山”。以“衡阳”来定位荆州的方位，地处湘中的“衡山”显然是没办法自圆其说的(如果用此衡山定位应该描述为“衡阴”)。这意味着，在九州概念设计者的认知中，衡山并不是后来被认定为南岳的湖南衡山，而更可能在南阳盆地北部的伏牛山脉中。那么这样一个很可能是最早南岳的古衡山，位置究竟在哪呢?
这样一座与荆州位置定位有着密切关系的衡山，位于当下的河南省南召县与湖北省方城县交界之处。属于汝河源头之一的“澧水”(又作沣水或酆水)与白河的分水岭。由于行政上为白河上游的南阳郡雉县所辖，在当时又称为“雉衡山”。地理上看，雉衡山正是伏牛山脉的最东端。再往它的东南方向，便是缯关扼守的“方城夏路”。古人在认定名山之时，山势是否险峻、风景是否壮丽并不是衡量标准，而是需要它们在地缘政治层面成为一个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