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苦心智劳筋骨
1965年8月，眼见一封又一封的录取通知书从邮局出来均与我无缘，满以为高考必中的我，心情一落千丈。而当时的心情却又是有悲也有喜，悲的是大学与我无缘，喜的却是从此我将离开纯粹的消费者人生。
1965年落榜回北川县的高中毕业生共14名，全部纳入文教科分配，基本上也都是安排的教师岗位，我被安排在桃龙小学教书。得通知后，我立即开始着手前往工作岗位的准备。然而就在我即将出发的前两天，二哥突然很严肃地问我：“你在学校与哪些人裹得最紧”？二哥的提问使我立即明白了我落榜的原因，霎时两行冤屈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二哥见状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哽咽一场之后，我突然擦干眼泪给二哥说：“我不去教书了，我到建筑社参加劳动去！”
很明显，毕业时县委给的“五人小组不存在”的结论是个骗局，考试结束时张治仁拥抱我并问我考得好不好是政治流氓的虚伪！我明白造成这个结局的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一团什么什么风云。既然我的思想那样的反动，叫我去教育学生岂不荒唐？
我决心将自己置之死地，重劈人生蹊径，也自信“有志者事竟成”！当时已有高六四级毕业的同学张宗明等到建筑社劳动锻炼的先例，那里的“土工”（力气活的杂工）八毛钱一天，这个报酬也已经达到我的奢望值，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到计委开了到建筑社劳动锻炼的介绍信，于八月某日到建筑社报了到。
65年高中毕业时，除了一床旧棉被和身上穿的外，再没有其它任何行李，当时芳坤妹又开始了初中住校生活，这床被子理所当然地应当交出来，我自己拥有的是毕业时的上衣和那条补了十六个各色补丁的灰色长裤，一个绝对无产者的形象在我身上体现。
我既已从事体力劳动，文化知识对于我来讲就是多余的，是装模作样的。为了与被遗弃的学历决裂，决心将所学知识退还给社会，永不使用。就像武林封刀一样，我把陪伴过我多年、书写过我的血和泪的钢笔交予了芳妹，也就从此封笔了！不是我狠心与笔告别，而是我不配拥有！
初到建筑社是没有我的床铺位的，好朋友张宗明邀我与他同睡一个地铺，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住有张宗明和杨志国两位高六四级的同学，都是耙的地铺，两铺之间仅五六十厘米间隙。宗明同学离开建筑社后，那间小屋便是我和杨同学共住了。

宗明同学走后，他的铺位只剩下谷草，好在毕业时郑富德同学有一床烂草席寄放在我那里，我将就拿来用着，这样便有了一个栖身之处。
没有想到的是，捡了个破席子的便宜却给建筑社乃至北川县城留下了很大的遗患。那是由于郑同学的席子里少说也养有上百只大大小小的臭虫，我拿来使用后，臭虫顺着木楼板缝隙迅速地传遍了建筑社整栋三层楼房。几年后，臭虫遍及整个北川县城。具说北川编写防疫史志时，臭虫来源一直追溯到了郑同学的那床烂草席。
我在伙食费余下的钱中，花3元钱买了一床预备过冬的棉絮，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项置业工程，其实与花了一辈子弹了一床新棉絮的父母来讲，我的置业可谓宇宙速度！以后逐月购置被盖里子、面子，冬季来临时，我已有了一床完整的被盖，加上捡来的草席，已经完全能够御寒了！
与其它的“置之死地”不同的是，我到建筑社去就没有想过“而后生”，就没有期望过什么“有朝一日”。既是置之死地，旁人异样的眼光对于我来讲，就犹如不会产生任何微澜的止水，因为我的地位观和价值观已完全独异于社会和人群。凭着这“置之死地”的信念，我刚去建筑社就拜了当时的社付主任邓善绪为师，成为了一个受众人鄙弃的泥巴匠行业的真正徒弟，彼时此心犹如一朝剃度，犹如遁入空门，万念俱灰！
