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 山 这 水 这 情
——我的人生之旅
李国华 著
二〇二〇年六月

序
寰宇多维，太空无际，唯人的世界智慧众生，直系上帝！
1946年中秋，上帝投以一粒赋有灵气的灵籽于下界，飘兮浮兮，直指四川盆地之安岳慈良桥李家坝，从此人类世界里有我一员！
天既生我，自当赐我基本生存空间，何苦置我于饥饿绝地？苟非手足情深，岂不让我小命归零！
同为众生，自当相辅相携，与人为善，何苦你争我斗，唯恐不能骑在别人头肩之上，食其肉，饮其血！
有道是天若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斯人所言正如我身，既苦也劳，既饿也乏，不同的是这“大任”却有哄骗之嫌，而由此得以自强、得以顿悟却是不假。
命运迎来人生美景，一改贫穷面貌，锦衣玉食，生活胜于地主当年。人间亦有亲情，多有“性本善”者，与我相携，与我类聚，共筑美好人生。而美景易过，一晃竟已数十年！我等弱势，无力回天，务需珍惜当前美好，共渡难得的人间旅程！
人生，仿若天上彗星，一刹而逝，旋即没于寂寂太空！
人生，犹银河一颤间，0.01角分之银河时空，百年一瞬魂飞！
人生，偌大一跑道，人皆争先，向着上帝设定的、专属自己不可回避的陷阱飞奔，尔后乖乖地陷将进去！
上帝给人设定的死亡程序，是赋予人们的最大公平，如今陷阱不远，银河“载体”之转角将竟，遂留墨于巾，为警后世耳！

目 录
一、故乡安岳城南1
二、自流井祖籍地4
三、祖祖旗下二房6
四、母亲夏氏家系8
五、李家儿孙兴隆10
六、大哥国民天妒16
七、匪盗抢掠惊魂18
八、土改成分变异21
九、二哥离家远飞23
十、 弟妹眼里三哥24
十一、少小往事希许27
十二、儒门寒窗之始33
十三、饥饿死神来袭36
十四、姐姐停学助家40
十五、国强夭折家衰42
十六、考上初中离家45
十七、二哥力挽倒悬47
十八、告别故土北往49
十九、北川曲山其貌53
二十、问食山间草野55
二十一、挪地扎根之始57
二十二、初中生活概略59
二十三、劳心劳力兼半63
二十四、那年师生一览66
二十五、父亲终结苦劳68
二十六、学府安高六五73
二十七、校园生活点滴79
二十八、如父兄长情深84
二十九、姐姐命里坎坷89
三十、家庭经济调整98
三十一、苦心智劳筋骨101
三十二、政治面貌图新108
三十三、爱河红线几遇113
三十四、小家经营艰辛122
三十五、人生事业主线130
三十六、商海小滚小打136
三十七、至亲人生综述139
跋148
附图153

一、故乡安岳城南
四川省安岳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央，浅丘地貌，山地贫瘠，农业经济。改革开放前，当地百姓常年因“靠天”吃饭而生活在贫困饥饿线上。
安岳县县城所在地叫岳阳镇，古称普州。那是一个千年古镇，先辈们在那里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古迹。其中翰林洞、园觉洞、千佛寺、钟鼓楼、工部楼、钓鳌台等千年古刹古建筑，多为后世提供了绝佳的旅游景点。据说工部楼是唐代诗人杜甫落脚的地方，而钓鳌台传说又是程咬金钓鱼之地，翰林洞、园觉洞、千佛寺里则留有五代唐宋时期的众多石刻，所以安岳县又是有名的石刻之乡。
一条小溪，自县城之南二三十里的山丘之间发源，劈沟穿壑，弯弯曲曲，直入县城南门。尔后再过三元堤，穿县城东侧，直指涪江而去。人们称这小溪为岳阳溪，小溪平时溪流很小，上游可直接涉水而过，而遇山洪则是浩浩大水，满目黄汤。
自南门出县城向南，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由宽窄不等的石板铺成的道路沿溪而上，到离县城十八里的地方，有一座其貌不扬、名为慈良桥的地方，与岳阳溪分道扬镳而直行，再经龙桥坡、石佛场等地，最远处直达重庆，人们把这条古来通商之路称为“大路”。
