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家暴的帮凶？

疫情期间有关家暴的求助，增加了大约20%。”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创办人李莹告诉记者。
她最近参与救助的一起案件，丈夫本就有家暴史，疫情期间无法务工，终日在家酗酒，诱发更多家庭矛盾。最终，丈夫将妻子从楼梯上一把推下，女人伤重入院。

“封闭环境下，冲突后缺乏回旋空间，矛盾容易激化。”李莹说，疫情后续引发的失业、收入降低等问题也带来压力，都是家暴的潜在诱因。家庭矛盾发生后，原本可能介入的亲友、公权部门等第三方角色，也难免受疫情影响。
湖北的一位反家暴社工在电话里安抚刚遭受完殴打、仍在啜泣的女性时，伴随一声重响，对方电话突然挂断，这令他非常担心。而在疫情严峻时期的河南，因为封路，一位遭受家暴的妇女带着孩子徒步近5小时，才与在两县交界焦急等待的朋友汇合。

何苗在3月曾接到过一位女孩的求助。她的父亲喝醉了，殴打了她和她的母亲，还举起了刀。两人叫来一位亲戚，随后报警。他们没有想到，被警察和亲戚带走的父亲仅仅半小时后就回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更激烈的怒吼和砸门声。女儿一边和母亲竭力堵住房门，一边在网上咨询何苗：“我们该怎么办？”
次日，女孩前往派出所报警，警察没有给出报警回执，也没有开具对加害人的告诫书。做完将近2小时的笔录后，女孩问：“为什么昨晚我爸半小时就回来了？”
值班的警察表示很无辜：你家亲戚答应看着他，谁知道他直接回家了。
短短一个月，何苗接到过不止一起类似求助。有未成年女孩在深夜发来信息，称自己的性命成了爸爸胁迫妈妈的“筹码”。几天后，何苗再度关心女孩时，对方说：报警了，但没有用；很多求助方式都没有起效。唯一的希望只有自己成年后带妈妈离开这座城市。
最近几个月，李莹也一度在援助中感觉到阻力：希望法院为求助者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时法院表示联系不到人，有时表示需要网络视频办案，但施暴者称不会上网，他们也没办法。
有的法官说了“心里话”：保护令有什么用？就算我们发了，日子还是你们俩过。
“这算疫情带来的影响吗？”李莹说。

“很多人觉得，反家暴的终点就是要离婚。没这么简单。”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庭长王道强告诉记者，舆论常说，“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也有人指责第一次离婚诉讼往往难以在法院获得离婚判决。
他记得，一对拥有3个孩子的夫妻因为家暴走上法庭，妻子是受害者，但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判决了离婚，孩子的抚养权如何归属，生活又怎么办？女人自己说：感情真的还在，但丈夫酒后打人太疯狂，怕被打死。这是一线审判人员时常面临的复杂情况。

万飞是湖北省监利县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创始人，作为一名退休民警，他在当地与妇联、公安等部门合作，多年来开展“万家无暴”行动。他感觉，“很多家暴受害人，将‘我要离婚’作为最后的稻草，但离婚绝不是家暴的终点。”
曾有女性来向他求助，称自己的丈夫很暴躁，遇事喜欢动手，更热衷言语威胁，动辄扬言要杀死她的家人，逼迫其顺从自己，所以想知道怎样才能离婚。
“假设你今天拿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回到家，你丈夫说，离婚就把你俩的孩子杀了。你敢离开吗？”万飞问。
女人愣了很久，嗫嚅道：“不敢。”
“那他这么多年叫嚣伤害你的家人，施行过吗？”
“没有。”
“他怕警察吗？”
“怕。”
万飞的言下之意是，对大多数家暴受害者，最大的问题并非远离施暴者，而是他们的精神在长期的殴打、恐吓下变得脆弱、服从。施暴者不见得敢去伤害其他家人，诸多手段均是为了控制。所以，当务之急是让受害者重拾勇敢、独立的心态。这便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

监利警察，呵呵

很多的女人就喜欢这样的人，说再多也没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