泥巴匠是世人对这种行业的鄙视称谓，意思是满身泥污，而真正贴切的名称是“砖工”。我的行为让人意外，此举竟然惊动了周围和当地“上方”，曰：“居然还有高中毕业生拜泥巴匠为师，而且不加思索”！一时间，我的行动竟然成了上方的宣传典型，也就有锻炼观望了两三年的青年，相继跟风勉强选择对应的师傅的行动。而由此产生的宣传和效应，对我没有任何刺激，因为我已“遁入”了，我已“俱灰”了！

同班一起到建筑社的还有一位姓左的女同学，我们一起劳作，相互勉励，她对于这个职业的想法，或许与我不同。虽然我已经跌到世俗眼光的地位深渊，却仍然有一位同学不嫌这“泥”，多次来到建筑社看望、鼓励我们，她带来了安中校的花、三年同学的情和人类心灵上的美，虽然不一定有看我的因素，但我依然自作多情，感到温暖，获得了自慰和陶醉的理由！
出于对自己的仇恨，我把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当成一种与报酬不相关的自我惩罚，因此我总是选择最重、最苦的活，总不享受劳间休息，也不与人交谈，用这样的方式从肉体到精神折磨着自己。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而我心里却没有任何“大任”，倒是实实在在的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个“必先”！
记得刚到建筑社时，所参与的工程是拆北川县医院门诊部原有的木楼房，我扛着碗大的木檩子（承载瓦房顶重量的圆木）光脚箭步在旧房下的瓦砾堆里，突然一股穿心的疼痛让我停了下来，埋头一看，原来是一截断木上的一颗约三寸来长的锈铁钉穿过了我的脚掌，把我脚背上的皮隆起约有一公分来高而未刺破，我没有放下木料，单脚立地，手持断木，利用力臂大于重臂的省力原理硬把这铁钉从几乎对穿的脚背里拔将了出来。我若无其事地继续干我的活，因为我对我的生命从来没有过价值预计。管理工地的甲方代表何元章是一个医生，强行拉我去打了破伤风针，让我能苟延至今能书写出这段实情。
我没有也不愿意向谁诉说，因为我自己已经是我的社会全部，没有其它的任何人群！不知是谁把这事传到了二哥那里，二哥在他长兄的情感驱使下，给我拿来了一双旧短靴。二哥走后，我没有忍住眼眶里的热浪！
然而二哥的行为却是错误的，因为靴子的事或许没有通报二嫂。不到两三天，二嫂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二哥尴尬地把短靴索要了回去。称，拿错了，是王有松的！我欣然拿出了靴子，怀着感激的心情交还给了二哥，并安慰二哥说：“莫担心我，我马上会去买的”。
或许是母亲或姐姐又把这事告诉了三哥，于是三哥又给我寄来了一双胶鞋：
1965年9月21日三哥函：“……想给你寄一双胶鞋来。不知你穿得否，工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的工作尤其要注意安全第一，不要赤脚工作，要穿上鞋才行。这双鞋原来是我买来打算穿的……你也拿去当草鞋穿吧……”
显然，他说是他穿不得的是假的，我知道这是三哥三嫂有意给我买的。我领受了这份胜过父母的弟兄情份！由于常打光脚，不久我就获得了一个“李铁脚”的行业人称。
当学徒并非去了就学手艺，而是去干师傅不愿干的累活。首先是抱砖，因我的劳动目的与人不同，所以每次抱的砖大都是别人的一倍半还多，通常是一抱十五匹，90斤重。一次我与张宗明同学抱砖上脚手架时，因那里砖码的太多，由楠竹达成的脚手架被压垮了，宗明同学连同数百块砖一同从二楼高处跌了下去，事后不仅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责备为“太猖狂”，宗明同学一气之下加上对锻炼前景失望而回家从了医。尽管危险，此后我仍然日复一日地高架担砂浆、高楼搬砖。既已无视未来人生，危险能耐我何？

为了让基础牢固，需要对基础人工夯实，这打夯是一种最累的活，四人抬打的夯虽然只有两百多斤重，但要提起五六十公分高，再使劲丢下去，而且打个不停还是很难坚持的，通常都是我拖垮另外三人，因为我这里有一种特有的无我精神！