出县城南门，沿石板路有一座约几十米高的山坡，叫做望城坡，农村赶场的人到了那个“坡”便能看见县城了，因故而得名。过望城坡沿大路上行不远，有一个由两米高的石板围成的水坝，溪水被拦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宽阔的静水河面。当溪水越过石坝溅落时，会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响声终年不息，仿佛是在述说当地百姓们的苦难和辛酸，人们称其为“响水滩”。
再上行依次还有仁里桥、新菩萨、状元坝、国家桥、印河坝等小地名，这些小地名是人们用来描述地理位置的。印河坝上行约一里路的地方叫水口庙，旧时那里曾是枪毙人的地方，后用来做了小学，名“城南中心小学”。这里有着我儿时的很多故事，是我和我三哥、姐姐读小学的地方。
从这里沿路上行，走过一里多的田间石板路便是一道陡坡，坡上住着好些人家，大都姓邱，因为地势高人们称那里叫“邱家高屋基”。
再过一里多路的山梁便是一道陡岩，沿山岩凿有一路石梯，顺石梯而下，可见石壁神龛，神龛里有古人们依岩刻成的观音石像，人们把这岩称做观音岩，虔诚的人也就常在这里烧香祈福。岩边有两块比房屋还大的独立巨石，两巨石间有人侧身能进入的缝隙，很明显这是旁边山岩垮下来分成两大块的。巨石旁边有一棵十来人环抱的大黄角树，过路行人经过时，多在这里遮荫歇凉。
过观音岩再行约两里有一座桥叫檬刺桥。桥下小溪自岳阳溪右侧山沟而来，是岳阳溪的一条支流，它的发源地叫鄢家山。
过檬刺桥后，沿路上行不足二里处便是慈良桥。这桥位于秦邓两沟汇合处，也是石板路和岳阳溪分手的地方。桥由一块巨石搭成，距县城十八里，距石佛场十二里。这桥虽不大，却因其地理位置和过往客商在此歇脚打尖而远近闻名。
我家就在这桥东直线距离约500米的地方。
在过檬刺桥后，顺左手离开大路，越过两道田坎，再涉水穿过岳阳溪进入茅草小路，我们把这个地方叫作“边界河边”。过河后，经过一条长不足二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到了一个去处，这去处背后是山，两边是岭，中间夹一坝，形如座椅，是一山岭梯田地。这里就是我的出生地——李家坝。

二、自流井祖籍地
说起这李家坝，那是有一段辛酸悲凄的来历的！
自我上朔四世先祖（按传统称谓我称之为老祖公），其家族系自流井十九世纪大盐商。老祖公的父亲名叫李振亨，生活在道光年间，铁匠出身，因商业眼光独慧，很快便通过挖掘盐井发迹而成为自流井四大盐商之一。
1840年后，亨嫡庶逐年所出九子，老祖公居七。常言富家子弟多纨绔，老祖公或许就在这“纨绔”之列。因家有多位长兄操持，无需老祖公务“正业”，故其年少即因好武而混迹于袍哥武林之中。人在“武林”，身不由己，社会打斗、帮派相争、反叛朝廷之事少不了老祖公参与其间，相应的牢狱乃至杀头之祸也随之而来。宗族为此而恼羞，为不受牵连，遂将老祖公一门逐出李氏祠堂，资料将其记载为“少夭”。从此李振亨之子由原来的九子变成了八子，分户立房时也按八房计。
富家男子多妻妾，老祖公一门既已无家，妻妾亦各谋生路。其中老祖公门下大排行老三者名李恒泰(系我之上三世先祖，我们称其为“祖祖”)，时年（推算约1875年）仅13岁，亦因之而随母流落到四川安岳石佛场帮工度日，佃田维生。成年后又租别人的地耕种，其中包括慈良桥正对面的狮子岩下边的贺家湾的地，也曾在那里租房居住（刘云庭、贺宇门院子，前祖婆在那里逝世，就近埋在尖山子脚下）。因李恒泰是安岳李氏一房始迁祖，故又称为安岳恒泰房李氏始祖。
民国初年清廷既灭，老祖公之案亦不再受清律约束，故祖祖在安岳天主堂神父孙士谦（法国人）庇佑下，前往自流井与老祖公八大房弟兄打起了家族财产官司。
官司以“庭外和解”终，祖祖获“现银”若干。
