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良桥虽小，它却是安岳乃至川中南远近闻名的重要地方。在没有公路之前，一条由石板铺成不足一米宽的、参差不齐的古今小道，承载了由安岳到重庆的主要货运及往来客商，而慈良桥地处安岳县城到石佛场（文化镇）之间，距县城１８里，离石佛场１２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该桥头开有一小店，专供来往行人歇脚茶饮，甚得客人欢心赞许。店家主人就是我们的父亲，系列故事也将以此为中心，从此一一说起：

地图上的成都——重庆连线的中点有一个小圆圈，那个小圆圈就是安岳县城所在地岳阳镇，那里有我的家乡慈良桥。安岳听说在历史上又称普州，其县城所在地岳阳镇是一个千年古镇，那里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古迹。历史上的这个小镇，实际上比其他许多县城出名得多，在我的记忆中，至少在文化大革命前还有完整的古城墙，城内有钟鼓楼、工部楼、钓鳌台等古建筑，还有翰林洞、园觉洞、千佛寺等千年古刹。工部楼听说是杜甫落角的地方，钓鳌台传说是程咬金钓鱼之地，而翰林洞、园觉洞、千佛寺里则遗留有五代唐宋时期的众多石刻，所以安岳县不仅具有丰富的古文化遗址，而且还是有名的石刻之乡。其石刻之多、遍布之广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如紫竹院的紫竹观音、卧佛寺刻于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巨型卧佛及石刻藏经洞等，其中紫竹院的紫竹观音则被英籍女作家韩素英称之为东方维纳斯。离安岳县城20余里的慈良桥蒋家坡有个名叫凤凰城的地方，传说是明末清初吴三桂修皇城的地方，至今还留有基脚。众多景点中，印象最深的是离城不远的千佛寺，记得我在读中学时去过那里，那儿除有刻在岩上的众多石刻外，还有很多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柏，绿树参天，风景秀丽，在山上还有古庙。可惜这些都毁于十年动乱，要能保存至今当是旅游的好去处。
在岳阳镇南门外，还有唐朝诗人贾岛的墓，出南门经高桥，跨岳阳溪走古道，途径望城坡、响水滩、大坟包，由仁里桥再越岳阳溪，经新菩萨，状元坝，国家桥，印河坝，高屋基，观音岩檬子桥就到了离城约九公里的慈良桥。七八十年前这里的桥头有一个小店（以前人称这种小店叫“幺店子”），小店前有个小溪是岳阳溪从秦家沟流下来的支流，慈良桥就跨于此小溪之上。小店左边与小店并列的还有一个小庙，庙中有三个菩萨，中间一个好像是观音，两边的可能是她的朋友或随从吧！一条通往川南的石板古道就从这小店和小庙前通过。古道的另一侧则是一大片竹林，桥南头有一株巨大的黄角树，树身之大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合围，这棵榕树枝叶繁茂，好像一把巨伞把桥和小店覆盖，再加上大片竹林，构成了长长的古道上特有的风景。所以慈良桥是那些走南闯北的客商路人歇脚的好地方，尤其夏天更是如此。这里就是我的出生地----慈良桥！

二、秦邓二沟概述（回忆录系列2）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我出生在慈良桥。慈良桥行政区划属于安岳县城南乡，即我的出生之地当属安岳城南乡慈良桥。
前面所述，安岳县城往重庆方向有一条宽宽窄窄的石板路，慈良桥则坐落在石板古道的秦邓两沟交汇处，相比则更靠近秦家沟。从这里沿古道左行是邓家沟，邓家沟和秦家沟所夹的坡叫蒋家坡，由慈良桥往石佛场方向走，右边蒋家坡左边尹家坡，邓家沟则夹在其间。从邓家沟口沿古道越往里走越窄，沟口有不多的稻田，进而是台地。左边台地之上就是狮子岩和黑岩沟，右边的台地上有天台寺。再往里走有一个地方叫粑粑店，粑粑店之上沟两边就全是陡坡了。由于两边坡陡沟深（我想可能有三十到四十米深）所以人们称此段叫深沟。古道沿小溪在绿荫中穿行，到了深沟末端有一陡坡叫龙桥坡，爬上龙桥坡后就是浅丘了，那上面又出现了稀疏的稻田，人们称那里叫金鸭田。再前行不多远就到了石佛场（今叫文化镇），经石佛场再往前就是去重庆的路了。