砖工其实也是劳工，工地上最重的活是抬“麻条石”。在修北川电厂的时候，房屋建筑是建在拦水的坝上的，这坝又是用石条（麻条石）砌成的，而这麻条石需要由人抬过铁索桥才能到达电厂工地，这种力气活自然少不了我。四百来斤的条石，一根六七十公分长的抬杠，两人“碰碰肩”，哼着低沉的号子，迈着稳健统一的脚步，哼唷哼唷一抬就是几天。虽累得骨头散架，却深感心情舒畅，因为背时的毕业鉴定让我趴下，我却站在了这些永不会说话的石头上面！
那个时代砌砖是用石灰砂浆粘接的，不要想象砖工砌砖时会带上手套，那如钢锉一样粗硬的砖把十指被磨破是常事，Ca(OH)2又最爱欺负指尖嫩肉，它可以像钻头一样在指尖轻易地钻出一个个小孔，然后与砂粒一起在孔里栖身。虽疼痛难忍，但我的坚韧神经又能让我把眼里的泪水强“咽”回去。
干上了这份工作，就得承受由这工作所产生的一切。一次在对一个单位的露天厕所进行改造时，条件需要我们边施工边使用。我们在做厕所这边的墙体，比手臂稍远一点的那边，就不时地有人流利地大便，伴随“咚，咚”的声音，激起反抗的粪水稍不注意还会溅在脸上，社会地位我们不能抱怨，只有承受！
师傅们除了手上积累的丰富经验外，被定义为“师傅”的看家本事更重要的是“墨法”。我在苦工之余偷偷观察，发现这些神秘的墨法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几何画法，他们的所谓设计也就是凭经验画出一张简单的平面图。我根据所建工程，作了一些相对应的图形记录，逐渐找出了其中的规律，慢慢的觉得所学的文化知识还是有一点点用了。
一次送母亲到成都去时，我急切地到了春熙路新华书店，贪婪地看了半天有关建筑方面的书，越看越觉得心里明亮、发热，我决心不再封存所学的知识，决心自学大学课程。于是我马上购置了记不起哪个大学编的《建筑设计与实践》、《人体工学》、《建筑艺术》、《建筑结构》及其它一些相关的大学专业书籍，从此日以继夜地看书学习。实践给了我学习的极大方便，短时间里我便掌握了简单的设计和平立剖制图。这为若干年后承担总工程师职务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68年10月某日，我在擂鼓放电影，白天闲暇无事，不知何时认识了一位叫席成秀的姑娘，她欲借我掌握的自行车（公家的）学骑车，那时候有自行车的人极少，我答应了她。擂鼓小学后面有一操场，当我把车骑到那里时，她和另两位姑娘已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位个儿娇小的姑娘使我第一眼就产生了特别的感觉，她身着一件浅灰色的旧上衣，五官清秀，模样乖巧，留着整齐自然的流海，微笑时，白净的嘴角有着两个深深的小酒窝，给人一种清纯可爱的印象。接触中她很少说话，偶尔微笑着回答两三个字，显得十分腼腆，对陌生人有着一种本能的警惕。
瞬间我有一种感觉，这人必是我自Y以后的不二姻缘！此后这姑娘便占据了我的心的全部，或许的确是有缘，亦或她也有寻找我的心思，每当我去擂鼓时必然在街上能见到她的身影，每到县城逢场时她也必然与三三两两闺蜜在照相馆、剧院门前停留，就这样我们在没有语言交流，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默默关注着对方。
后来我从好朋友廖辉先那里了解到，这姑娘叫王全英，是擂鼓中街的人，能吹笛子，喜欢放地老鼠，有一双打毛线衣的巧手。父亲叫王怀武，爱喝酒，母亲对人很和善，老两口开有一个商店，有两个哥哥，一个在甘溪供销社，一个在江油305信箱做工。（右图为准岳父王怀武照片）
有了这些信息便有了主动权，慢慢地我主动地找机会接近她，进行一些“今夜月亮好圆”的无序语言搭讪，她也似乎愿意这样接触。多次接触后外面便对我们有了一些舆论和关注，我们也在逐步适应着旁人的目光。不久，我的同学姜大君知道了此事，他乐意促成牵线，原来这姑娘是大君同学的学生！
1969年9月10日，北川人委机关小木楼，我仍以前面所用过的老套语试探那姑娘：“愿不愿意将来和我一起生活”，姑娘羞涩地作了回答：“还是可以”！这回答意义非凡，一语定终生。