因突来官司，老祖公弟兄八大房经济次序亦被打乱，“众上”账目的八房也由此而变成了九房。八大房既已成事实，那么作为李振亨第六子的老祖公（已在1889年随余栋臣打教堂中被俘杀头）就只能
增补为第九房，故自流井李振亨家族族谱资料记载为七子“少夭”、“九房缺”。
官司年代，我的父辈已出世，恒泰始祖的大家庭已是三世同堂。既获“现银若干”，便有了置业的经济基础，约1915年前，祖祖购
得位于慈良桥东宁家的土地及两处房屋，此后人们便习惯地把这里改称为“李家坝”了。
李家坝田土自后山尖山子起，下延西直至岳阳溪、慈良桥，南与泥新庄隔岭相望，北与黄家大院共岭。房屋两处，一上一下，本回忆录将其称为“上院”、“下院”。

三、祖祖旗下二房
祖祖个大身高，当地人称“李三长子”。由此名知祖祖身高或许在一米八以上，且属大排行三。祖祖声宏性刚，为人豪爽，当地穷人有难时尽可白条借钱解急，故祖祖在当地百姓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知祖祖自流井财产官司胜诉后，不知是自流井还是流落在其他地方的两位祖祖同门弟兄曾闻风前来投靠（因祖祖排行三，故不排除来者是同父异母之一二或其他），听母亲说那是我的另外两个叔伯祖祖。根据墓地选择，分析应是病体缠身而来，时间不久便已离世。离世后，葬于坟山湾土中间。此前那里并无墓穴，故应是祖祖有意预留的李家祖坟地，将二人葬于地中间，也是为日后本家正统预留墓址而考虑的。
祖祖以下两个儿子，他们是安岳出生的第一世，族谱记载为安岳恒泰李氏一世祖。大房李鸿恩，是我以上两世先祖，我们称呼“公”，我属大房孙。幺房李鸿光我称他“幺公”，本回忆录中将要提到的李国彬便属幺公的孙。
公有五子二女，是安岳恒泰李氏二世祖。公的老大名李周玉，我们称大伯；老二名李周炳，我们称二伯；我的父亲名周贵，字富荣，排行第三，平辈人称其为李三哥；老四名李周全，是我的四满；最小的行五名李周伍，我称五满。四满和五满之间有我的两个嬢嬢，我们称大嬢二嬢，二人都嫁在安岳的黄家沟。（照片中排左起：二嬢，大嬢，幺房三嬢、唐三娘；后排左起：李国淑，李周伍，幺房李周志。摄于1956年5月）
公和幺公分院居住，公住上院，幺公住下院。祖祖是和幺公住在一起的，有一年下院遭遇了一场大火，原因是当地农村夏天有用稻草取烟驱蚊的做法，不慎稻草燃起了明火，把房子烧着了。火越烧越大，祖祖闻讯跑回家来，急得捶胸顿足，跪在地下，解衣袒怀，仰天大呼曰：“天主啊，你给我留个住处吧”！相传一阵大风便把火势反向一吹，大火便熄灭了！
祖祖家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自然认为这是天主受感动救了祖祖，房子烧去了一大半后，给祖祖留下了一点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祖祖受此打击万念俱灰，他不愿给后辈留下什么钱财，于是把一堆乡民们的借据付之一炬，不久便一病离开了人世，是时一九三二年某月！
火灾发生后，下院原地修复，公和幺公两房也分了家，我的公分得上院，祖祖随幺公住下院。

四、母亲夏氏家系
母亲本名夏华书，和父亲结婚后又名李叔均。母亲对她的出生年月有多种说法，一说他与溥仪同岁，溥仪出生在1906年正月十四（1906年2月7日），一说她出生在戊申年（1908年），本回忆录取其中间年为1907年3月1日。
我的外公（母亲的父亲）本遂宁西眉镇人，常年打鱼为生，十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十一岁的外公复操打鱼旧业，常将所获拿到“新店子”去卖，一次遇一唐姓棉花匠人欲收其为徒，外公便从此随其师父改行弹棉絮了。“师”喜其勤，遂将其女许之，后外公便随外婆父女定居在外婆祖居地黄连铺了。不年，外婆之父身故，按唐姓族规，女性不能继承房屋家产，故外公外婆被逐出唐姓居住地。离开原住地后，外公外婆借一粪棚暂时栖身，后又就近搭了一间草房，这样才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所。
