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地图，在福建的左边，广东比福建更改革开放，海外能量更大。右边，浙江人比福建人更聪明更擅于才气，浙江的人均在中国大陆名列前茅，福建民营经济活跃，浙江更是。福建的对面，是台湾，台湾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和政体，目前还是领先的。
福建几乎没有独特优势。
福建的年轻一代看上去，也没比广东浙江的年轻一代同行更好。所以福建的未来在哪里呢？
难道福建发展起来只是靠地理优势？如果是这样，把福建人从八闽大地拿掉，换成甘肃人、江西人等。照样干的一样好。那福建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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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福建的产业资本大量对外输出，或者说被中心城市虹吸。后果是福建的发展在21世纪前十年并不理想，90年代末福建的人均GDP一度超过江苏，但十年后，比江苏落后了好几名。当时福建的硬伤是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能力不足，经济高度依赖投资——尽管福建的民间投资近年表现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现在跟其他沿海发达地区比起来，福建仍然是内需不足。福建异地商会数量居各省第一位，远远超过第二名浙江，但福建的本土没有浙江发达。福建人在异地办了很多企业，税收留在异地，而没有留在福建。但福建本土才是福建人口最多的地方。
跟广东、浙江、江苏相比，福建很难搞出什么高端的服务业，工业上的优势有希望逼近这三个省份，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二、三月份福建的规工利润窜到省份第二、三位，一度超过了浙江，4月打回原形，想必今年会拉近距离。讲道理，福建必须注重对人力资源的高投资，因为福建人口不是很多，才4000万不到。比左边右边都差得远。福建发展起来不就是学四小龙模式吗？土地批租、经济特区不就是学四小龙吗？那么四小龙高增长期的一大特色，就是对教育和人力资源的高投资。这点福建怎么不学？就福建内部，厦门能成为特区的原因之一还不就跟他的教育很好有关。
福建强盛的宋朝、晚清，士大夫辈出，北宋任期最长的宰相蔡京是福建人，土产的。那时的福建民间注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福建以生产竹纸闻名，物质条件的成本降下来配合了这种风气。如果现代福建要放弃这块，那只能从外地引进了，自己不培养，只好把其他地方的人才变成福建人了。但是这需要大环境（方针政策）配合。
福建公共教育界喜欢培养基础教育不平衡地区的女学霸精英，而这批人的下场基本上就是流失，以学历为筹码，混个好老公结婚不再有追求，他们从自己落后的故乡出来，根本不为福建本土做贡献，一心要定居在一线城市，然而福建没有一线城市，福建90年代经济腾飞靠的不是一线城市的虹吸力，跟那些香港亲戚林文镜施至诚OK林等华侨华人返乡投资有很大关系。现在的转型期，福建需要从发达国家理工或文科院校带前沿技术理论回来的大量人才补充。开发内需，一方面是硬件上的新老基建，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管理这种无形资产，来撬动新的产业，他需要注重对本土人力资源的投资。福建本身的产业基础在中国还是不错的，只是需要升级改造，那么，福建在外面招引人才，不如两个三角有吸引力，那福建完全有理由致力本土培养。福建公共教育界二十年沉迷于培养流失到省外的人，断福建转型命脉，罪大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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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追赶经济体，不是发达经济体。因此，福建不能推广传说中的什么快乐教育，存在于一部分人足矣。教育办不好显然损害产业竞争力，这点在后来的美日经贸战中已得到验证。有次川普跟前总统卡特抱怨中国，卡特后来在演讲中说他当总统那年，最头疼的问题是美国的产业好像都转移到了日本。
所谓美国人地理差，什么知道火箭人，但朝鲜不知道在哪里什么的，那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对这种心态，中国人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大清帝国就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跟周边地区交流不需要了解他们，而他们需要了解我们，汉字可以行之于文明世界。大清和美国的共同点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不同点是美国是全球化经济体，大清不是。
