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第一周，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
4月5日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医院里度过了本月的首个周末，在他确诊十天以后。他的医生称这只是一种“预防性手段”，虽然鲍里斯已经表现出持续性的发热。但就在数个小时后的周一下午，他的情况开始恶化，目前已经转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由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暂代首相职位。
4月4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模型教授、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顾问格雷厄姆·麦德利建议英国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要采取“群体免疫”政策。他说：“能慈孝堂帮助我们度过这次紧急卫生事件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人们感染，因此变得不再脆弱。”
他警告，英国正在采取的“封锁”政策已经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墙角”，继续这样下去，会带来比新冠病毒更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会陷入全面崩溃。在他看来，封锁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阻止了短期内的传播，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麦德利指出，在4月13日，首相将会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以确定封锁政策是否要继续。
在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3月13日首次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专家和媒体的批评之外，一种颇为流行的悲观主义论调一直认为，如果有效的疫苗迟迟没有诞生，在未来的1~2年内，“群体免疫”即便不是主动选择的策略，也是被动形成的必然结果。
近期，英国牛津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似乎将这个结果提前了。研究者在进行模型推演后得出结论：截至3月19日，英国可能已经有36%~68%的民众感染新冠慈孝堂病毒；意大利到3月6日可能有60%~80%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这意味着，英国和意大利目前可能已经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群体免疫”。
这只是基于模型的推测，还有待更确切的检测印证。但如果未来欧美等国实现“群体免疫”，对中国等采取严控举措的国家而言，由于绝大多数人未被感染而缺乏免疫力，将会形成“免疫落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3月24日，牛津大学传染病演化生态学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利用英国和意大利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据，通过给定不同的参数以模拟三种不同的情景，推导出英国和意大利可能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实际人数。
前两种模拟场景的“人群中高风险易感人数慈孝堂占比”设定相同，都是1%，即10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或有严重基础病，或在感染后出现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患者。但第一种场景将基本传染数（R0）设定为2.25，即一个感染者可以传染给2.25个人，据推算，截至3月19日，至少已经有36%的英国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第二个场景将R0值调高为2.75，在模型中，英国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也水涨船高到了40%。
第三种情景将高风险易感人数设定为0.1%。依据模型，死亡病例是高风险易感人群中的小部分，所以给定死亡人数，高风险易感人数在人群中的占比越低，倒推出的人群感染基数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按2.25这个较小的R0值来计算，至少也有68%的英国人已经感染。对此，研究者之一、牛津大学病毒学教授保罗·凯勒曼说：“68%的英国人已经感染是一个最极端的结果。”
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分别按上述三种不同的参数设定，可以得出推论：截至3月6日，意大利可能有60%~80%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
为验证模型的准确性，研究人员模拟了英国和意大利在第一例死亡病例之后15天内的累积死亡人数，结果发现3个情景的结果均与两国累计死亡病例数据的增长情况非常吻合。因此，研究指出，英国和意大利目前可能已经积累了足够水平的群体免疫。
但英国布赖特实验室的传染生物学教授西蒙·格宾斯指出，这绝不意味着英国已经有过半的人数感染上新冠，第三种最极端的情境，是建立在高风险易感人数占比只有0.1%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个数字变为1%，感染人数就降低了很多，只有36%~40%。“但关键在于，目前谁也不知道高风险人群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在东英吉利大学的药物学教授保罗·亨特看来，现在做出这样的假设还太早。这个比例与人群的年龄分布、有基础病的人群占比以及一个社会中社交联系的紧密度都有关系，并且这些都会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长期关注公卫政策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凯泽家庭基金会”最新发表的一篇报告指出，在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约37.6%感染新冠病毒后会出现严重的症状。这相当于，10人中就有4人属于高风险易感群体。并且，不同的州这一比例有所不同，在最高的西弗吉尼亚州，可以达到49.3%，在最低的犹他州，也有30%。该研究将高风险易感人群界定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在18~64岁之间但有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不能控制的哮喘或糖尿病的人。上述数字与论文中设定的参数差异非常大。
R0的设定也面临同样的质疑。世卫组织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1.4~2.5，中位数是1.95。但最新的一项综合了12个相关研究的报告显示，更合适的R0应该定为3.28，中位数是2.79。而整个3月，随着疫情在欧洲大陆的急剧传播，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团队两次上调了他们对R0值的估算，第一次是在3月26日，将R0值的区间设定为2.4~3.3，四天以后，再次提高到3~4.7。
除了参数设定问题，在格宾斯看来，这个模型最大的问题，是将英国和意大利假设为绝对均质的人群聚落，即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可以绝对同等地接触到病毒慈孝堂，并且传染给别人。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人群是很复杂的，是不平衡的，比如意大利内部，不同大区之间的传染情况差异很悬殊。亨特也指出，无症状、轻症和重症患者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的能力是不同的。而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这会造成对病毒传染率的高估，从而影响对实际感染人群的推算。”
意大利知名的肾脏病学教授朱塞佩·雷穆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意大利不可能有超过60%的人已经感染，除非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比如疫情重灾区贝加莫。只有大规模的血清检测研究才能提供更可靠的估算。
在曾光看来，这类模型的用处，在于推演出相应的死亡人数和感染比例后，一方面推动政府出台更积极的公卫政策；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结束之后，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是对政策有效性的一个评估。