那时她已是擂鼓胜利五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一天我去擂鼓放电影时，她把我带到了她家，那是一个黑暗破旧的两室，从灶房进户，里面放有两架相隔很近的老式木架子床。一会儿，一个个儿高高的、慈面善目约五十多岁的大娘走进屋来，很明显这是全英的母亲（如左图照片）。全英向她简单地介绍了我，其实全英此前早已向她的***较全面地说了我的情况。这位准岳母面带笑容招呼我在屋旁边坐下，当即从屋里拿出了招待贵客才用的花生，一番烹煮后招待了我。她没有多余的话，用慈善的表情和热情的接待对我这个第一次上门的准女婿表示了认可。
我对全英的最低期望是成为一个有一定知识的农村姑娘，她所在的那个队的收益每天可以达到4毛多，相比任家坪8分钱一个劳动日高了许多，加上全英会打毛线衣，帮人打毛线是4毛钱一两，每天又可以挣四五毛钱，这样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1970年，下乡知识青年逐步有人获得招工招生指标回城，这程序是由县“知青办”分配指标，公社大队推荐的方式进行的。在有招工招生先例后，我对她的最低期望提高到工厂工人。然而当时各级社队领导所掌握的权力胜过县太爷，层层设卡，那时我才知道咋看老实芭蕉的农民，一旦手握大权立即就会变成昂视人群的霸王，关系到位什么都可以，关系不到位表现再好也不行。有一次，北川木材加工厂招收木料改锯的工人，我通过全英在知青办工作的表哥了解到这一信息，叫全英去努力争取，然而就一个改木头的工人资格都被沿路卡下，最后我才知道一个原因，管理此事的当权者与岳父有过节，这坎会始终跨不过去，全英将会一直承受体力的重负，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
经过四五年的社会打滚，我已稍具情商，我利用我在建筑社学到的木匠手艺，能做出精美的时尚家具，那时人们对家具的要求不高，一个九六五（2250px长1500px宽1250px高）樟木箱子，一个马架子（竹木躺椅），一个高低柜即能感受时尚。知青办的领导乔某，曾是我二哥的政敌，但他对于这些刚刚兴起的家具很热衷，故与我特别接近，我也为迎合他而给他做过他的这些喜爱。1971年8月，知青办下分了几十个师范学生的指标，我得讯后动用了公社大队的一切关系，但上报县里后，全英表哥电话说没有全英的推荐，我立即到知青办找了乔某，乔某当即给擂鼓区委书记马某打了电话，电话中乔某有意识地问道：“你们胜利大队的王全英表现如何”？马书记心领神会，立即回答：“表现好啊”！就这样一个电话，区委马书记陪我从生产队到公社层层填表鉴定，应该说凭这么好的鉴定，全英完全可以走进人民大会堂。就这么一个暗示改变了全英的命运，成就了她成为人民教师的梦想！1971年9月8日，全英为绵师录取，走进了绵阳师范课堂。

三十四、小家经营艰辛
1966年底我调去的单位全称叫“北川县电影放映管理站”（下设电影队），单位给我分配了一间足可以安两架床的木楼作寝室，每月工资按学生对待每月12元，如果下乡放电影，每天还补助0.2元，比建筑社的每天0.692元少了一些，但因不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每月伙食费可以控制在8元左右，经济上还是过得去的。那时，开会学习是与县委、人委机关干部在一起的，一些干部常年申请困难补助，评议中，爱提意见的人就用我的12元工资去作比较，这样间接地在为我呐喊，所以一年多以后的1968年，军管会的领导就把我的工资提到了每月18元，不久又涨到每月27元。全英进入师范读书时，我每月给全英7.5元，还给农村当知青的芳妹一些零用钱，剩下的除生活外，已有一定结余。这时我开始从一件灯芯绒起开始武装自己，逐渐制起了时尚的毛毛领棉衣以及蚊帐等品。1973年初，全英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城关小学教书，转正工资34.5元，我的工资也在此前提到33元，我们除负担两家妹妹一些费用外，已开始存钱备用，一个小家庭的经济结构开始慢慢形成。