根据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国家地理在2016年中做的全球读写调查，样本为1203名18至26岁的美国大学生或大学在校生，他们表现差的问题有这些。【3.8】穆斯林最多的国家：29%的学生选对了印尼，还有29%认为印度是穆斯林最多的国家。【3.10】使用最多的语言：49%的大学生知道汉语普通话是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语言，44%的人认为是英语。【3.12】正确认识地图上的国家：45%可以在地图上指出伊朗，31%的学生可以在地图上指出以色列。【3.15】美国哪个机构有宪法赋予的宣战权力？只有30%的人选了立法，48%认为是行政机关。【3.24】中国和美国哪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更大（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只有29%的人选了美国，67%的人认为是中国。【3.25】哪个国家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货物和服务贸易）？只有10%的人选择加拿大，71%的人认为是中国。
穆斯林错了没什么问题，印度穆斯林和印尼也没差太多。最大贸易伙伴错了也没什么问题，2015年美加的货服贸易额是668亿美元，美中的货服贸易额是664亿美元，没差多少。且2016年美中贸易额就超过了美加。至于31%的学生可以在地图上指出以色列这个是有点少。以上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67%美国大学生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71%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这说明中国在美国的存在感相当强。有一个表现很好的问题是【3.23】正确的贸易表述。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多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这个选项79%的人选对了。——估计就是因为中国制造曾经充斥了美国消费市场，才给很多美国人以错觉，把中国当作美国最大贸易伙伴，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加拿大。
随着奥巴马重返亚太，扭转了中东关注度，然后是川普疯狂的经贸战。中国在美国的存在感越来越高到了政客“一抓就灵”的地步。这就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在什么问题上判断正确，他是会影响方针政策的。
接下来进入权威发言时间。对这件事深有体会的当事人宋美龄，曾在20世纪初老美留学过，她感到了变化，1987年宋美龄以辅仁大学董事长身份对毕业生发表赠言，把美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批判了一番：【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尽人皆知，美国的教育，因受放任哲学的影响，而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家长的随便态度和教学的不良环境，更对学生造成了实质的伤害。】接着她引用了好几个雇主议员的说法：【联合技术公司的一位前董事长曾说：“因世界科技之未来而起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而美国正处下风。” 施乐公司董事长克恩斯说，美国的工业界每年花费250亿美元训练教育不良的工人：“如果缺乏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我们无法成功地跟别人竞争，尤其对日本。” ……我最近注意到巴克莱先生在四月二十日发表在《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他从几种已发表的调查结果发现，美国25%的高三学生以为罗斯福是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我不知道他们会把詹森总统（即林登约翰逊）放在哪个时代？新泽西州选出的联邦参议员布莱德雷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25%的大四学生不知道德州南境邻接哪一个国家。即使在人们称为美国教育圣地的波士顿竟然也有39%的大四学生说不出新英格兰的六个州名。在一项1950年的调查中，84%的学生知道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然而在1984年却只有27%的学生知道。】可见老美业界当时对日本的竞争，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教育体制和观念是很严重的问题。
不过人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地理常识呢？升学考试已经过去，又不是考公务员要找个补习班临时抱佛脚。也不是闹世界革命。华罗庚1946年访问苏联，去大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的家里做客，他惊讶于：【席间，我发现维氏的常识异常丰富。他知道重庆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口，昆明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口，长江、黄河有多长，喜马拉雅山有多么高，衡阳之役的情形如何等等，比之有些中国人还知道的多些。】那时莫斯科要对亚洲输出革命，苏联的士人对中国了解程度深也可以理解。那美国是为什么呢？