此后外公外婆做手艺活到了乐至的禾丰场，在那里长住了下来，先后有了母亲兄妹等三人后，外公外婆便已是五口之家了。到母亲十岁时，外婆病重无钱医治，家里也实在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外婆便趁去乐至县经堂办告解的时候，把母亲托付给了在乐至县经堂做过路弥撒（安岳是本堂）的孙爷神父，叫十岁的母亲给孙爷神父磕了个头后说：“神父，我把我这个女子交给神父，请帮我盘（带）大，”并说“我有个嬢嬢（我称姑祖）在安岳，请嬢嬢帮我教一下”。从此母亲便随神父到了安岳，在经堂随姑祖生活了。
母亲说外婆害的是咳嗽病，现在分析应当是肺结核，在和母亲分别后仅八天便死了，那时外婆还没满50岁。
母亲有一个舅舅叫夏再华，比母亲大得多，外婆死后去当了兵，后来渺无音信。母亲有个妹妹叫青萍，外婆死后外公就带着她到了遂宁。外公死后（那时母亲尚未出嫁时），母亲的妹妹青萍便跟随母亲的嬢嬢（母亲称武大孃，尼姑）到遂宁广台寺庙子剃度出了家。
姑祖姓唐，与母亲的外公应该是堂兄妹关系，姑祖是小祠堂，母亲的外公是大祠堂，按亲等计算母亲与姑祖应该是六个亲等。姑祖婆家姓袁，自己无后，养前房留下两女，我们叫大姑婆和二姑婆。大姑婆在教堂教圣经，二姑婆在外当修女，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安岳。大姑婆除教圣经外还打袜子卖，虽然大姑婆是前娘生的，但对姑祖很好，关系有如亲母女。两个姑婆均未结婚，她们的子女都是从她们袁家或其他穷人家收养的，多为女性，一方面抚养他们，一方面把他们当丫头使用。母亲在姑祖那儿时，姑祖包了孙爷神父（法国人，叫孙士廉）的伙食，于是母亲除做家务外也还专为那位法国神父做饭。
母亲在姑祖家中地位低下，除干不完的粗笨活外，还要承受不明不白的冤枉而挨打受骂，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出嫁李家为止。母亲来到李家后，父亲就把姑祖家当成母亲的娘家一样走动，同时也作为进城赶场的落脚点。临近解放时，姑祖又领养了袁家遗孤袁安玉和袁安杰姐弟俩，多少年来我们也视其为至亲一样的往来。

五、李家儿孙兴隆
父亲生于一九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六），当时应该还没有买进李家坝房地，分析应该随公婆住在刘云庭或贺宇门宅院。购置李家坝房地以后，时至1926年，恒泰始祖孙辈（我的父辈）李周玉、李周炳、李周文等先后成家，重孙辈李国万、李国敬、李国忠、李国君等也相继出世，父亲也近弱冠之年。当时祖祖一家因信奉天主教，与神父、姑祖多有往来，故父亲与母亲因之相识，即年成家。
因母亲多年为法国神父煮饭熟悉中西厨艺，故与父亲结婚后即住李家坝下院负责祖祖一人饭菜。父母亲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女子都婴儿夭折，到1930年，才在李家坝下院出生了我的大哥李国民。
由大哥出生时间和地点可以推断下院那场大火是发生在1930年至1932年间（祖祖1932年去世）。下院失火后，父母搬到李家坝隔河对面的李茂林院子租房住家，在那里有了我的二哥国光。约1935年又搬家慈良桥居住，在慈良桥有了我的三哥国良。1939年公因躲避壮丁逝世后，父亲又从慈良桥回到了李家坝上院，在上院相继有了我的姐姐国淑、我和我的弟妹。
截至解放，李家上下院已有下列国字辈逐年出世：
1922年：李国万；
1924年：李国敬；
1925年：李国忠；
1925年：李国君；
1928年：李国成；
1929年：李国珍；
1930年：李国民；