1974年1月11日，我与全英登记结婚，14日晚我们在城关小学皂角树旁教室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那时结婚不需要花很多钱，乡下以每斤5毛的价买了十来斤葵花籽，几斤核桃，4毛钱一包的大前门烟一条，那时候买糖是需要糖票的，小学老师把他们每人2两的糖票集中起来给了我们，全英的弟弟又从擂鼓家里带来了几斤饼干糖，就这样不到二十元的婚礼便把婚事办了。
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两人的小家，空闲的时候开始自己煮东西吃。我们把自己糊的炉子提到院坝里，生火后，全英很娴熟地往热透的锅里放上几小片从娘家带来的腊肉，油熬出来后再加入一点土豆片，水开后又加入手扯的面片子，这样，一锅香喷喷的面食便成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美食，不由得对全英再高看一眼，心想这人这么小竟还有这个绝技，这对于我只能面条里放上少许盐和小指头大的一点猪油的手艺来讲，她的手艺怎不令人称奇！当然从此也决定了厨房将是她这一生逃避不了的工作岗位。
全英的童年不像我那样辛酸，但也是过足了穷苦日子的，加上岳母的对她的教养，所以我们都是以朴素勤俭持家，而她比我更显得会计划操持。
结婚不到一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叫“屹”，喻如山坚定不可动摇之意，后不知何时改成了怡，孩子也因其意而和悦，愉快。两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起名“杨”，字义树木茂盛，茁壮成长之意，而命里不再杨，全英忌讳改为了“亚”，于是人生总是顺意而“稍稍差一点”，过于谦虚难以自信！
那个年代条件有限，全英怀李怡时，想吃一点水果，我到绵阳出差买回一个大橙子，还未到家就遇到了未满六岁的小侄女，高高兴兴地把橙子抱走了。好不容易在市场坝外面遇到一个卖广柑的，但他居然卖到7毛钱一斤，全英不能接受这价格，也就忍着只买了一个吃。
两个小孩都是在家里待产的，产后就两只鸡加上亲戚送的鸡蛋解决了一个月子的营养。
李怡出生后，由婆婆带到次年八月，便由剧团田花脸的老婆带了。田婆婆带了李怡一个月，不知是什么原因，李怡很不适应，腹泻不止，故又于同年十月十一日带去了擂鼓，交由擂鼓陈干婆婆带了。刚能站立的小孩被送离父母，我们心里是十分难受的，好在李怡的外婆一家相隔不远，可以时常关照着。
李怡带去擂鼓后，身体仍然衰弱，经常感冒发烧，每当我得知娃娃发烧生病时，总是心急如焚，哪怕是半夜我也得慌慌忙忙地赶过去。黑夜里，山间路上空无一人，我手持木棒（有一次是同学郑富德陪同），边跑边吼壮自己的胆，十几里坡路怎样走过不曾有一点记忆。
娃娃很乖，近40来度的高烧没有赖一点人。每见爸爸去看他时，总是异常激动，一脸久未见爸妈的样子，挣扎着颤颤巍巍地朴向我的怀里，手里也总要递给爸爸一块不知捏了好久的饼干，叫爸爸吃“den”(说不清糖字)。这种情景让人至今后悔不该让这么小的孩子离开父母，然而严酷的生活现实能让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孩子长大后，每当有令人生气之处时，想起这些场景，一切怒气烟消云散！
老二是唐山大地震期间在擂鼓外婆家出生的。那时，地震将会发生的消息让北川县城的人大部都疏散到附近集镇，居住擂鼓的人也不敢住在家里，大都在外面野营。岳父母在擂鼓小学后面操场用床为主体，搭了一个可以遮雨的地震棚，我、全英和岳母就在这里度过夜晚。每天早上我回县城上班报到，下午又找机会溜走，这样每天三十里路来回小跑，直到老二出生，全英月子过完。
老二出生后，地震警报仍未消除，我们在电影公司门前坝坝靠街待建的空地上，用木床做支撑又搭了一个户外夜宿简易房，一家四口就住在这个户外地震床上。
有了两个小孩后，负担相应增加，家里再没有经济能力雇佣保姆，李怡也就回到了我们身边，老二也就白天黑夜地在户外的地震床上无专人护理的条件下睡了近三个月。1976年10月1日，母亲从治城国坤那里来到县城，老二的婴儿期才有了婆婆的专门护理。四个月后，母亲去通口国坤处为薛辉的出生做准备，五个半月的老二便交给剧团刘葆华的爱人刘婆婆带了。直到78年2月岳母来县城，老二才交由外婆带。