这条古道全由石板一块接一块地铺成，路宽不足一米，走起路来晴天不起灰（无尘土），雨天不泥泞。在古道路边，不知何年何月或近或远地栽有一些榕树，均长得粗大茂盛，来往客商行人多在此休息乘凉。尤其是邓家沟至龙桥坡一段，古道两边绿树参天，溪水潺潺，在炎热的夏天无论太阳多大多么灼人，行人走在这里也分外凉爽。沿小溪上行，走到龙桥坡下拐弯右行，缓缓地走上台地约几里路程之后就是平坝，那里地势平坦宽阔，几乎全是稻田，那儿就是岳阳溪的发源地。岳阳溪位于邓家沟这一段，又有人称狮子河，河中有两块形如狮子的大石头，一名上河狮子，一名下河狮子，小时候我常沿小溪到那一带玩耍。所谓狮子，其实是一个外形有点像海狮的长石头，一半埋在泥里不见尾巴，另一端抬头向上露出地面。那一段河中，乱石很多几乎把河床都填满了，潺潺流水就在这些乱石中胡乱穿行。据长辈讲，在某天的一个晚上，不知是什么东西把坝上的农田和稻谷全毁了，农民不知原由，便寻踪到这里，见两个狮子全身是泥，疑为狮子所为，便将两个狮子钉在了河中，所以如今动弹不得，永远留在了那儿，后人便将此段小溪定名为狮子河。
从慈良桥右行是秦家沟，再往上是老毛沟。秦家沟两边均是台地，台地较宽，不像邓家沟那么狭窄。台地之上是山坡，左边台地上是一个陡岩，从这个陡岩有一条小路可以爬上山去，那儿就叫蒋家坡，就是前面所说的吴三桂建皇城——凤凰城——的地方。翻过蒋家坡就是宽阔的平坝，那儿全是农田，可惜那上面我未去过。在秦家沟另一侧，也就是蒋家坡对面是彭家寨。从老毛沟流下来的一条小溪就是流向慈良桥的岳阳溪的一个支流，沿这条小溪往上行，有一条小路可以沿沟而上直到岳源乡。那条小路在我印象中简直不像是路，时而沿小溪，时而走田坎，时而穿树林，时而屋前屋后，不仅路不像路，而且稍有雨水则泥泞难行。这样的路以前人称毛狗路，顾名思义就是毛狗才能走的路了。

慈良桥近邻：李家坝（回忆录系列之三）
我的老家坐落在慈良桥东稍偏北一点，直线距离不足500米，那里以前叫宁家坝（可能因为曾是宁氏家族产业），我们李家在那里落业后，人们就称其为李家坝了，李家一上一下两处老宅就在那里。面向岳阳溪左边是倪新莊，右边是几处黄家大院，住的几乎全是黄姓，或许那里就叫黄家湾吧。李家坝斜对面叫蔡家湾，蔡家湾之下是檬子桥，之上是鄢家山和梓潼寺。梓潼寺是一个古老的石砌山寨，上山的路陡峭险峻，周围有古寨墙，从类似城门一样的寨门进去，寨内还有大片农田和庙宇房舍，显然是古时屯兵自卫之地。檬子桥在离慈良桥下面约一里处，坐落在从蔡家湾旁流出来的一条小溪上，这条小溪穿檬子桥后即与岳阳溪汇合。檬子桥的得名源于桥头的一棵檬子树，那棵檬子树并不很大，但很奇特，其所以奇特是在檬子树干的离地几米的地方长了一棵黄角树出来，黄角树的根布满了檬子树干，一直串入地下。黄角树和檬子树生长都很茂盛，当地人说，黄角抱着檬小姐，檬子桥也就因此而得名。在李家老宅的侧后面（慈良桥正东，距慈良桥不足500米）有一个小山包，叫尖山子，大概有几十米高，从岳阳镇出城到望城坡就能见到这个尖山，山上也有一小段寨墙，可能是古人欲修寨而未完成所致。尖山子左侧相邻一处陡岩，人们称其为狮子岩。

站在石板古道上看李家坝

五、祖祖李恒泰与自流井本家家族财产官司---李国良回忆录之五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已是五十开外的祖祖也就时来运转否极泰来。清政府既已瓦解，那么因反清定罪的老祖公一房自然应该得到平冤昭雪，然而冤案并非民国政府主动过问，而是由祖祖回到自流井据理力争才得到法庭立案受理的。祖辈对此案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清政府倒台民国成立，祖祖前往自流井与八大房（又云么房）打官司，要清算被其他房瓜分的财产。显然各房不会把既已得到的利益拱手献出，好在祖祖因信奉天主教而使官司受到安岳天主教堂神父孙士谦（人称孙爷神父）的谋划和支持，所以自流井李家虽财大气粗而官方也得顾及祖祖的教会背景，故此案以“庭外和解”结案，祖祖因此获“现银几大挑”（即几个人挑的银元）。已是儿孙满堂一大家人的李恒泰，突然有了许多的钱，他首先考虑的是置业，于是购置了宁家坝上起尖山子下齐岳阳溪，左右分别以山梁分水为界的大量田土，其中包括宁家坝上下两处宅院。除宁家坝基业外，在白石岩脚下的五家沟还买了一块“地方”，是一次买的或分次买的就不清楚了。两处田土算起来总共有50余亩，自此宁家坝也因之改天换地而自然地成为了李家坝，从此李氏家族也才有了基业，也才有了今天众多的“恒泰李氏脉裔”。