1931年：李国英；
1932年：李国俊；
1933年：李国秀；
1934年：李国义；
1935年：李国琼；
1935年：李国良；
1936年：李国辉：
1937年：李国述；
1938年：李国元；
1940年：李国章；
1943年：李国淑；
1944年：李国福；
1946年：李国彬；
1946年：李国华；
1947年：李国志；
1948年：李国芳；
1950年：李国清；
1950年：李素菊；
1951年：李国坤；
1952年：李国信；
1953年：李和平；
1953年：李国强；
1953年：李国玉；
1955年：李秀英；
1957年：李幸福；
1957年：李国平；
1960年：李国祥；
1962年：李国菊；
此间，大伯在公逝世前即已于1938年在牛角湾病逝，二伯与二伯娘也在公逝世后不久，于1941年病逝，幺爹与李国敬又分别于1939、1943年被抓壮丁，李家离散者多，但后继者也在日益增多。

七、匪盗抢掠惊魂
一九五零年初，安岳虽已获得和平解放，但各地乡村仍然遭遇着流窜土匪的多次抢劫侵扰，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百姓们生活在极度的恐慌之中，我的家也未逃过劫难。那时我虽不到四岁，但却是我人生中最早最深刻的记忆。
那时，国民党溃散兵痞与乡匪混杂在一起，挨家挨户地进行抢劫。有一天，天气还有点冷，那时节农村尚未开始春耕，突然河对面有人喊：“土匪来了”！话音未落，但见弯干田（很长的一块地，直连李家坝上下院）坎一路约二十余人的土匪直奔我家而来。他们大都身着长衫，头裹白帊，肩上扛着鸟枪刀矛，来到我家就进屋翻箱倒柜抢东西。
我深刻地记得，当时我三哥（二哥在南充读书，三哥最长）把我抱着坐在屋外的擂子（农村擂谷子的生活器具）接米盘上，我的妈则忙着应对那些土匪们，土匪中好像有人对我家很了解，他们用步枪指着我妈的心窝，说我们“众上”（李氏家族众人）有一支步枪，要妈把枪交出来！威逼之下，我妈只好叫我三哥到下院我幺公家去拿。
若干年后才听我三哥说，以前在我们众上那支枪，还是祖祖那个时候买的，据说是“汉阳枪”，能装五发子弹。
不一会儿，三哥从下院扛来了那支步枪，那枪还是新的，枪栓上有一个大拇指大的球形拉手，这是我从未见过、也最感兴趣的几何形体，也是我对那支枪能形成永久记忆的原因。
我家的屋基高出院坝两尺多高，上阶沿有一双扇门，进门是堂屋（相当于现在的客饭厅），堂屋两边各有睡屋一间。三哥去拿枪时，我亲见一个土匪踏上院坝上阶沿的跳板，两三步跑进堂屋，站在高板凳上，伸手取下了挂在屋架木隼上的“博士”帽。
正房屋外两米多高的木墙壁上横架有一个圆筒形的蜂桶，养有一桶蜜蜂，一土匪踮起脚伸手去揭蜂桶端盖，想取里面的蜂糖吃，结果桶盖刚揭开就掉了一大堆蜜蜂掉在土匪颈子里，直赘得土匪哇哇大叫！
李家上院其实也不止我们一家人，按照房屋所有，除我家常住外，正房还有几乎没人住的幺爹和二伯两房后人的房子。院子左边端头还住着一户广东入川的李氏，老两口男的叫李银山，女的叫陈金秀。他们有三子一女，长子叫李开春，是个木匠，次子叫李开士，他们均已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土匪在他家抢了一头肥猪，争执中记不清是李银山还是李开春挨了土匪一巴掌，老二去拖猪尾巴又挨了土匪一枪托，最终猪还是被拉走了。
这些土匪有的虽也有一些是被裹挟来的农民，但大都很坏，他们一家一家的搜刮，能拿走的无论是穿的，吃的用的通通都拿走，这一次到我家时把我们的家翻了个底朝天，实在没有什么了，竟然撕开被套在里面大便，实在是可恨之极！
人们经历了这一次抢劫后，也就都有了一些防备。记得我们为了防备土匪再来，曾把蜂糖装进陶罐，埋在弯干田转弯的沙坑里，把米装在酒罐里窖在地下，在地面上再种上包谷，结果东西倒是没被土匪抢走，但米再挖出来时已全部发霉变质，那罐蜂糖也被冲满了泥沙根本不能吃了！