不止于学生，美国对东方事务缺乏了解从下到上。问题出在麦卡锡大清洗。60年代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证言：【我对东南亚问题知之甚少，许多人在这方面与我完全相同。当面临越南问题时，我们这些决策者竟然发现，那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更为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也缺乏专家来提供咨询，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1961年柏林危机出现之时，以及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F·肯尼迪总统都能求助于卢挨林·汤普森、查尔斯·波伦、乔治·F·凯南等高层人士，他们对苏联有极深的了解。然而，无论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国务院，高层官员中却无人对东南亚有像样的了解。据我所知，五角大楼中仅有一名军官，参与过那一地区镇压暴乱的行动——中校爱德华·兰斯代尔，他曾担任过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和南越吴庭艳的顾问。但是，爱德华·兰斯代尔的职位相对较低，在地缘政治学的知识方面也所知甚少。这一差距极有讽刺的味道，因为它的出现与五十年代泛滥的麦卡锡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国务院中第一流的东亚与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小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瑟维斯、以及约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场歇斯底里式的热潮中遭到了清洗。由于缺乏这类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见和犀利的洞察，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的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麦克纳马拉作为民主党政府的国防部长，讨厌共和党议员发动的麦卡锡主义可以理解，但他针对麦卡锡主义清洗掉了美国人的东亚和中国大脑，也是值得注意的内容。
麦卡锡议员来自威斯康星州，这个州曾经是红州，拥有孤立主义氛围，出过知名的孤立主义参议员。麦卡锡主义=保守思潮。那么，
宋美龄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请注意，宋美龄是民国残留的代表，她希望美国做世界警察，所以她也希望美国人了解世界。了解世界，进而保卫她的台湾。
川普时代老美孤立主义抬头。2020年6月13日川普面对西点军校陆军毕业生的讲话指出，【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军不是为了解决遥远大陆上的历史冲突而战。】云云。
但川普政府挺台湾是众所周知的强力。大量的军购、技术转移，鼓励美国500大企业投资台湾，试图让外商产业从中国大陆抽出，国会出台了多部惠台或重视台湾的法案，为双边关系升温铺垫。逻辑是，中国威胁到美国的国内或全球利益，川普政府会为了中国挺台湾。
事实上，当选请焦灼，民调落后之时，川普团队也喜欢拿中国说事，为了给选民加深不良印象，川普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取外号叫北京拜登，简称BB。应该说他们相当关心海外事务，只是取向有了大调整，比如，对不愿意在中国政策上配合美国的默克尔德国，川普选择撤军。美国已非20年代的美国，他肩负的责任多到让他无法解套，只能继续前进，即使换一种方式前进。
为方便理解，以上内容全部换算成中国：
美国25%的高三学生以为罗斯福是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美国有意淡化越战影响）——>相当于中国25%的高三学生认为抗战期间的中国主力是毛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而蒋介石消极抵抗（中国官方有意淡化抗战国军作用）。
德州达拉斯市25%的大四学生不知道德州南境邻接哪一个国家——>陕西榆林+山西大同+内蒙鄂尔多斯25%的大四学生不知道新僵邻居哪几个国家。
教育圣地的波士顿竟然也有39%的大四学生说不出新英格兰的六个州名——>武汉39%的大四学生说不出老工业基地东北的几个主要城市。
1984年美国27%的学生不知道马尼拉是菲律宾首都（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基督教等西方文化扎根，80年代菲律宾发展迅速）——>相当于27%的中国学生不知道越南首都是河内（中国曾援越抗美，把越南视为自己的肘腋，越共的很多方针是照抄中国的，包括革新开放，越南受惠于中韩台产业转移）。
