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接触到安徒生童话，是在三十年代初学习英文的时候。那时学英文是用英国出版的课本，里面选有安徒生的童话。我记得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野天鹅>，童话中的主角艾丽莎，为了救助她几位被巫婆皇后坑害了的哥哥所表现出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深深地感动了我。后来我在世界语（审订者注：波兰眼科医师L.柴门霍夫于1887年设计的人工语言，试图做为国际通用的第二语言，以增进世界各民族间的了解，消除彼此的隔阂。目前使用此语言人数估计超过十万人）中又读到了更多的安徒生童话。原来世界语的创造者柴门霍夫，为了使他的语言成为文学语言，从而奠定它的牢固基础，亲自译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包括从德文转译的当时他所能搜集得到的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这篇故事，更触动了我的心，我一直忘不了「小人鱼」的生动形象和她在爱情上所遭到的悲惨结局。  

抗战期间，我生活倥偬，再也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读这些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我在英国战时宣传部工作，向英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战事迹，以配合英国准备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国内动员。大战结束后我去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生活变得意外地安静起来。在这情况下，我又不时翻阅起安徒生的童话来——特别是在夜间感到疲劳的时候。我一进入童话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时活跃起来。由此安徒生的国家和人民也引起了我的兴趣。1946年以后，战时一度消沉了的剑桥大学又变得生气勃勃。许多服兵役的大学生又回到了学校，外国留学生和学者也不少。我在他们中间结识了一些北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寒暑假期间常常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度假。从1947年开始，几乎每个寒暑我都去瑞典或丹麦，住在他们的家中。丹麦我去的次数最多，有两个家庭几乎把我看做是他们的成员——1988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我「丹麦国旗勋章」时，我又应丹麦文化部的邀请同老伴访问了丹麦三个星期。  

当年住在丹麦，自然要看每天的丹麦报纸。我得学丹麦文——为了同一目的我也学习瑞典文。逐渐我也透过丹麦文读了一些安徒生的童话。我发现过去透过英文或法文所读的那些童话，不少与原作大相径庭。首先，那些译者可能为了适应本国图书市场的需要，常常在译文中做些删节或改写，有的改写对原作的损害——甚至歪曲——相当严重。至于原作中的浓厚诗情和幽默以及简洁、朴素的文体，那些译文几乎完全没有表达出来。很明显，有些译者只是把这些童话当做有趣的儿童故事，而未意识到这些作品是诗，是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的伟大的文学名著。于是我便感到手痒，想把这些作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我在剑桥，空闲时候就开始做这件工作。  

翻译本身是一种语言的训练，是对作品及其作者深入理解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痛苦，也有愉快。如何把一种语言转化成为另一种语言，而又使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甚至行文的节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完成后，心情上总是无例外地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许多难点克服了。我当然没有什么翻译计画，只是在有空时把我最欣赏的作品译出来。  

在欧洲住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特别是在那宁静的大学城剑桥一口气住了五年以后，我的视野、感觉，甚至心态，也就慢慢适应了那里的气氛——大概也不得不如此。回到中国以后，遍地都是人，城市不论大小，总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使我联想到，我们的下一代的数目自然也是庞大无比的。这又使我联想到我在西欧所见到的情景，那里每逢圣诞节，所有的书店，不论大小，总要摆出许多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供成年人选购，赠送给他们的儿童做为礼物。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每一季都要出一期儿童读物专号，评介新出的儿童书籍。那专号一般约有二十万字的篇幅，这也说明他们所出版的儿童读物极多。儿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对他们的成长和培育的重视，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