在这以后，稍有风声我们便躲了起来。其中一次是躲在弯干田上面的“坟山”湾，那块地里好像种的是高粱，三哥带着我和姐姐，提着一个里面装有鞋袜布角之类的“细软”的土红包包，躲在一人高的高粱地里，高粱杆叶间可以看见土匪从弯干田向我家走来，我失声叫道：“老二哥来了”，姐姐忙把我的嘴捂住，生害怕被没有人性的土匪发现，家里发生的一切便一概不知了。
又过了几月，已经是夏天，这时二哥已经回家了。土匪将来抢劫的消息传来时已是夜幕降临，父母和二哥三哥拖着我们三个小的（那时已有我脚下的国芳妹），连夜到我们家后面尖山子脚下的“马桑林”躲避。从家里到马桑林要经过几大块红苕地，我那时人小，步子跨不过苕沟，加上惊魂未定，被红苕藤子拌着一步一扑爬，几乎是半拉半提着到达的马桑林。那夜日子好长，一家大小各自怎样度过的不难想象！

八、土改成分变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安岳县城得以和平解放，次年新政权开始了清匪反霸工作，人们生活得以安定。那时我四岁，看见穿统一服装的儿童团规规矩矩地坐在我们院坝里，感觉并不是那么害怕。我虽还不知事，但好像在精神上也轻松了许多，仿佛空气都清新了一样，大概这就是“新气象”的真实感受吧！
当时我理解的“解放”的真实意义和最深的印象就是吃“解放糖”和分东西。有一天，天气格外晴朗，约快到中午时，只见三哥拿着两三个斗碗（大碗）和两个深绿色酒瓶，头顶一个米簺，从李家坝上院左边山梁的“大土”（解放前后属我二伯耕地）下来，然后一阵跑跳步，高高兴兴地唱着什么歌儿回家来，到家随即从包里拿出几颗水果糖分给我们几个小弟妹，说这是“解放糖”，这也是我四岁以来第一次吃过、见过的糖。自此在我的头脑里便认为解放就是有糖吃，并且认为水果糖就叫解放糖。
当年公去世后，遗产由我的父辈五弟兄五股分，其中伍家沟（离慈良桥4-5里路）两份由四满和伯娘（父亲的大哥遗孀）分得；老宅三份，由父亲、二伯和幺爹分得。李家坝上院房屋，父亲分得最差的当头，不过很宽，也很有发展余地，计有堂屋、卧室、灶房各一间，另外还有猪牛圈。水田父亲分得柏树田、黄瓜田、丝瓜田、李子田、油麻田和烂田。旱土父亲分得二长土、三长土、弯干田，坟山弯土。
解放后的减租退押中，根据我家田土状况，我家划为了贫农。
后来因幺爹一家（幺爹当兵去后，幺妈离家去了重庆）无人，不能分到田地，为了让幺爹一家能分得相应的田地，父亲把三哥的户口上在了幺爹的户口上，这样我们家人口也就减少了，所以在土改时我家的成分又改划成了中农。
那时父母共有我二哥、三哥、姐姐、国芳妹和我五个子女，全凭父亲和三哥的辅助劳力抚养着一家七口，日子也还算过得去。

九、二哥离家远飞
二哥名国光，1933年出生于与李家坝隔河的唐家大院。二哥八岁即随大哥去南充，先后在民德小学、民德中学读书；1949年由南充民德中学回到家里，解放时到黄家沟教过书，1951年上半年到安岳师范文教班接受半年师训后，离开安岳老家前往北川。
1951年的八月，天气十分炎热，农村正值农忙收割季节，刚满十八岁不久的二哥即将步行到千里之外的北川大山区开始他的独立人生。当时父亲和未满十六岁的三哥在烂田靠李子田边角打谷子，我尾随母亲去送即将远离家乡的二哥.母亲背上的“娃娃背篼”里背着还不能走路的国芳妹，背篼底部的篾条方格间露出了芳妹的光脚肉蛋，调皮的我不时用手去抠芳妹的脚板芯，芳妹被抠得在背篼里直跳，母亲一心专注在即将远离的二哥也就因芳妹不安分而大骂了她一通，其实都不知道最捣蛋的是我。二哥是从“三长土”坎（弯干田上面一块很长的土）离开的，我和母亲把二哥送到坟山弯竹林便止步了。
二哥是哭着走的，不知是舍不得离家还是包里没钱，我不得而知。二哥行至三长土近半处时，被父亲吼了转来，母亲回家给二哥拿了一个银元。我不懂得一个银元在当时值多少钱，但二哥的眼泪和二哥连一个银元都不愿带走的情景却让我心酸了一辈子！

十、弟妹眼里三哥
