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复活第二部34-42节内容概述 （2）
38在下城火车站。犯人车厢。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和其他女犯谈话。火车出发
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书中写了五个。聂赫留朵夫见到两个。作者特注某年本地曾发生过五个犯人中暑死亡的事。这也许是在与沙俄的书报检查制度有关。
在下城火车站。犯人车厢。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和其他女犯谈话。火车出发。一个孕妇就要生育，请求下车。让费多霞的丈夫过来，被拒。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需要一点水也没能如愿。拉犯人的火车开走了。
（2020/4/22）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
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①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①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
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
我们要到下城再能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是魔鬼！”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要不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39柯察金家一伙人。聂赫留朵夫在火车开行前同姐姐见面。聂赫留朵夫出发
上城火车站，候车室，站台，三等车箱。聂赫留朵夫与同行的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及老仆女管家阿格拉斐娜，柯察金公爵一大家子：公爵，公爵夫人，公爵小姐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柯察金公爵一大家子坐一等车箱，聂赫留朵夫坐三等车箱。他与公爵小姐米西及其一家的关系至此就“一刀两断”了。
至于姐姐，聂赫留朵夫的感情很复杂。他怀念少年时与姐姐相处的好时光，人的善良亲情友谊，他厌恶现在的姐姐成了丈夫的附庸，连说话的口吻，议事的思路。“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但是，他又觉得不该伤害他们，心怀歉意。不管如何，姐弟此前的真情不复存在。“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
（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姐姐已经很介意遗产继承了，这又令聂赫留朵夫很伤心。聂赫留朵夫太敏感。他以为在改变在复活在告别旧生活，决心够大，结果究竟怎样，未可预料。他已经在以已律人了。
（2020/4/22）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有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40聂赫留朵夫在火车小平台上想到囚犯的死。雷鸣和暴雨
在开往上城火车的车尾，照样能热难耐。聂赫留朵夫想起了今天许多的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就是亲眼目睹的两个中暑死去的人。他们是被害死的。谁害死的呢？你找不到负责任的人。从省长典狱长监狱医生押解兵……不过在执行某种命会照规矩行事罢了。但如果他们是正常人，像正常人那样思考行事，这样热的天气送这些人上路就不会发生，会有水喝，会在荫凉外休息，会有人照顾……但这种惨剧还是发生了。他们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只有制度，只有职责，而没有爱心。他们残酷无情。他们把活活的人当成了物件！
更多的议论都集中在官僚体制上，所谓的法，与上帝白旨意背出而驰。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在反省。如果没有爱心，那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干出来！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就是不断地分析自己，用上帝的旨意检验内心与行为，一步一步走向人类之爱！
（2020/4/22）
（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38在下城火车站。犯人车厢。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和其他女犯谈话。火车出发
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书中写了五个。聂赫留朵夫见到两个。作者特注某年本地曾发生过五个犯人中暑死亡的事。这也许是在与沙俄的书报检查制度有关。
在下城火车站。犯人车厢。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和其他女犯谈话。火车出发。一个孕妇就要生育，请求下车。让费多霞的丈夫过来，被拒。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需要一点水也没能如愿。拉犯人的火车开走了。
（2020/4/22）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都已坐到装有铁窗的车厢里。
从监狱到车站的一路上，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还有三个中暑死亡：其中一名也象前两名那样被送到就近的警察分局，还有两名都是在车站上倒下的。①押解人员操心的，倒不是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五个本来可以不死的人。这事根本不在他们心上。他们操心的只是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把死人和他们的文件、杂物送到该送的地方，把他们的名字从押送到下城的犯人名册中勾销。办这些事很麻烦，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热天——
①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托尔斯泰注。
每节车厢里都是一片镣铐声、忙乱声、说话声，其中还夹着毫无意思的下流话，但出乎聂赫留朵夫的意料，没有一个地方在谈论路上死去的同伴。他们谈的多半是他们的袋子、饮用水和挑座位问题。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卸手铐。犯人们伸出双手，）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听从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窗口。
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窗，引起了她们的注意。靠窗几个女人住了口，向他凑过去。玛丝洛娃只穿一件短袄，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这边窗口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推推玛丝洛娃，给她指指这边窗口。玛丝洛娃慌忙站起来，拿头巾包住乌黑的头发，红润冒汗的脸上现出活泼的微笑，走到窗口，双手抓住铁栅。