以上情况放在个别，或许不是问题，不知道又怎样？又不妨碍博感情，不妨碍吃饭喝酒。但如果整个社会是这样，形成集体显意识，他会左右这个社会的议题导向。而方针政策产生于社会议题。也就会左右方针政策。这跟90后00后不喜欢进工厂是一个道理，就业机会与社会议题都变了。
战后美国做惯了世界中心，孤立主义抬头。给美国后续的竞争力埋下问题。但美国仍然是大爷。
福建不是大爷，不是留学目的地，福建培养一大堆把学历当做婚姻的筹码、放弃更高追求的女学霸，这不符合教育的性质。福建不能通过引导教育造成社会上利于产业转型的氛围，所以福建只能上面多多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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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大概有两个历史的高峰，第一个是宋-元，第二个是晚清。现在福建不处于历史的高峰。现在的福建是20世纪形成的新福建，而20世纪初的福建已经曝露出现在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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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福建还是二线省份，但增长乏力的态势已经显现出来。福建的人口下降期和江浙不同，江浙在1852年以后，福建在20世纪初。从1852太平军北上长江流域起到1912年清末民初，江浙人口呈暴跌与缓慢回升之势，江苏人口从4449万回落到3228万，浙江人口从3029万回落到1244万。低谷的时候，江苏1874年人口1982万，浙江1866年人口638万。福建在太平天国最乱的时候倒是一直上升，在1897年达2683万，1912年回落到1585万。这段时间刚好也是工厂数量列省份名次下降一位的时间。导致江浙人口暴跌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福建本土人口暴跌的原因，从切合本帖要表达的东西的含义上，应包括茶产业与贸易衰败引发的经济衰败。茶产业与贸易衰败的原因很多，本土品质不知改良，海外有印度次大陆英国人办的茶园更现代化的生产的竞争，海内有厘金的吃拿卡要，福州城-南台岛双重课税之类（南台岛是通商口岸）。其实这就证明宋美龄及她引用的批评是对的，福建当年的龙头产业输在了美国病上（美国病改装自英国病—福利、荷兰病—能源出口依赖，美国病指地理普及差）。尽管生在一个自谓世界中心的帝国，但福建不是世界中心，也不是帝国中心的命，却跟着帝国中心染上了世界中心主义的病。
旧的优势逐渐不能支撑，而福建也没有新的工业补充进来。
认识晚清的福建发展，需要把握的一个大势：福建在1860年代获得长足发展，20世纪初衰退厉害。
清同治七年（1868），福厦占全国出口23%（1595万两/6911万两），占全国贸易额17.3%（2427万两/14035万两）。这个份额比民国初年高出10%。民国初年衰退到6%。此外，福厦顺差762万两，全国逆差212万两（进7123-出6911）。
贸易额高关税自然高。清同治二年（1863）各关税收/单位海关两，福州171万两，厦门47万两，总计218万两。全国关税851万两，福厦占比25.6%。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海关税课 /单位海关两，福海116390两（三都澳），闽海1304179两（福州），厦门2177232两，总计360万两。全国关税152830万两，福建三关占比零头都不到。越混越差。【海关税收=进口税+出口税+复进口税+转口税+内地出入子口税+船钞+附征赈捐】
从20世纪前期福建的持续逆差、贸易规模和关税增长缓慢就可以看出来，福建的现代化遭遇困境。不过就现在福建的货贸额占全国也仅4.2%（2019年1.33万亿/31.54万亿人民币元）。还不如民国时期5.3%（1929年1.8亿/34.1亿国币元），更不如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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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能力和工业密切相关，但是看旧社会上海，进口远远大于出口，他是内需为主，其实我觉得哈，马关条约扣掉割地赔款的部分，其实是清朝的入世，开放倒逼改革，华商集股办厂搞轻工纺织形成风气，这是一次对内需的探索，福建被边缘化了。抗战时代沿海沿江工业内迁，导致内地工业突飞猛进，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建国后的五年计划侧重怎么建设内地，就是根植于抗战时代的布局。福建继续落后。所以在近代，福建只抓住了第一波洋务运动。大环境上跟中国的外贸不够发达有关。
外贸大顺差意味着二工时代从债务国通向债权国的关键一步。福州直到1897年才出现逆差，福厦两港1895年才出现逆差，福厦外贸占全国比重在1889年之后才低于1/10，福厦关税占全国比重在1897年之后才低于1/10，1894年北洋水师黄海战败、闽籍管带纷纷殉国，1888年英国茶叶进口印度货超过中国货（8621万磅>8065.3万磅），英国完成进口替代，1985年台湾建省从福建独立出去，一系列打击，经过失落的1880年代，福建正式走衰。