自流井大盐商李氏家族财产纠纷案始末说明了以下问题:1、祖祖时来运转的时间是民国初年；2、祖祖信奉天主教的时间是财产官司之前；3、自流井李家是不信天主教或至少是没有得到天主教支持的；4、老祖婆死在1912年前（因坟地未选择在新购置的李家坝）；5、“八大房”、“么房”及官司案卷的信息为后人自流井寻根留下了重要线索。

六、老祖公家族探秘---李国良回忆之六）
我的父亲在去世前曾经叮嘱，要去自流井把字辈（实际是李家的根）找回来！怀着父亲的遗愿，我的兄弟国华及其子李亚曾多次前往自流井民间、李氏祠堂、档案馆查访，对于自流井的各种不同李氏家族的来源分布资料了解得几乎胜过当地人，对我们的老祖公一族也有了基本的定论。
根据祖辈代代口传，老祖公家族的线索有:1、自流井大盐商，有11口盐井；2、老祖公擅武，使用一根长铁烟杆作武器；3、曾因牢狱之灾被逐出李氏祠堂；4、曾与余蛮子（余栋臣）一起打教堂，被铺后在水口镇被杀头；5、祖祖曾于民国初年回自流井与各房打过财产官司；6、弟兄具有八大房（或九房）；7、具有“老祖公”、“老祖婆”、“满满”称谓；8、有祖籍“麻柳屋基”一说；9、某长辈逝世的悼宴举办了一个多月，路人皆可入席；10、使用过恒、洪、周、国字辈。
线索可谓颇多，寻根自然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却不尽人意！一因时隔一百多年，人过三四代；二因解放初年，关管杀流亡海外者多，后代族人各散五方，资料档案一毁殆尽；三因既被驱逐，则李家根本不记其人，不记其事；四因家族观念淡漠，字辈无序，称谓各异，长幼难辨。
好在国华弟对父亲的寻根遗愿素有恒心，为辩真伪，通过互联网手段竟收集了全世界一万一千多个李氏家族的字辈系列，也因此而被西南李氏寻根联谊会推举为该会副会长。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联谊会众多李氏后裔的信息共享，终于有了如下定论：
1、自流井100多年来大小李氏盐商共三家，其一李四友堂，其二李陶淑堂，其三李静修；
2、具有“老祖公、老祖婆”称谓的只有李陶淑堂，其资料称：“彼时家中有个老祖婆，非常贤良”；
3、三家李氏盐商中，唯李陶淑堂的五知堂具有九房，其家族资料称（八大房，九房缺，九少夭）。资料称：“由于大排行关系，振亨八子行序是：大、二、三、四、五、七、十、十一，其中九少夭折，故缺九；振修四子行序为：六、八、十二、十三，两大房共十二弟兄”（李振亨、李振修共两弟兄）。
4、自贡（包括各区县）近百家不同系列李氏中均未见恒、洪、周、国字辈二字以上连用者，故李恒泰其恒字未必是字辈中字，“洪”字可靠，而“周”字未必是周，或许是“增”、“宅”、“斋”等也未必，而“国”字则更不可靠，天下李氏使用“国正天兴顺”的达100多个不同民族的家族；
5、解放后，自流井盐商李氏后人如惊弓之鸟，根本不知何为祖籍，故祖籍“麻柳屋基”信息无一响应；
6、三大盐商中，李静修系民国初年崛起，与本族时代相差半个世纪，故排除在外；
7、李振亨六子（大排行七）李谨文在安岳开过当铺，资料显示为：“安岳开当铺，原因是谨文的岳父王家，是安岳有名的世代书香门第，谨文去安岳，又和该公知县牵扯相识，后来知县要求设当，于是恒富当就开了一家在安岳城里。”
如上述分析可靠，则老祖公一族的“李陶淑堂”系李振亨与其弟李振修开创，李振亨共九子，老祖公居七。老祖公少习武，好结交，抽大烟，或许与社会袍哥帮派相交甚深，故常与清政府当局作对而蹲大狱。家族恶其“不争气”，也为规避其祸，也为顾及脸面，故将其逐出李氏祠堂，对外慌称“九少夭”。而家室问题、财产过往问题又不得不有一个“名目”，故曰“九房”，但既已逐出又不能入谱，故记录为“九房缺”！
老祖公应该多妻室，故有老租婆独子李恒泰李三长子一称。财产官司使祖祖发富购置李家坝基业后，李家坝上宅右边湾地便作为祖坟地，后人称“坟山湾”。里面埋了两位据称是叔伯祖祖的人（父辈传），分析应当是老祖公的其他儿子（与祖祖不同母），被老祖公其人其事牵连而流落异乡。富家子弟生活一落千丈，自然饥饿疾病交加，获悉祖祖财产官司获胜，遂投奔而来。然而病体难愈，故或许在民国初年不久便一命去矣！此事如分析得当，则更加印证了老祖公不止一个妻子。