孩子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顷其全力呵护着他们，他们也同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快乐。那时的粮油肉都是计划票供，我们得首先保证孩子的营养，因此我们仍然过着不敢任肚子吃饱、更无法考虑营养因素的生活。那些年里，我担负了下乡巡回放电影的任务（也为了挣那每天两毛钱的出差补助），于是带两个孩子的责任就留给了全英一个人。
也就是在那年月，我曾两次分别休克在走廊、厕所里，最长的时间长达九个小时。那时国家规定每周休息一天，每天上十来个小时的班，早上不到六点就得起床收拾娃娃的穿戴，然后赶紧去上七点到八点的早班，白天把老大带到办公室，全英上课就请其它没课的老师照看，娃娃也很听话，围几根板凳就老老实实地圈在里面了。晚上还有直到十点钟的一两个小时夜班，有一次我在文教局坝坝里放电影，没有人管娃娃，电影完毕后发现老大不见了，急得周围的人都去帮忙找，结果发现他竟躺在待建房子的沙堆上睡着了。那时我经常在乡下放电影，所以刚从姑娘过来承担母亲责任的全英，真有些措手不及，不久就花容不再，变得骨瘦如柴了。
两个孩子在北川县城都是“名人”，老大的嘴特别逗人喜欢，老二在人群中也是回头率最高的娃娃，不少的人以带他们出去玩而感到快乐，这些因素也算是减轻了我们很大的负担。曾有一次我在乡下，全英生病没法起床，两三岁的李怡竟从一里多远的土路上，用一根纯纯把一瓷盅盅饭菜放在地上慢慢地拖了回来，这个举动受到很多人的赞扬，也成了很多人的终身记忆和闲谈。
其实我们的日子也还是有很多优越条件的，全英工作不久便调到幼儿园负责，两个娃娃学龄前在幼儿园得到了免费教育，优先享受了幼儿园所有的玩具、图书。因为“负责人”的关系，一些幼儿家长在各自的岗位上，以自己的权限给我们家里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如肉可以买到肥一点、骨头少一点的，粮食可以多配细粮，馆子里买荤菜可以紧盅盅满，打饭可以两斤给一斤多点粮票，糖票买糖可以买到藏在柜台里面的好糖。除此之外，还可以贪污一些烤火杠碳，那些年家里的烤火用碳几乎没有用钱买过。
搬家到新房顶楼（四楼）后，家里开始养鸡和鸽子，我用我的手艺做了一个“现代化”的群养鸡笼和鸽笼，最多的时候养了二十多只母鸡和三四十只鸽子，利用关系又买到了高产鸡蛋的饲料，这样家里有了吃不完的蛋，营养也就慢慢跟了上来。市面上开始有农民赶场以后，我们有条件成背篓的买回红萝卜、红苕、羊茜子（野生，类似山药）等，弥补了供应粮不足的缺口，饿饭的日子慢慢地变成了历史。
山里人每年的烧柴大都取自于洪水期的“水捞柴”，这些柴是从几百里的河流发源处被冲下来的，沿途几经冲撞，到北川县城时已经是一尺到两三尺不等长的柴棍棍了。打捞的人将背篓逆流压在水里，柴多时，十来秒钟便是一满背篓。
建筑社的锻炼成就了我一身好力气，全英的知青年代，也曾有过从马面子（离擂鼓坪不远的一个两三百米高的陡山）山上背回120多斤树丫烧柴的体力考验，所以我们夫妻二人有着体力的优势。每年洪水到来时，不管是白天还是半夜，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地去湔江回水湾（电厂对面河段）处打捞，每年捞出的数以千斤计的柴先堆积在一处，然后我和全英趁晚上十点下晚班后，再一背一背地背回家里。
常言道，人为财死，我们倒真为这点柴差点丢了性命。有一次打捞时，洪水太急，我在背篓上还没有站稳，一个浪子打将过来，反而把我装进了背篓里。我和背篓一起在洪水里翻滚，打捞的人群大惊失色，就在我失去活命的希望时，下面约二三十米处遇到一浅滩，我命不该绝，湿漉漉的一身站在了浅滩上。
两三岁的李怡没人照看，全英背柴时只有把他拉着一次一次地来回跟着。有一次恰遇前方不到100米的“龙尾”改土放炮，一声巨响，乱石腾空，那时全英正拉着李怡走在索桥中间，急切中全英忙躬身护住李怡，只见大大小小的乱石从头上飞啸而过，上天怜悯，飞石避开全英而坠，河里溅起无数丈余高的浪花。