“天气真热呀！”她快乐地笑着说。
“东西收到了吗？”
“收到了，谢谢。”
“还需要什么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车厢里的热气简直象从蒸汽浴室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最好能弄点水喝喝，”费多霞说。
“是啊，最好弄点水喝喝，”玛丝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送来过，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聂赫留朵夫说，“我去问押解兵要点水来。
我们要到下城再能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丝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
“我坐下一班车走。”
玛丝洛娃一言不发，过了几秒钟才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是怎么搞的，老爷，说是有十二个犯人被折磨死了，是真的吗？”一个神情严厉的上了年纪的女犯人用男人般的粗嗓子说。
她就是柯拉勃列娃。
“十二个，我没听说。我只看见两个，”聂赫留朵夫说。
“听说有十二个。造这样的孽，他们都没事吗？简直都是魔鬼！”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丝洛娃竭力忍住嘴唇上快乐的笑意，说，“那么，能不能把这女人留下来，要不她太受罪了。哎，您最好去跟长官说说。”
“好的，我去说。”
“哎，还有，能不能让她同她丈夫塔拉斯见一次面？”她瞥了一眼笑盈盈的费多霞，示意聂赫留朵夫说。“她丈夫就要跟您一起动身了。”）
39柯察金家一伙人。聂赫留朵夫在火车开行前同姐姐见面。聂赫留朵夫出发
上城火车站，候车室，站台，三等车箱。聂赫留朵夫与同行的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及老仆女管家阿格拉斐娜，柯察金公爵一大家子：公爵，公爵夫人，公爵小姐米西，和她的表哥米沙，还有那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外交官奥斯登。柯察金一家人正从他们城郊的庄园搬到公爵夫人姐姐的庄园里去。那个庄园座落在下城的铁路线上。柯察金公爵一大家子坐一等车箱，聂赫留朵夫坐三等车箱。他与公爵小姐米西及其一家的关系至此就“一刀两断”了。
至于姐姐，聂赫留朵夫的感情很复杂。他怀念少年时与姐姐相处的好时光，人的善良亲情友谊，他厌恶现在的姐姐成了丈夫的附庸，连说话的口吻，议事的思路。“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但是，他又觉得不该伤害他们，心怀歉意。不管如何，姐弟此前的真情不复存在。“一谈到财产和继承问题，就破坏了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
（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姐姐已经很介意遗产继承了，这又令聂赫留朵夫很伤心。聂赫留朵夫太敏感。他以为在改变在复活在告别旧生活，决心够大，结果究竟怎样，未可预料。他已经在以已律人了。
（2020/4/22）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姐姐一向很有感情，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如今同她待在一起却觉得别扭，难堪，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不再存在，只剩下一个胡子蓬松、肤色发黑的讨厌丈夫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分地给农民和遗产继承等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而这一点却使他感到伤心——）
（聂赫留朵夫同搬行李的脚夫和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喏，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着塔拉斯对姐姐说，关于塔拉斯的遭遇他上次已对姐姐讲过了。
“难道你真的坐三等车吗？”娜塔丽雅看见聂赫留朵夫在三等车厢旁边站住，脚夫拿着行李和塔拉斯一起走上那节车厢，就问。
“是的，这样方便些，我有塔拉斯一起走，”他说。“哦，还有一件事要同你说一下，”他添加说，“我至今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万一我死了，就由你那几个孩子继承好了。”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
“就算我把那些地都给了农民，我也有一件事要说明，那就是我其余的东西都将传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即使结婚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我求求你，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不过聂赫留朵夫看出她听了这话觉得高兴。）
40聂赫留朵夫在火车小平台上想到囚犯的死。雷鸣和暴雨
在开往上城火车的车尾，照样能热难耐。聂赫留朵夫想起了今天许多的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就是亲眼目睹的两个中暑死去的人。他们是被害死的。谁害死的呢？你找不到负责任的人。从省长典狱长监狱医生押解兵……不过在执行某种命会照规矩行事罢了。但如果他们是正常人，像正常人那样思考行事，这样热的天气送这些人上路就不会发生，会有水喝，会在荫凉外休息，会有人照顾……但这种惨剧还是发生了。他们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只有制度，只有职责，而没有爱心。他们残酷无情。他们把活活的人当成了物件！
更多的议论都集中在官僚体制上，所谓的法，与上帝白旨意背出而驰。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在反省。如果没有爱心，那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干出来！聂赫留朵夫的复活就是不断地分析自己，用上帝的旨意检验内心与行为，一步一步走向人类之爱！
（2020/4/22）
（他的头脑里今天充满了各种印象，此刻却特别生动地浮现出第二个死去的犯人那张漂亮的脸，以及他那含笑的嘴唇、严峻的前额、头皮剃得发青的头盖骨和头盖骨下不大的结实的耳朵。“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作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负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只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①之类（俄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农民起义领袖——）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