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会对尼采、阿尔托、雷蒙·鲁塞尔之类“发疯的”作家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些作家生前都曾被诊断为失去理智）。福柯强调说，即便在这些例子中，这些作家的成就严格来说也绝非一个疯子的成就。他提醒我们注意，“疯狂正是艺术作品的缺席”（《疯癫与文明》，第287页）。完全意义上的疯癫无法产生有意义的作品，正如我们不会将尼采最后从都林寄出的明信片（署名为“耶稣”、“狄俄尼索斯”）列入他的作品。这些“发疯的”作家们之所以有独特的优势、怀有特殊的兴趣，主要是由于他们处在理智世界的边缘这样的阈限位置。他们的写作在连贯性和非连贯性之间的模糊地带展开，他们的精神“躁动”导致了巴塔耶和布朗肖有意为之的越界和退隐。在前面第一章中，我们看到鲁塞尔通过使用一些随意的限制法则怎样为写作开拓了新路，使写作不再受表达作者思想这样的意愿驱使，从而开辟了一个语言结构可以不受牵引而自然展开的领域。

有没有意义不过一种主见罢了。
自然以一日之行授人以智，化冰为水，化水为识，人却反过来以理别之，以智御之。以所知见所不知。
不是那边虚无所有，乃不解这里义之三昧也。

福柯曾论说1888年**之后的尼采不再属于哲学。疯癫文明最具有诡异性的论述是福柯引述的帕斯卡和陀氏的话，这里完全是间接而隐晦的带入了权利。事实上福柯想印证的并不是疯癫，而是权利。如你所说的巴特耶的作品，相信大部分国人看了会当做低俗下流的归类。实际情况是他们早已越过了人类的正常思维边界，就像站在迷雾中的人群，我们都在看风景，你却说两个人的世界根本都看不清。但这并不是视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