那些年里，我们的住房几经变迁，在人委小木楼住了三年半后的1970年6月，随着由文化馆、剧团、书店和电影管理站共同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建立，当月17日，我又搬到了县城中心地段的老招待所。1974年8、9月宿舍楼建成，我又搬进了新房子二楼。1979年又调换到街面四楼，房子也就越住越大了，在那里一直住到85年2月离开北川。（左图：幸福小家）
1985年2月26日，我和全英一同调到了绵阳市电影公司，李怡、李亚也就托关系于当月28日分别读上了绵阳小学名校——实验小学的四年级和二年级。
刚到绵阳公司是没有住房的，我们一家四口就挤在国芳所住的绵阳百货站宿舍里。好在没有几天我们就分到了7、80平米的一楼新房，3月7、8日两天里，我和全英先后回北川把家里所有东西搬到了绵阳新房。记得我在74年里，自己做了一个椿木高低柜，约有七八十来斤，运到绵阳电影公司新宿舍后，因为太大我一个人没法搬进屋，还是李怡和我一人一头慢慢移进去的，那时他才十岁。
到了绵阳后，我们的生活大有改观，那时我的工资已涨到每月51元，单位的福利也远胜北川，街上也什么都有卖的，不像北川买一点面条都要到五十多里的安县去买。不过我们挨饿挨怕了，每月都要存一点粮票，害怕饿饭的日子再来，所以仍然勒着腰带吃饭。到1992年粮票作废时，我们竟然饿着肚子存了上百斤粮票！
此后我们一家四口开始过着穿吃不愁的地主生活，两个孩子也从此在优越的环境里慢慢长大、成人。

三十七、至亲挚友综述
安岳的贫寒，全国皆知，而我们又是贫寒中的极致。就在我们离开安岳23年后，那里仍然一片凄凉。
记得在1983年11月，我回安岳安葬父亲的骨灰时，曾到住在石佛场齐家堰的满嬢那里去了一次，二十多年前离开安岳时我还是一个小孩，所以与满嬢见面时她已不认识我了。当我介绍了我自己后，她大哭了起来，然而哭了不到十秒钟她突然又不哭了，反而大骂起来：“你回来做啥子嘛，谁叫你来看我的，你让我死在这里莫来看我”！大骂之余突然向邻近几家人大声呼喊：“快出来看啊，我那在北川的侄儿回来了啊，他们一家人都是县委，挣四百块钱一个月（其实不到四十元）”！显然她是用这些话来壮自己的胆，而这些话又足以看见当地农民的憨厚、愚昧。
已快中午，安岳农村招待贵客通常是鸡蛋挂面。锅烧辣后，满嬢用比巴掌大的锅铲铲了一大铲猪油在锅的半中腰划了一个圈，我当时心里想：现在农村真的这么富裕么，放这么多的油？脑壳还没转过弯却见满嬢又把油铲了回去，这油其实只是锅里侵蚀了一转啊！这就是几十年没见的贵客标准，可见何等的贫穷！
而我们家有特重亲情的二哥二嫂、三哥三嫂，使得我们一家能脱离苦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是我们永生不能忘记的事。
二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容易也是我亲眼所见，成立县革委时28名精选干部里，其中有26名都是共产党员，另外两人是历史政治运动中被剥夺了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二哥就是这两人中的一个。1971年的清批运动中，二哥又被列为专案对象而进入治城党校集中营，我为二哥的政治不幸十分担忧，多次利用放电影的机会前去看他，力图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二哥以其坚强的毅力最终挺了过去，运动结束后，二哥以其出色的工作能力依然被安排在了县文教局的重要岗位上。
文教局与电影公司房子是合在一起的，而电影公司又是文教局的下属单位，所以我与二哥基本上是在同一单位、同一地点工作和生活，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分开。二哥落实政策、恢复共产党员身份以后，被安排在县广播局当局长，一直到1984年10月离开北川。
