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生活的年代，明王朝承平已久，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上百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东南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兴盛，城市经济的繁荣，加快了王朝的物质财富积累。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孕育了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矛盾。受父辈言传身教的家庭影响，程敏政对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诸多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与感受。
受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程敏政对政治理想的表述，往往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予以重新体认和诊释的方式，而关注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社会现实。在《伍员论》中，程敏政针对苏辙讥议伍员破楚入郑，怒鞭平王之尸为“逆天伤义”之说，予以驳斥:“是岂复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为君也，尧舜之君乎?抑莱封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辩而明矣!彼平王杀其子，妻其妇，奖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汤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废昏立明，可也。顾员上不能为汤武，下不能为伊霍，则以吴之师，破楚入郑而鞭其墓，以发至愤，其志亦可悲矣。”对伍子骨引吴兵破楚，怒鞭平王之尸报仇的极端做法，表示理解，对子青晚年“反以谗见祸于他人之手”，则寄予深切同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夫君者，天下之义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则孟子之所谓‘独夫’耳。”而“员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独夫也。”进而提出“君臣之合以人，……以人者可绝”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无疑是对当时社会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纲常伦理主导思想的挑战，是对君权天授的大胆质疑，闪耀着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不只是在君臣观上，程敏政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识别人才、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他也有着卓于常人的认识。在《论董公徐洪客》文中，程敏政盛赞了历史上董公和徐洪客两位高人隐士的异材卓识，表述了自己对人才的看法。新城三老董公能于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之际，抓住项羽放拭义帝这一战略契机，以“仁不以勇;义不以力”说服刘邦，“宜率三军为之(义帝)素服，告诸侯而伐之”，“高祖用之，而汉业以成”。与董公的过人才识相对应，“良、平诸公曾无一人能知此义者”。到了元朝以后，“人安于篡逆，不复知有吊伐之事。以杨广之无道，天下不能声其为‘独夫”，，“虽太宗之才略，亦且为殊锡受禅之举，昧大计以就逆图”。而泰山道士徐洪客却能独劝李密，“宜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李密虽不能用其言，“至今读者凛有生气”。而以韬略见称的“房、杜诸公曾无一人能知此义者”。敏政据此认为，“世未尝乏才，”而人才的标准则应是“识见超出乎众人之上也”。真正的“奇伟卓绝”者，既不迹现于科场，也难见于庙堂，“顾多隐于抱关击析、黄冠野服之流”。缘于此，“为人上者，岂或僵然自足，以轻天下之士邪!”

程敏政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他在《陕西河东都转运盐使赠行序》中谈到:“承平已久，法玩而不行，将决其堤防而听之，出乃责成于都转运之一身，岂不岌岌乎?”能于史称治世的成化年间，意识到“法玩而不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隐患，对于王朝统治“将决其堤防而听之”的崩溃趋势，表现出深远的关怀和忧虑。结合明初极端高压的政治环境，在以道统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流的社会思潮下，程敏政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更多地去体现与张扬传统儒学中积极合理的内核，表现出对于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的关怀，反映了对社会政治不合理因素实行变革的愿望。

程敏政十九岁即以《尚书》中顺天府乡试第一人。二十三岁，又以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功名显达，仕途通畅，自然对作为进身之阶的程朱学说怀有深厚感情。加之年少自负，识见未深，尚不能形成个人独立的学术见解，则益发步朱子门徒后尘，俨然以朱学卫道者自居。程敏政年仅十八岁时，即采摘朱熹黝眉山三苏言论，编成《苏氏祷机》一书，并自撰序文附于篇前，颇能反映其早年的理学思想。序文略曰:
人皆知宋有王安石者，其学术邪谬足以亡人之国，而不知有眉山苏沟及其二子轼、辙之罪，浮王安石信徒也。夫其罪之所以浮于安石者，何哉?安石尚知三代为可法，而苏氏以汤武为篡就;安石尚知莽、操为可罪，而苏氏以荀或为圣人;安石尚知以明道为忠信，而苏氏以伊川为奸邪，必欲杀之而后已.诸如此类，皆儒者所不敢言，亦不忍言，而苏氏堰然自圣，不复顾忌，其绝天理、坏人心，罪不可胜诛矣。盖安石之祸祸一时，苏氏之祸祸万世。……
朱、陆二学，作为儒家思想，在政治立场及世界观认识上有着一致性，但由于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及对“理”、“气”、“心”的理解互异，在方法论及宇宙生成问题上存在争论，进而关系到对人物的藏否品评。对王安石和三苏的不同评价，是区分朱、陆二学的标志之一。陆九渊生前，对王安石及苏氏父子均予以很高评价，他亲笔撰写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盛称王安石:“扫俗学之陋习，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
朱熹在文章、书信中，对王、苏诸人屡有述及，多持贬抑否定之辞。诸如“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不是，后来直坏到惩地。”“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以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程敏政早年受朱熹思想影响至深他编摘朱嘉贬抑苏氏父子之辞以为朱门卫经捍道。其“安石之祸祸一时，苏氏之祸祸万世”之说，显系衍化朱子言语而来，又更甚于朱子之说。对于程敏政早期这一思想偏见，清儒有较为公正的论断:“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抵，非游谈无根者比。特以生于朱子之乡，又自称为程子之裔，故于汉儒、宋儒判如冰炭，于蜀党、洛党亦争若寇仇。门户之见既深，拘其私心，遂往往偏驳。……作《苏氏祷机》，以锻炼苏轼，复伊川九世之仇，至今为通人所垢厉。”

