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长期致力于人类扫盲的工作，其背后的假设在于：越多的人理解文字运用，实现个人、家庭、社会和整个世界彼此的和谐就越有可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页上，对于识字的重要性叙述如下：
“扫盲对于社会和人类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它能改变生活。对个人、家庭与社会来说，它可提高人的健康与收入水平，改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增强自立能力的手段。 一个具备读写能力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能够交流思想和辩论的社会。然而，文盲现象却成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障碍，甚至能够导致排斥及暴力行为。”

关于古代社会读写能力的经典作品，是威廉‧哈里斯（William. V. Harris）的《古代识字能力》（Ancient Literacy），本书叙述希腊罗马时代有多少人可以读和写。以往学者多被希腊时代哲人所留下的作品所吸引，或是受到拉丁文史料所记载的罗马教育系统影响，并相信希腊城邦之中或是罗马帝国下的居民具有一定的识字率。

然而，哈里斯根据由少部分精英所留下的文字史料，通过跨学科的研究，系统性的分析古典时代的识字率。由于受到社会和技术性的条件限制，读写能力只掌握在少数的贵族之中。在希腊、罗马文明中，口述的传播远比文字来得重要。西方古典世界的读写能力如此缺乏，那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形如何呢？一般人能够看得懂而且写故事吗？

以往所留下来的材料，像是《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比较缺乏一般平民的书写记录。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谁可以阅读和写字？应该主要是上层的皇亲国戚，以及体质内的知识分子。

美国知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马克·E·路易斯（Mark Edward Lewis）认为读写的能力是掌控在统治者身上，或者说读写能力就是为了掌控权力的工具（这和联合国的理想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平民无法获得读写的能力。
但是问题来了：这些权力者的读写能力是谁教的？乡公所、县政府管户籍的、收税的下级官吏也要会写字，平民为了阅读一些政府的文书（贴在城门上的公告），是不是也要看得懂呢？

路易斯教授的履历: https://history.stanford.edu/people/mark-edward-lewis
他的书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https://www.sunypress.edu/p-2939-writing-and-authority-in-early-.aspx

下级官吏

以往的历史材料无法告诉我们的事情，幸好近几年来通过考古发现大量的简牍文书，大部分是政府的法律、档案资料，让我们对于平民社会有更多的认识。
从《墨子》和银雀山汉简来看，在战国时代与汉代，出入城门所要遵守的规定，都要公布在大街、高台和城门处，“令往来者皆视”，至少要读得懂字才能了解规定。
上古东亚史专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历史和古典研究系的叶山（Robin D. S. Yates）教授认为：“法令的颁布者没有考虑那些不识字的人。可以说，他们认为哪怕是文盲也可以做到遵守法律，因为会有识字的人帮他们解释那些告示上的命令。”
银雀山汉简

要使国家的法令贯彻到社会底层，告诉一般的庶民，至少在下层社会需有很大量的一批人识字。在没有国民教育之前，这批识字的人大部分是世袭的公务人员，在家里受教育，他们在秦与西汉称为史、卜、祝。他们能懂多少字呢？按照职掌任务的不同，三千字、五千字或是七千字，而且还要能够背诵相关的文献。

安徽阜阳的西汉墓葬之中就曾经发现过《仓颉篇》，是当时秦朝流传下来习字的字书，这些世袭的地方公职人员从三岁起接受读写能力的训练，之后还要通过考试，如果考试之后无法履行相关的职责与任务，老师还会受罚。

这批秦、汉的下级官吏很重要的任务在于准备户籍和法律案件的资料，而每个地区的里正、或是伍长，还是当地的“三老”，都要定时以文字的形式向政府报告社区之中的状况。从他们必须以文字书写报告的状况，可以知道这些最基层的里长、邻长虽然无法长篇大论的写文章，但至少都具备一定的工作语言应付行政系统的需求，也可以将政府的文书和法律规定传播给不识字的平民。

但古代的平民是否都不识字呢？也不一定，新出土的考古材料会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考。

士卒

秦国尚未统一天下之前，在秦和六国之间发生过很多次大战，参与的士兵本来都是无名英雄，浴血沙场却无人知晓。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出土的墓葬里，发现木牍形式的家书，是前线作战的士兵黑夫和惊他们写给母亲的信。给老妈写信很明显是要钱，大意是：妈，我手头有点紧，还有快把夏天的衣服寄过来。如果家乡的布较便宜的话，在家乡做好衣服寄过来；如果家乡价格贵的话，就寄钱过来，我在前线买布做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