余蛮子打洋教堂事件惊动全国，史有记载。事发1889年，同年战败，故老祖公应被铺于1898年，不久被杀头，彼时老祖公已经年近花甲。试问此前二三十年老祖公何曾过问过其妻其子？故笔者认为老祖公是一个只顾信仰而对家室不负责任的人！
按以上思路，则我们的远祖追溯到唐西平王李晟，再上溯七世为唐李靖之兄李药王（李靖名李药师）。
且作如上分析，而绝对的真实则留与后辈儿孙基因认定了！

七、祖祖分家---李国良回忆录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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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讲，祖祖置业李家坝后，在当地十分有威信，结交朋友也很多，由于有了钱，因此生活也很放荡，还抽大烟，也常借钱给周围的人。按照当时祖祖的经济实力，本来还可以买更多的地，但由于子女不和使祖祖很伤心，在一气之下，祖祖把借给别人的钱全免了，借据一火而焚之。加之有一次祖祖的宅院失火，把房子烧了，损失很大，所以后来就再未扩大产业。说起烧房子，妈还
讲了一个故事：安岳农村里夏天蚊子很多，到了傍晚为了减少蚊虫叮咬，通常用稻草以火点着，使其焖燃产生大量浓烟，蚊子怕烟，这样就可把蚊子熏跑。这个作业通常在太阳下山时进行，那时蚊虫满屋四处乱飞，人们称为蚊子“朝王”，在这时熏点的效果最好。结果有一天在用稻草熏蚊时，稻草燃起了明火，把房子烧着了，火越烧越大，已达无法控制的地步。当时的农村不像现在的城市有灭火手段，在当时条件下，通常是要烧个精光的。在外的祖祖见家中起火了，赶紧跑回来，急得捶胸顿足，跪在地下把衣服解开仰天长啸：“天主啊，你给我留个住处吧！”说罢但见一阵大风把火势向房屋的相反的方向一吹，大火居然熄灭了！房子烧了一大半，还留下一小半。我们家全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此故事多有巧合，不过烧房子的事倒是真的。祖祖由“财产官司”的突然发富到火烧房子、焚烧借据的过程，表现出了他的这个家庭已逐渐走向衰败！既已如此，祖祖也就心灰意冷，便把所有产业一分为二，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公和么公。我们的公就是祖祖的老大，分得李家坝上面的宅院（以下简称上院），么公分得李家坝下面的宅院（以下简称下院）。祖祖当时是和么公住在一起的，不过祖祖的伙食还是单独开的，妈到李家之后是妈在给祖祖煮饭。当时上下两宅均为瓦房，我们公住的上院呈L型，么公住的下院呈π型，公的上院比么公住的下院略小，还不到么公住的三分之二大。火烧后的下院后来虽进行过重修，但始终未能完全复原，直到解放后，火烧后未重建的屋基还清晰可见。现在看来，如果当年祖祖在分得祖业之后生活不是那么放荡，不为那些借钱的人免债而烧掉所有借据，不被大火烧了老宅，那么也许李家后人真的要当地主了，所以因祸得福，使得李家后人在解放时无一关管杀者！


送TA礼物

八、祖祖的大女二女----大姑婆二姑婆（李国良回忆录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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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共有两子两女，老大是一女，我们叫大姑婆。大姑婆嫁给了石佛场那边一个叫黄高庭的人，我们叫他大姑公。大姑婆在时，我曾去过她家好几次，而对大姑公我就没什么印象了。我仿佛记得大姑婆有一儿一女，儿好像叫黄佑相，人称“相冲客”，可能是很健谈，爱说夸张的话、说大话，就是四川土话中的爱“冲壳子”的意思，我曾见过但印象不深，怎么称呼也记不得了，好像叫相表叔。大姑婆的女叫黄佑玲，我们称满孃，满孃解放前未结婚，直到解放后可能已年近花甲才结婚的。满孃家有四五亩地，地里栽有一种叫蛋壳梨的梨树，味道很好吃。