程敏政生活的年代，明王朝承平已久，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上百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东南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兴盛，城市经济的繁荣，加快了王朝的物质财富积累。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孕育了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矛盾。受父辈言传身教的家庭影响，程敏政对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诸多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与感受。
受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程敏政对政治理想的表述，往往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予以重新体认和诊释的方式，而关注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社会现实。在《伍员论》中，程敏政针对苏辙讥议伍员破楚入郑，怒鞭平王之尸为“逆天伤义”之说，予以驳斥:“是岂复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为君也，尧舜之君乎?抑莱封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辩而明矣!彼平王杀其子，妻其妇，奖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汤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废昏立明，可也。顾员上不能为汤武，下不能为伊霍，则以吴之师，破楚入郑而鞭其墓，以发至愤，其志亦可悲矣。”对伍子骨引吴兵破楚，怒鞭平王之尸报仇的极端做法，表示理解，对子青晚年“反以谗见祸于他人之手”，则寄予深切同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夫君者，天下之义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则孟子之所谓‘独夫’耳。”而“员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独夫也。”进而提出“君臣之合以人，……以人者可绝”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无疑是对当时社会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纲常伦理主导思想的挑战，是对君权天授的大胆质疑，闪耀着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在《王朔州政绩记》一文中，程敏政用雄奇之笔，高度概括了明王朝官吏的三种典型类型，抒发出世风日下，人才难得的无限感慨。“嗯，古称循吏，自汉以来可数也!世降俗下，人才益难为。守令者以集事为能，而不复恤民;知恤民矣，而事废不治，人两病之;其甚者虐黔以取败行，赂而求升，侥幸一时，受讥君子。”应该说，不只是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明代社会，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只要有专=制=政=权存在，就会有程敏政所概括的“以集事为能”者、“事废不治”者及“虐默以取败行”者相伴随始终。程敏政或许意识不到，他在哀叹“古称循吏，自汉以来可数”的同时，己经不自觉地将揭露问题的矛头直指专=制=集=权=制=度本身。正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合理、不公正，才使凡涉足其间者，无论贤否，纷纷变得性格=扭曲、人性=变异，或贪=酷、或残=虐、或无能，成为侵=蠢=百姓与国力的谬类。

按照程敏政的说法，朱熹生前就已有意“兼收陆子之学”，且“不在南轩、东莱之下”。通过这一委曲其说的方式，无非是要说明朱、陆二学兼综和会的必要，后世之所以各持其端，争论不休，缘为“惑于门人记录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亲笔之书。”那么，应该如何来“兼收陆子之学”呢?程敏政对此也作了详细的阐述: 夫尊德性而道问学，二者入道之分也。譬之人焉，非有基宇，则无所容其身，终之为佃墉而已。德性者，人之基宇乎!基宇完美，器用弗备，则虽日租于人，而不能给，且非己有也.学问者，人之器用乎!盖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问学者，穷理之功.交养而互发，废一不可也.然有缓急先后之序焉.……尊德性而不以道问学辅之，则空虚之谈;道问学而不以德性主之，则口耳之习，兹二者皆非也。
程敏政在文中，比“尊德性”为立身之“基宇”、“道问学”为日常之“器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体用关系。他主张要将“居敬之事”与“穷理之功”作为学者“入道之方”。由此可见，程敏政对朱、陆二学的调和，并非随随便便的折衷，而是要兼取二学之长，以陆学的本心论为主，辅以朱学笃实致知的下学功夫。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有缓急先后之次序”，强调了陆学本心论的重要性。
程敏政的理学思想，特别是他调和朱、陆二学的态度，反映了自元代以来理学发展的趋势。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以及理学自身的矛盾演化，一部分理学家开始怀疑与厌倦朱学琐碎的格物方法，他们试图通过内心深入冥省的方式来获得体悟。作为力图以道统自任的新安理学家，程敏政当然希望自己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去维护朱学的尊严与主导地位，但他对陆学本心论的推崇，强调本心自悟的修养方法，无疑使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陆学的队伍中来。而他采摘朱、陆二家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发挥己学的编撰体例，正是陆象山“六经注我”的实践。缘于此，当时的一些学者纷纷指责他“抑朱扶陆”、“辱朱荣陆”，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在朱、陆兼综和会问题上，程敏政既是集大成者，又是最后的终结者。程朱理学到了这一阶段，已不能再有所发展。紧继其后的王阳明，仿《道一编》的编撰体例，进一步发挥朱、陆早异晚同之论，“范围朱、陆而进退之”，著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附己学，自此以往，王学遂大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