二哥多年不在家的时候，三哥便成了家里协助父母亲的主要劳力和帮手。本来是读书的年龄，但由于家里缺乏劳力，三哥只能断断续续地去学校读书。在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间，三哥甚至已处于完全停学状态，就是在校期间，每天也都要完成家里的里里外外的许多事情。听姐姐说，有时因为要做地里的活路，上学去晚了，老师不让三哥进教室，还要被罚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暴晒。
每到农忙季节，三哥都要缺课在家栽秧打谷子，耕地挖红苕等。忙完地里还要割草放牛，喂猪带弟妹，凡是需要人帮忙的地方，父母亲必然呼喊“三娃儿”，稍有不慎还要挨打。记得有一次，母亲叫三哥去拿一个箩蔸，铺上谷草给国芳妹作婴儿摇床，后来尿湿换谷草时，母亲发现箩蔸曾经做过鸡窝，气得母亲用“响篙”（锄把大一米多长的竹子，一半打破用来吆喝鸡鸭猪牛的器具）把三哥堵在后面猪圈巷子里打，直打得三哥呼天叫地！
三哥当年劳累、挨打的场面，在弟妹的心里有着一辈子的内疚，感觉三哥的少年时代有难以承受的劳累，有不愿说出来的苦衷，是在替我们几个小弟妹们受罪！
记得在五一年的春天，一个不冷不热的日子，我和姐姐想去三哥读书的学校耍，三哥高兴地答应了。一路上三哥总是很将就我们，哄着我们边玩边走，回家走到半路时，我们饿了三哥就手伸到田里掏茨菇给我们吃，实在走不动了三哥就换着背我和姐姐。走到土地堂沟上坡时，有一段并联的两条田坎，三哥为了激励我下来自己走，他拿出了藏在包里的两片干牛肉（当年我家牛死了制成的牛肉干），叫我和姐姐各走一条路，谁先到谁就吃干牛肉。牛肉的刺激下我拼命地和姐姐赛跑，姐姐毕竟比我大两三岁，眼看要跑到汇合点了，三哥急忙把姐姐拉住让我先到，我到高兴了姐姐却大哭了起来。三哥就这样换着花样，把我们姐弟俩带回了家！
青少年时代的三哥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活跃的人，他喜欢唱歌，喜欢文艺，喜欢画画，喜欢学的新知识付诸于实践。每当和三哥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他是在做事或走路，总能听到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什么《二郎山》、《洪湖水》和一些俄语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等等我都是从他那里捡来的。还见过一张化妆照片是三哥和另外一位同学的演出照片，二人不知是在演什么剧还是相声，总之我从小爱上音乐、养成唱歌养身的习惯都是源于三哥的影响。
三哥爱画画，一次我无意中翻出了他画的连环画，画的是一个女子两手倒背握帕坐在木盆里洗澡，窗外探出半边男人的头在看；另外一辐是那女子吊死在挂在梁上的纯子上，旁边写有“逼得小媳妇上了吊”的几个字，于是我又跟着三哥的脚步爱上了绘画。
用两根空心的南瓜叶，中间用黄泥连接起来放在水缸沿上，在茎的缸外一端猛吸一口后，缸里的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这是三哥在学校里学了虹吸现象后回家做的实验，这种水能翻过水缸的魔术现象，使弟妹们感到无比的新奇。
每逢假期，三哥还带着我们做打记号“跟踪”、拿起小红旗争先恐后地到尖山子的圆坡去争高地的游戏。除此之外，下河游泳捉鱼，上树鸟窝取蛋的野孩子技能也都是三哥教我的。
家里弟兄姊妹多，父母亲是照看不过来的，除给我们提供吃饭睡觉的条件外，我们也很难得从父母那里感受到让人激动的爱，而更多的感受是冷脸打骂。所以我们几个小的也总喜欢跟在三哥身边，因为在三哥那里我们能感受到温暖，能发现很多吸引我们的情趣，能让我们在穷困的生活环境里，表现出率真和活跃！

十一、少小往事希许