工业化首先是产业链集群，工厂看数量很片面，有些人口比较多的省份可能量大，但创造利润却比较低，那在晚清不能确认工业利润总额是多少的情况下，还是得用数量来衡量。工业大家都是从零起步，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初年（1912），福建工厂1320家，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里排名第六，仅次于浙江2583、广东2426、江西1678、山西1655、奉天（辽宁）1331，占全国工厂20749家的6.4%。福建工厂职工数28989人，省份排名第七，仅次于江苏98017、湖北94288、广东78653、湖南72583、浙江70551、江西39302，占全国工厂职工数661784人的4.4%。
以优势行业分，福建工厂和职工数目相对多的行业是造纸业，411家工厂，仅次于浙江929家，有造纸职工6517人，仅次于浙江13268人。制茶业福建有150家工厂，仅次于江西160家，福建制茶职工数6606人，少于湖北72912人湖南40230人江西12797人浙江11363人，这说明福建的制茶工厂规模跟长江流域的省份比起来偏小。制糖业福建有83家工厂，仅次于四川103家和广东406家，有制糖职工993人，仅次于四川1511人和广东5520人。畜产及水产品制造业福建有4家工厂，仅次于奉天（辽宁）8家，但福建水产品制造职工数34人居各省第一。
民国初年（1912）福建工业的名次和现在其实差不多：2018年福建规上工业企业单位数17470家，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里排名第七，仅次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占18年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单位378440家的4.6%。2018年福建第二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423.51万人（制造业213.65+采矿业1.3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建筑业197.02），省份排名第六，仅次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
无论如何比起战后都好多了。1946年6月全国工厂11877家，福建107家，占比仅0.9%。抗战中福建严重衰弱了，因为无论是日军侵略沿海，还是太平洋战争（侵略东南亚）都对福建不利。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福建工厂921家，省份排名第五，比民国初年高一位。自马关条约迫使清廷把部分行业的制造权释放给外商和私人，华南地区的发展便更加落后给长江流域。19世纪后期的福建工业在全国的水平应该就是晚清时代福建横比最高的。
有一些地区崛起主要是靠政治资源，比如北京，民国的北平现代化经济地位不如天津、广州、武汉三镇，民国1929年的工业调查，那好几个都市工会会员都比北平多得多。民国的一线城市中，衰弱最厉害的武汉应该在列。
武汉的崛起和旧社会上海的崛起有个共通点就是内需开发，上海当时是主进口的。现在武汉没有沿海发达，原因就是中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上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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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后的福建算是商会和行业组织活跃的省份。21世纪福建资本大量溢出，福建在全国各地形成了数量最多的闽籍异地商会，福建输出了几百万的人在各地经商就业。类似情况在晚清没有发生。因为晚清的福建还是海外经商比较有优势。国内还不行，国内不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福建本省就不行。
从商会和入会商号数也可以管窥各省商业经济活跃程度。民国初年（1912）各省商会及入会商号数：直隶省商会61（商号12784），奉天省商会64（商号12368），吉林省商会26（商号5231），黑龙江省商会2（商号594），江苏省商会72（商号22418），安徽省商会17（商号2943），江西省商会61（商号10325），浙江省商会76（商号16739），福建省商会35（商号5611），湖北省商会19（商号5953），湖南省商会15（商号12665），山东省商会47（商号6043），河南省商会51（商号6870），山西省商会28（商号4220），陕西省商会4（商号1848），甘肃省商会7（商号718），四川省商会96（商号30655），广东省商会（商号28848），广西省商会36（商号5977），云南省商会8（商号730），贵州省商会5（商号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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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派的士大夫喜欢讲办实业、办学校，学校为实业提供人才。福建的办学特色非常典型的偏重于专门与实业学堂这两种，师范学堂是福建的弱项，师范就是培养老师的，所以福建缺师资。
