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孟子》一书的开头就是义利之辨。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也很直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孟子就讲了一番道理，梁惠王估计也是听不进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争战不已，每个诸侯国的君主都面临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都在考虑如何富国强兵。孟子有一套“仁者无敌”的理论，即通过仁政达到“无敌”于天下，还有一个时间表，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即可无敌。但这个理论实施起来有点迂回，难于解决各诸侯国的急迫之需，在达到“无敌”之前可能就要被人灭国了。所以各国都是急功近利的追求富国强兵之策，孟子的仁政主张难于得到实行。
孟子提倡的仁义固然没有得到实行，但诸侯国舍义逐利也没有一个能成功的。排斥仁义最甚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富国强兵从而统一六国，算是成功吗?不！自公元前770年秦人首领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诸侯，到秦始皇时已享五百年国祚，结果，秦嬴政用十年时间统一六国，然后在延续了十五之后被项羽刘邦灭掉，最后死的比六国还惨，只比六国多活了十五年而已。秦始皇用三十年时间葬送了秦国五百年国祚，站在秦人的角度，这算是成功吗？
遵循仁义，则义利兼得。舍义而逐利，利也终将成空。象山说：“周道之衰，民尚机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将以沽名，名亦终灭，将以徼利，利亦终亡。”
（2）
宋代理学兴起，相对于先秦儒学，理学被称为新儒学。义利之辨也是理学中的核心命题。
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侧重于教化诸侯国君主，使诸侯国的国君能实行仁政，能成为周文王那样的圣王，这时的义利之辨表现为王霸之辨。诸侯国都想成为“霸”，没有想当“王”的。宋代理学的义利之辨则侧重于教化百姓，使百姓知仁义，使百姓成为圣贤。这是儒学从“觉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
陆九渊去拜访朱熹，朱熹此时刚修好白鹿洞书院，朱熹请陆九渊给学生们讲一课。陆九渊晚上准备好了讲义，准备讲《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第二天陆九渊讲得很精彩，有的学生感动的甚至流泪，朱子也很有触动，让人把象山的讲义刻在了石头上，这块石头至今仍在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中。
（3）
义就是道德，利就是事功。义利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体用关系，义是体，利是用。孟子的仁政和“无敌”理论，从体用角度来看，是先体后用，先有“仁”，然后才能“无敌”。这个不能解决诸侯国的燃眉之急，所以孟子的主张被认为迂阔，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去实行。
（4）
王阳明主张的事上磨练，很好的解决了义利关系中的“体用合一”问题。
事上磨练就是在“事功”上磨练，在“利”上磨练，在谋利或做事的过程中存天理去人欲。从体用关系来看，就是在“用”上做功，以用复体，以功夫涵养本体。这样的好处就是：一是有事功，有“利”，这就能满足现实之需；一是能存养仁义，涵养良知。如此，则义利兼得，道德与事功兼得。
如何事上磨练？看传习录中的两条语录：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门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如此磨练，便是本体功夫合一，就能义利兼得，即事功与道德兼得。
在《孟子》一书的开头就是义利之辨。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也很直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孟子就讲了一番道理，梁惠王估计也是听不进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争战不已，每个诸侯国的君主都面临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都在考虑如何富国强兵。孟子有一套“仁者无敌”的理论，即通过仁政达到“无敌”于天下，还有一个时间表，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即可无敌。但这个理论实施起来有点迂回，难于解决各诸侯国的急迫之需，在达到“无敌”之前可能就要被人灭国了。所以各国都是急功近利的追求富国强兵之策，孟子的仁政主张难于得到实行。
孟子提倡的仁义固然没有得到实行，但诸侯国舍义逐利也没有一个能成功的。排斥仁义最甚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富国强兵从而统一六国，算是成功吗?不！自公元前770年秦人首领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诸侯，到秦始皇时已享五百年国祚，结果，秦嬴政用十年时间统一六国，然后在延续了十五之后被项羽刘邦灭掉，最后死的比六国还惨，只比六国多活了十五年而已。秦始皇用三十年时间葬送了秦国五百年国祚，站在秦人的角度，这算是成功吗？
遵循仁义，则义利兼得。舍义而逐利，利也终将成空。象山说：“周道之衰，民尚机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将以沽名，名亦终灭，将以徼利，利亦终亡。”
（2）
宋代理学兴起，相对于先秦儒学，理学被称为新儒学。义利之辨也是理学中的核心命题。
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侧重于教化诸侯国君主，使诸侯国的国君能实行仁政，能成为周文王那样的圣王，这时的义利之辨表现为王霸之辨。诸侯国都想成为“霸”，没有想当“王”的。宋代理学的义利之辨则侧重于教化百姓，使百姓知仁义，使百姓成为圣贤。这是儒学从“觉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
陆九渊去拜访朱熹，朱熹此时刚修好白鹿洞书院，朱熹请陆九渊给学生们讲一课。陆九渊晚上准备好了讲义，准备讲《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第二天陆九渊讲得很精彩，有的学生感动的甚至流泪，朱子也很有触动，让人把象山的讲义刻在了石头上，这块石头至今仍在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中。
（3）
义就是道德，利就是事功。义利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体用关系，义是体，利是用。孟子的仁政和“无敌”理论，从体用角度来看，是先体后用，先有“仁”，然后才能“无敌”。这个不能解决诸侯国的燃眉之急，所以孟子的主张被认为迂阔，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愿意去实行。
（4）
王阳明主张的事上磨练，很好的解决了义利关系中的“体用合一”问题。
事上磨练就是在“事功”上磨练，在“利”上磨练，在谋利或做事的过程中存天理去人欲。从体用关系来看，就是在“用”上做功，以用复体，以功夫涵养本体。这样的好处就是：一是有事功，有“利”，这就能满足现实之需；一是能存养仁义，涵养良知。如此，则义利兼得，道德与事功兼得。
如何事上磨练？看传习录中的两条语录：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门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如此磨练，便是本体功夫合一，就能义利兼得，即事功与道德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