在我印象中，满孃家好像在解放前就只她一人了，我到她家去过，她还叫我帮她干过活，可惜解放时她被划为了地主！其实满孃的地很少，划为地主主要是她的嘴很厉害，爱骂人，因此得罪了不少邻里的缘故。以前在她们那儿流传着一句话：“宁愿吃三斤老姜，不愿招惹黄满孃”，由此可想见邻里对他的评价。但在我印象中，满孃说话只是声音洪亮。解放后她结了婚，那时她住在金鸭田，依然住的一个小瓦房，不过比以前的房窄得多。记得以前他们的住房较宽，好像是一个L型瓦房，屋基很高，住了可能是一个半头，现在住的好像只有一间。我在读中学时去看过她，记得那时她们的房子很窄，没有专门的厨房，就在猪圈边煮饭，吃饭也在猪圈边。
祖祖的老二就是我们的二姑婆，她一生未婚，从我知事起好像她就住在牛角湾孤老院，什么时候去的我不清楚。牛角湾好像属城西乡，是教会办的专供孤寡老人无依无靠的穷人安身的场所，就好像现今的敬老院、养老院，里面的一切生活均由教会支助，住在里面的人是不给钱的。在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生活应该是比较好过的，然而二姑婆为何要去孤老院？我们不得而知！二姑婆在孤老院时，我曾去过牛角弯，谁带我去的已记不得了，只记得从新菩萨经竹林店，然后走林间小道，不多远就到了。记得当时龙爷神父就在那儿养老（他应当不属孤老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龙神父的住房很宽，有瓦房很多间，其中一间全挂满了风吹肉。我们离开牛角湾时，未走原路返回，而是走的千佛寺到安岳县城，再从姑祖那儿回的家。

九、我的么公李洪光---李国良回忆录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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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祖的老三是我们的公，老四是我们的么公。么公名叫李洪光，又叫李光庭，推测其出生年代应该在1880年左右。幺公有四子三女，老大是一个女，我们叫她罗满孃。罗满孃约1900年左右出生，嫁安岳思贤罗家湾人罗海丰，生有二子二女，名罗万会、万俊、万明、万国；1950年卒。我从未在她家去过，只是听说罗海峰解放时被划为地主而受到了镇压。么公的长子叫李周文，我们叫他大叔，约在1937年前后就去逝了，留下他的妻子我们把她喊“伯妈”。大叔有一女三子，长女李国君1925年出生，嫁同乡人黄学吉，在重庆安家。长子李国成1928年出生，先后在潼南、中江教中学，长于历史、文学教学，自学成才，尤文学造诣颇深。1990年63岁时卒于德阳。大叔次子叫李国俊，1932年出生，重庆建院毕业，重庆住家，重庆长轮高级工程师。大叔三子李国义，1934年出生，先后在安岳、中江苍山务农。大叔足下是么公次女，人称贵妹仔，嫁油房沟人黄树由。在往下是么公二子，叫李周方，又名李占清，大约在1941年左右被抓壮丁，一去渺无消息，膝下一女一子，大女李国琼，儿子李国章。二叔足下是么公第三女，名叫李周纯，我们叫她三孃。三孃约1908年出生，是一位老女，终身未嫁，一直和么公幺婆住，晚年常在兄弟家庭过着流动生活，一九九四年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么公第三子叫李周志，又名李志平，1911年出生，我们叫他三叔。听他自己讲，早年被抓去当兵，后来在出川的路上（可能在剑阁广元一带的路上）逃跑了。逃跑后一路流浪，还要过饭，后到了遂宁，遂宁的神父听说他是教友，就收留了他。以后回到安岳，就在城里为神父煮饭，解放后又在某小学煮饭，以后到李家街小学煮饭直至退休，后一直在安岳老家养老。育二子二女，依次名国彬、国信、秀英、国菊。么公第四子叫李周贤，约1914年出生，解放前和我的大哥他们一起去南充的教会学校读书，到临解放才回安岳，以后在家务农。一九七三年举家迁往贵州省福泉县岔河乡，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三日病逝于贵阳，终年六十九岁。幺公一家除大女二女远嫁外，余四子一女平分主业，各分得湿田5亩，因解放后土改时这个土地拥有量约为当地农民土地平均量，所以他们在土改时划的成分均为中农或小土地出租。