但他表示，通过模型来推断是否形成“群体免疫”的思路是错误的，更严谨的方式应该是通过扎实的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大规模的血清检测来获得真实的数据，即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群实际上已经感染，这个数字离形成“群体免疫”的门槛还有多远。
4月5日晚，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医院里度过了本月的首个周末，在他确诊十天以后。他的医生称这只是一种“预防性手段”，虽然鲍里斯已经表现出持续性的发热。但就在数个小时后的周一下午，他的情况开始恶化，目前已经转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由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暂代首相职位。
4月4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模型教授、约翰逊政府的高级顾问格雷厄姆·麦德利建议英国应该重新考虑，是否要采取“群体免疫”政策。他说：“能慈孝堂帮助我们度过这次紧急卫生事件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人们感染，因此变得不再脆弱。”
他警告，英国正在采取的“封锁”政策已经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墙角”，继续这样下去，会带来比新冠病毒更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会陷入全面崩溃。在他看来，封锁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阻止了短期内的传播，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麦德利指出，在4月13日，首相将会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以确定封锁政策是否要继续。
在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3月13日首次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专家和媒体的批评之外，一种颇为流行的悲观主义论调一直认为，如果有效的疫苗迟迟没有诞生，在未来的1~2年内，“群体免疫”即便不是主动选择的策略，也是被动形成的必然结果。
近期，英国牛津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似乎将这个结果提前了。研究者在进行模型推演后得出结论：截至3月19日，英国可能已经有36%~68%的民众感染新冠慈孝堂病毒；意大利到3月6日可能有60%~80%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这意味着，英国和意大利目前可能已经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群体免疫”。
这只是基于模型的推测，还有待更确切的检测印证。但如果未来欧美等国实现“群体免疫”，对中国等采取严控举措的国家而言，由于绝大多数人未被感染而缺乏免疫力，将会形成“免疫落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3月24日，牛津大学传染病演化生态学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利用英国和意大利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数据，通过给定不同的参数以模拟三种不同的情景，推导出英国和意大利可能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实际人数。
前两种模拟场景的“人群中高风险易感人数慈孝堂占比”设定相同，都是1%，即10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或有严重基础病，或在感染后出现呼吸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患者。但第一种场景将基本传染数（R0）设定为2.25，即一个感染者可以传染给2.25个人，据推算，截至3月19日，至少已经有36%的英国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第二个场景将R0值调高为2.75，在模型中，英国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也水涨船高到了40%。
第三种情景将高风险易感人数设定为0.1%。依据模型，死亡病例是高风险易感人群中的小部分，所以给定死亡人数，高风险易感人数在人群中的占比越低，倒推出的人群感染基数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按2.25这个较小的R0值来计算，至少也有68%的英国人已经感染。对此，研究者之一、牛津大学病毒学教授保罗·凯勒曼说：“68%的英国人已经感染是一个最极端的结果。”
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分别按上述三种不同的参数设定，可以得出推论：截至3月6日，意大利可能有60%~80%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
为验证模型的准确性，研究人员模拟了英国和意大利在第一例死亡病例之后15天内的累积死亡人数，结果发现3个情景的结果均与两国累计死亡病例数据的增长情况非常吻合。因此，研究指出，英国和意大利目前可能已经积累了足够水平的群体免疫。
但英国布赖特实验室的传染生物学教授西蒙·格宾斯指出，这绝不意味着英国已经有过半的人数感染上新冠，第三种最极端的情境，是建立在高风险易感人数占比只有0.1%的假设之上。一旦这个数字变为1%，感染人数就降低了很多，只有36%~40%。“但关键在于，目前谁也不知道高风险人群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在东英吉利大学的药物学教授保罗·亨特看来，现在做出这样的假设还太早。这个比例与人群的年龄分布、有基础病的人群占比以及一个社会中社交联系的紧密度都有关系，并且这些都会随着疫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长期关注公卫政策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凯泽家庭基金会”最新发表的一篇报告指出，在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约37.6%感染新冠病毒后会出现严重的症状。这相当于，10人中就有4人属于高风险易感群体。并且，不同的州这一比例有所不同，在最高的西弗吉尼亚州，可以达到49.3%，在最低的犹他州，也有30%。该研究将高风险易感人群界定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在18~64岁之间但有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不能控制的哮喘或糖尿病的人。上述数字与论文中设定的参数差异非常大。
R0的设定也面临同样的质疑。世卫组织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1.4~2.5，中位数是1.95。但最新的一项综合了12个相关研究的报告显示，更合适的R0应该定为3.28，中位数是2.79。而整个3月，随着疫情在欧洲大陆的急剧传播，帝国理工学院的流行病学团队两次上调了他们对R0值的估算，第一次是在3月26日，将R0值的区间设定为2.4~3.3，四天以后，再次提高到3~4.7。
除了参数设定问题，在格宾斯看来，这个模型最大的问题，是将英国和意大利假设为绝对均质的人群聚落，即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可以绝对同等地接触到病毒慈孝堂，并且传染给别人。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人群是很复杂的，是不平衡的，比如意大利内部，不同大区之间的传染情况差异很悬殊。亨特也指出，无症状、轻症和重症患者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的能力是不同的。而这个模型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这会造成对病毒传染率的高估，从而影响对实际感染人群的推算。”
意大利知名的肾脏病学教授朱塞佩·雷穆齐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意大利不可能有超过60%的人已经感染，除非是在一些特定的区域，比如疫情重灾区贝加莫。只有大规模的血清检测研究才能提供更可靠的估算。
在曾光看来，这类模型的用处，在于推演出相应的死亡人数和感染比例后，一方面推动政府出台更积极的公卫政策；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结束之后，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是对政策有效性的一个评估。
但他表示，通过模型来推断是否形成“群体免疫”的思路是错误的，更严谨的方式应该是通过扎实的流行病学调查，通过大规模的血清检测来获得真实的数据，即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群实际上已经感染，这个数字离形成“群体免疫”的门槛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