宣统元年（1909）为例：
福建的学堂及教育处所678个，倒数第四，数量仅高于新彊、黑龙江、吉林三省，占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58896个的1.2%。学生数29663人，倒数第六，数量仅高于甘肃、贵州、吉林、黑龙江、安徽五省，占全国学生数1626720人的1.8%。
其中，专门学堂学生数1067人，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排名第九，次于直隶（河北）、河南、江宁+江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占全国专门学堂学生数18639人的5.7%。
其中，实业学堂学生数915人，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排名第九，次于直隶（河北）、河南、江宁+江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占全国专门学堂学生数16649人的5.6%。
其中，师范学堂学生数641人，倒数第四，仅高于吉林、黑龙江、新彊，占全国师范学堂学生数28572人的2.2%。
其中，普通学堂学生数27158人，倒数第七，仅高于吉林、黑龙江、安徽、贵州、甘肃、新彊，占全国普通学堂学生数1561674人的1.7%。
专门学堂和实业学堂学生数是福建的优势，福建专门和实业学堂学生数占比分别为5.7%、5.6%，与福建工厂占比6.4%、工厂职工占比4.4%相当接近。
但总体上，福建在教育上的总量指标排名大幅低于工贸在全国的排名，如果把关外的省份扣掉，只算关内，或者只算福建所处的东部沿海地区，福建的教育建设实际上是相当薄弱的。作为偏科生，福建在清末办学的潮流上逐渐被甩开。光绪三十四年（1907），福建师范学堂学生数尚有1075人，两年后遽降40%，为641人。师范学堂培养老师，福建师范学堂基础差，师资就差。同时，这也是福建本地闹学潮没有达到其他沿海发达地区水平的原因之一。师范学堂其实是民国闹革命的人很喜欢寄居的地方，许多革命女杰就出自师范学堂。
看来教育问题是福建现代化的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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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清三朝，福建正途产生的士大夫的绝对数量排名不断退步：
福建路北宋进士2600名，南宋4525名，合计7144名。仅次于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合计的8504名。两宋福建路进士占全国总录取进士28933名的24.7%。两宋福建状元22名约占总录取状元118名的18.6%，全国第二。
宰相是士大夫的最高阶段。北宋宰相计72人，福建占10人，仅次于河南，居全国第二位；南宋宰相62人，福建有8人，仅次于浙江、江西，居全国第三位。
明朝福建进士2116名或2395名或2410名，占总录取进士24597名的8.6%或9.8%，次于浙江、江西、江苏，居全国第四位，人均第一。产生状元11名，占总录取状元90名的12%，次于浙江、江西、江苏，全国第四。产生宰相17人，占宰相总数189人的9%，次于浙江、江西、江苏、河北，全国第五。（有本省籍跑到外省落户、或者外省籍跑到本省落户的，口径不一，往多了算）
清朝前中期福建在科场的地位严重下降，没有一个状元，更别提军机大臣。清朝福建进士1337名，占总录取进士26849名的5%。比重下降到元朝水平。元朝福建进士67名，占总录取进士1135名的5%。这两个少民统治时代，福建进士比重都处于低位。元朝的福建至少还有外贸首位度。清朝的福建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1870年代来到福建的传教士陆一约，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教育水平的估算：【北方省份说普通话的人多，而南方由于方言和语言众多，书面语和市井俚语差异大，所以北方读者的比例要高于南方。文盲程度最高的省份是福建。在这里，一些专门出售《圣经》读物的精明小贩向作者确认，福建只有1%或者2%的男性具有足够的才智，能在阅读《圣经》时透过眼睛把意义传达到大脑和心灵。】晚清来福建做过教育长官的士大夫是呼应这名传教士的，张集馨在1860年日记中引用提督福建学政的徐树铭的话：【省城无一读过四书之人。】这是很夸张的话，但不是空穴来风。看来晚清的福建已经丢掉了以往福建人的特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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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表示，尽管生在一个自谓世界中心的帝国，但福建不是世界中心，也不是帝国中心的命，却跟着帝国中心染上了世界中心主义的病。
而且比其他东南-华南省份病的更重。
福建如果要继续这种教育二流的状态，那福建就绝对不能丧失优于其他省的人才引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