么公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民，在我印象中，他到古稀年龄还在坡上干活。听妈讲，他们当时日子很艰难，临死时想吃片肉都没有，还是妈给他端了一点肉去。当时大家日子都不太好过，除插秧打谷过年外，平时是很难有肉吃的。从我知事起，就只知道幺婆是一个瞎子，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就不知道了。我们去他家时，她总是坐在她寝室的门槛上或门边，虽然眼睛不见，但手上还是不停地干活，如选米中的谷子等。家里养着白兔，就养在她睡的床下，在门口就能看见白兔满屋跑来跑去。平时我们很少去幺公家，通常是春节才去，当然是去给长辈拜年。在我印象中么公总是很少说话，对我们很好，从未骂过我们，和他在一起时，他常给我们讲些生活道理，每次去他家，他都要拿出他家的核桃干胡豆些吃的来招待我们。幺公57年去世，算起来应该享年七十多岁，那时我还在安岳读书。
听妈讲，他们当时日子艰难，临死时想吃片肉都没有，还是妈给他端了几片肉去，当时大家日子都不太好，都穷无钱买肉。以前农民吃肉，除插秧打谷过年外，平时是难有肉吃的，哪像现在天天有肉吃。从我知事起，幺婆好像就是一个瞎子。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就不知道了。我们去他家时，他总是坐在她寝室的门槛上或门边，虽然眼睛不见，但手上还是不停地干活，如选米中的谷子等。家里养着白兔，就养在他睡的床下，在门口就能见白兔满屋跑来跑去。平时我们很少去幺公家，通常是春节才去，当然是去给长辈拜年。而主要是去给幺公幺婆拜年，么公就拿出他家的核桃和干胡豆来招待我们，其他的也就记不得了。

十一、四满、大孃、和二孃---李国良回忆录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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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老四叫李周全，又名李海珍，我们叫他四满，1908年生，1984年去世。终年77岁。从我知事起，只知道他多病，长期卧床不起。记得我们好像是刚从慈良桥迁回老家那年，那时他们还住在秦家沟叫花岩对面的杨家坝背后的一个山坡下的草棚里（秦家沟红岩河），是租别人的房，他们当时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们请他们到李家坝来一起过年，过年后我们还送了他几把挂面。当时他已病得很重了，走路都十分困难，走上几步又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一根田坎要休息几次，不知他是怎么走回去的。四满在秦家沟，不知住了多少年，后又搬到邓家沟狮子岩脚下，租的好像是邓姓的房子（邓德安的房子），是瓦房，就在那儿一直住到快解放才迁回伍家沟。在那儿依然是卧床不起，也是像二伯一样得的水肿病，当时棺木都备好了，并按天主教的规矩请神父办了临终告诫，也就是说已做好了去世前的一切准备。庆幸的是，解放前不久四满又重新站了起来，到解放时身体已越来越好，不仅能耕种自己分得的田地，能养活自己一家人，还在村里当过武装队长。
四满有好几个子女，老大叫李国珍，小名兴真儿，解放前就嫁去了黄家沟，出嫁时我还去过。那是我第一次去黄家沟，给我的印象是，那里是一个真正的夹皮沟，沟深而狭长，长满了树，好像没见到水田，只见到小块小块的旱地，不像我们那儿半干半湿。可见那些地方比我们那儿更穷，当然我在那儿没走多远，到不知那里其他地方如何！
老二叫李国秀，小名国秀儿，何时嫁的已无印象，好像是嫁到石佛场。
老三李国元曾经当过兵，转业后又在村里当过民兵干部，由于那时四满已年迈，一家只能靠他撑持。记得63年我和华弟回安岳时，还去看过四满，那时四娘的满口牙已掉完，人也老了。当时四满说起家里的境况就哭，说他的处境不好，说有一次他饿得心慌，就在地里去搬了根包谷来吃，有人把他的手反解到背上打他。那时，困难时期农村饿饭没吃的，日子的确艰难，为了争吃，人与人之间不团结是常有的事。我记得63年我们在离开四满家时，四娘还偷偷地送了我们两个盐蛋，并嘱咐我们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或许当时两个盐蛋在农村就已是少见的富有吧！