1984年末，二哥二嫂分别调去德阳工作，两千年后又复来绵阳安家度晚年，又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直到二嫂二哥相继在2006、2015年去世。
姊妹中，我与二哥相处的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在北川的20年日子里，我是二哥家里的生活助手，是二哥重大决策的参谋，是二哥心情压抑的倾诉对象，也是二哥情绪紊乱的释放空间。二哥急躁的脾气是由于在社会里长期受压抑的缘故，当然也有兄弟姊妹所做的大小事离他的期望值有差距的原因，但是二哥的内心是很软的，也是富有亲情的，每当发气过后又感到后悔，还会主动进行安慰。记得2006年2月14日那天，不知二哥感受到来自哪里的信息，在国芳家里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但后来知道我们读书要钱时，在二嫂那里所承受的语言，二哥的心软了下来，知道了小弟小妹们的不容易。当我拿出姐姐在我那里要3元钱治病、而且叫莫让二哥知道的信件时，二哥红了眼眶！
二哥对我们的供养也是二嫂的供养，这个恩我们是不会牢记的。他们到绵阳后，我们相互往来甚密，终生构筑的弟兄感情一直伴随在他们幸福的晚年中。
2015年12月5日，二哥与世长辞！我痛失长兄寄词曰：
悼二哥国光
今儿个，气寒冷也唏嘘，
我心里，如割如剜如锯；
那苍天，凉凉楚楚凄凄，
长空也，泪垂悲悲泣泣。
莫不是，老天为你同哀，
或许也，上帝为你惋惜；
多希望，是梦朦胧迷离，
却原来，千古永诀不虚。
缘分里，你我一生携手，
基因论，你我兄弟戚戚；
家庭中，幸而长兄有你，
宿命说，安排缘于上帝。
想当年，水深火热家里，
苦海中，是你巨手相携；
大举措，老幼举家北往，
长大后，方知你也不易。
人生苦，潮起潮落崎岖，
忆当年，锁链刺冠授你；
那社会，虽成“人斗”之“的”，
却难撼，你那坚强意志!
人生路，有你同舟共济，
情感中，有你亲情相依；
外侮时，有你巨影呵护，
家族中，尊你都督为旗。
不曾想，天边巨星远去，
谁料到，生命如此瞬息；
英灵啊，可知我等垂泪，
苍天啊，可知我等悲泣？
族谱上，李公国光成传，
野史中，可见诗篇传奇；
长空里，忠魂巨影永驻，
弟妹们，其情永记心里！

跋
此乃记实叙事，不成文章。
我幸运于人间一行，成长于极困之家，自强于事业之巅，得福于垂暮之年，自觉上天待我不薄。
家族中，上对父母，他们极尽十月怀胎之苦，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从婴儿第一声啼哭到惨绿少年，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化作人类最伟大的爱哺育了我。贫穷是一种社会现实，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欠儿女们什么，儿女除了感恩，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
下对儿女，我们宁可自己历尽艰辛，也要尽可能地让孩子们健康幸福。在享受和奉献间，作为父母，我们选择后者，这也是前辈留下的优良传统。在哺育孩子们的同时，孩子们也给了我们无限的快乐。此生，他们不欠我们什么！
幸福是一种感受，各自人生观的差异，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是不同的。我们这一代人，把奉献当成一种幸福，把优于过去的生活当成一种幸福，把儿孙们的成长和平安当成一种幸福。我们的幸福观不建立在个人享受上，不建立在与隔壁家的攀比上，不建立在奢华体面上！
把优厚的生活环境，把眼前奢靡的生活享受，演化成博大的父母爱，留给后代儿孙吧！
人活百岁方知，一生中所谓“才华”不过一种特长、一种技能而已，而灵魂的觉醒，思想和人格的独立才是真正的才华。假如有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