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鹿寨县图书馆借了山齐编著的《挑着刺儿读历史》一书，书里提到大文豪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为何不记岳阳楼的问题。
顾名思义，《岳阳楼记》本应是以记岳阳楼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由文章的体裁所决定的，也是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
1043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邓州（河南省南阳市），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一共14个字来敷衍应付，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原因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河南省南阳市）的任所上，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没见过，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文章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得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于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所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友人滕子京。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
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到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在，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因为《岳阳楼记》没有记岳阳楼，所以它不属于古代散文中的那类以摹物写景记事为主的记体散文，而是一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它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等看似同类，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一点，在研读这篇名作时，也是应当注意的。
顾名思义，《岳阳楼记》本应是以记岳阳楼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由文章的体裁所决定的，也是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
1043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邓州（河南省南阳市），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一共14个字来敷衍应付，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原因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河南省南阳市）的任所上，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没见过，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文章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得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于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所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友人滕子京。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
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到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在，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摹景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就是那了了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痒的笑谈了。
因为《岳阳楼记》没有记岳阳楼，所以它不属于古代散文中的那类以摹物写景记事为主的记体散文，而是一篇以议论抒情为主的散文，它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放鹤亭记》等看似同类，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一点，在研读这篇名作时，也是应当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