改革开放后，农村变好了，李国元的子女已长大成人，她们继承了四满聪明、擅做生意的基因，几姊妹在贵阳生意兴隆，生活与以前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四满的老四是一个女儿，叫李国述，1937年出生，嫁油坊沟人黄世金，2002年卒，享年66岁；老五（儿子中排行第二）叫李国福，1944年出生，安岳黄家沟成家，育有五女，个个成业显著，个个孝顺，故国福老来福寿皆佳；老六也是一女，叫李国志，1947年出生，嫁黄家沟人黄洪亮，擅农作经营，在农村中是不多的农民企业家；老七是一儿（儿子排行第四），叫李国青，1950年出生，住家黄家沟；老八（五女）为一女，叫李国玉，嫁杨义辉。
公的老五老六，就是我们的大孃和二孃，她们都外嫁黄家沟。大孃名李冬冬，公的长女，约民国元年出生，嫁永清镇油房沟高屋基人黄作明（又叫黄佑辅），生子名保全娃（幼卒），卒于一九六一年，终年约五十一岁。
二孃叫李益枝，公的二女，1914年出生，嫁黄家沟人黄贵义，黄贵义被抓壮丁无音讯后，续嫁黄家沟人黄自高，生一子一女，小名治儿、云福。
对大姑爷二姑爷我好像从未见过他们，对他们没有任何印象，只知道大孃和二孃倒是常回家来看我们。在63年我回安岳时，我们去二孃家看她，那时二孃得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我们去时神智很清醒，我们走时，她把我们送得很远，并哭着和我们告别，她想和我们一道上成都，我们未同意，一是因为她神志不清怕出事，二是当时我们也很困难。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们自身都难保，吃住都成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只好婉转推脱，谁知那次一别，也就成了诀别！后来听说二孃死得很惨，由于他精神失常，二姑爷就把她丢在屋角，衣服裤子都不给她穿，又不给她吃的，红苕都不给吃，大小便都屙到屋角里，冷、饿、脏，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前排左起：二孃、大孃、三孃、唐三娘；
后排左起：李国淑、李周伍、李周志
此照拍于1956年

前排左起：李明娟、李周全、李周志
中排左：熊佑贵
末排左起：李国华、李国元、李国忠、代自蓉、李明坤

十二、我的五满李绍安---李国良回忆录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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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老么叫李周五，字绍安，我们称五满，后又改称幺爹，这种一改祖籍地传统称谓的作法，或许是更亲近、更时尚一些的原因吧！
么爹早年在遂宁学医，所以在我知事时，很少见到他，印象中，么爹对我们总是很好的。依稀记得我们还在慈良桥坐时，我常回李家坝老宅玩，那时老宅当门田的田坎上有株梨树，人称朝天啃，结的梨子特大，每当梨子成熟季节，么爹总要抱着我去给我摘最大最大的梨，那时我还小，拿着大梨根本无法啃，他就帮我啃开给我吃。
一次二哥口腔的天堂上长了一颗牙，他们说叫挖土牙，不吉利，要拔掉，么爹是学医的就请他拔。么爹先给二哥擦了所谓的“利骨丹”，然后用夹子钳，听妈讲当时拔得喳喳响，其实利骨丹根本不利骨，实际是硬拔下来的，当然那时医学落后，在农村手术这也是唯一的手段。
么爹生于1917年，他和幺妈结婚的当天刚好是我出生的日子，也就是1935年12月11日。婚后不久，么妈怀了个男孩，由于难产，接生婆当时就用剪刀把小孩一块一块地剪下来，这样才保住了么妈的性命，这是听妈说的，要是在今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