刚解放时，我们包括幺爹的几块田也都是父亲一人在种，田地多人就累，公粮也上得多，父亲那时虽正值年盛，但因此也到了体力的极限。那里的田大都是冬水田，即夏天打谷子以后，田里不放水，到了秋冬季节把砍来的树丫灌木等植物踩在泥里，以作次年的肥料。这种田到冬天农闲时要进行翻犁，不管再冷也不例外。我家有一块田叫烂田，顾名思义这田特别的烂，有的地方好像红军过草地遇到的烂泥坑，人经过那里陷进去半个人，牛经过那里只现牛背，也只有特别有经验的人才敢在这样的田里耕作。而父亲的大半人生都是在与这样的烂泥田打交道的，当地人认为也只有像父亲这样的庄稼好把式才降得住这样的恶劣田土！
不知何时，我家曾和伍家沟某农户共养了一头牛，好像是各养一个月。这牛应该是父亲劳作的最好帮手，虽是两家共有，但也是家里唯一最值钱的财产。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不到几年（大概是一九五零年冬）牛就病死了。牛的病死对于小农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后，父亲只能租牛或靠人耕来完成原有的农活。
放牛是小孩们的事，在我不到四岁时，有一次我把牛牵到坟山湾去放牧，这牛欺我年小一头给我顶来，牛角擦伤了我的左脸，父亲知道了把牛狠狠地掺（方言，用条子打叫“掺”）了一顿。母亲知道了也很心痛，就哄我说午饭时给我煮片肉给我补起，还叫我满嬢（父亲的大嬢之女）给我烧了一个鸡蛋。这鸡蛋是用湿纸包着直接放在火灰里烧的，母亲拿出来剥开时，大概是受热不均的原因里面只有一点点燋皮皮了。母亲说：“你看你满嬢把蛋偷起吃了剩了个光壳壳”！这事让我多年感到困惑，总在思虑着满嬢是怎样把蛋从完整的壳里偷出来吃的，直到几十年后有蛋吃的年月才知道蛋还是液体时就从裂缝中漏掉了。这事也是我生命中有记忆的第一次感受到的父母爱（再以前更多的爱没有感觉也就没有记忆），虽然事小却让我感到十分甜蜜、十分满足！
说到这里还不得不提起和我们在一个家里生活的堂姐，她叫李国英，她是我父亲的二哥（我呼二伯）的女，1931年在李家坝出生。二伯、二伯娘早逝后，姊妹四散，无家可归，国英姐便去马家场堂姑父罗海丰家帮工。解放初罗被镇压后，国英姐来到我们家，于是成了我家一份子。

十三、饥饿风暴来袭
解放后的几年，由于父亲尚在中年，加上三哥的辅助，我和姐姐参与做事，农忙季节亲朋邻里的互助，我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的，虽然不能月月吃到肉，但少许的米饭和杂粮还是能吃上的。
到一九五三年，家里又相继添了国坤妹和国强弟，加上三哥家里已是八个人。父亲的勤奋，母亲的持家本事使得家庭逐渐走向鼎盛，到一九五四年，我家已有余力修补老房，添置棉絮，农忙请人插秧打谷等。
那时土地还是私有的，农忙时各家都要互相帮忙。
农忙请人干活有一种规矩叫“吃茶”，那是在农活干到上午十点的时候，要请干活的人加一道餐。通常是把烤有两面锅巴的米粑粑煮在丝瓜汤里给大家吃，这样干活的人满意了，干活也就起劲了。那样的“茶”，只有农忙请来干活的人才能吃到，我们小孩是吃不到的，但如果有剩余的汤，我们到还可以喝上一口，很香很香的。
为了让干活的人满意，晚上收工后还要请他们吃一顿，一般都有酒有腊肉。这些酒肉不是随时都能吃的，农家的酒肉都是留着农忙请人、逢喜过年吃的。农村席上是有规矩的，酒是所有的人共用一碗传着喝的，腊肉一人只有一片，每片足有三四寸长，家穷的人通常都是自己不吃，留着用芭蕉叶包回家给家里人吃，父亲就是这样的！席上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女性是不能上桌子的，我们家三哥在家时，父亲会把三哥叫上桌子陪同，三哥走后就我上桌子，这就是我唯一能吃到这些酒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