公去世后，幺爹也分得他应得的那一份祖业，可是就在那一年，么爹就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记得当时我们刚搬回老家，我们家和么爹家各住老宅的两头，二伯住中间。那时我们那一保的保长是龙青云和萧子云，在一个很黑的夜晚，他们带了很多人，把我们整个老宅全包围了，那天晚上我睡着了，只听到狗叫，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把幺爹抓去的，是怎样抓去的。后来我听幺妈讲，当时么爹若决心要跑还是能跑掉的，但是他考虑到他们几兄弟总得有人去当兵，当时我们李家无权无势，只得任人摆布，即使今天跑了还有明天，横下一条心就这样去了。么爹被抓去后，先关在安岳县城的城隍庙，那时幺妈经常带我去看他，我看到那儿关了很多很多的新兵，整个城隍庙住得满满的，吃饭了先集合，把饭端到手上后，要喊开动才能吃饭，吃得快的可以添第二碗，吃得慢的就没有了，大多数的人只能吃上一碗饭。他们吃的是糙米饭，又称七良子米，即去壳未去皮的米，这种米煮的饭不太好吃，但从现在熟知的营养角度讲，倒还挺有营养的，因为维生素恰在米皮中。我见到过那些当官的（收兵连的）吃的饭，他们与当兵的吃的全不同，当官的吃的是白米饭，有肉有菜，那些当兵的吃的除饭外，其他则什么也没有。幺爹在城隍庙没住多久就走了，后来听么爹讲，走时幺妈给了他几块大洋，他全靠那几块大洋走出四川，要不他也许活不出来，因为当时他们沿川陕路步行出川，行路之艰难无法言表，不像如今有火车汽车，那时什么车都没有，全靠一双脚支撑着出川去打日本鬼子。
幺爹的部队一直走到河南新安县时，幺爹还给幺妈寄了信回来，此后就音讯全无，家里人什么也不知道。幺妈一天就惦念着幺爹，由于几年无么爹音讯，幺妈很着急，于是就去找仙娘问仙（本来按天主教的规矩是不应相信那些东西的，因为那些东西被称着异端邪说），找的我们对面李茂林院子内的夏仙娘，恍惚记得妈和我也去了。夏仙娘一阵作法之后说，么爹还在人间，他还活着！这个结果给幺妈很大的安慰和宽心，当时的确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从曾祖父李恒泰传下来的李氏第三、四代被抓壮丁的有三人，其中有幺爹李绍安，二叔李占清及李国敬，他们都一去渺无消息，音讯全无，当然叫人提心吊胆。对于幺妈来讲的确日子难熬，恰遇那年我们对面李茂林院子内的代二嫂从重庆回来，便动员幺妈去重庆，于是幺妈和代二嫂一同去了重庆，到重庆裕华纱厂去做工，那以后幺妈就再没回来。直到49年12月安岳解放后、50年的一个春天，当时安岳还在大闹土匪，爹突然收到一封从贵州遵义寄来的信，信是么爹寄给爹的，我们收到么爹的信都很高兴，信上幺爹说他在遵义帮人，并没说在解放军中，实际是一封探路的信，因为么爹已离家十年，家乡情况如何一无所知，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投石问路。爹得信后，立即给幺爹去信说幺妈在重庆裕华纱厂，并告诉了他地址。我们同时又把幺爹的信转给了幺妈，所以幺爹和幺妈很快就联系上了。后来成立西南军政大学时，幺爹和幺妈一起去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当时他们还从西南军政大学寄回了两人穿军装的合影。
朝鲜战争开始后，幺爹和幺妈一起到了东北，么爹去了朝鲜，一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仗打完了才从朝鲜回国。回国后先在东北营口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四川就住在成都西较场。1957年我参加高考后，从遂宁取道绵阳到北川去二哥那儿耍，在返安岳时特别取道成都，想去见幺爹，我记得当时我坐黄包车（人力车）在成都转了一圈，从火车站到西较场，后又从西较场经人民南路、新华书店转回火车站，由于我是平生首次出门，没有经验，到了西较场门口去问卫兵，卫兵说没有这个人，由于那儿是兵营，我未敢进去，结果跑了那么远的路，完全白跑一趟，没法只好返回老家安岳了。回家后不久，我便得到被成都工学院录取的通知书，当时爹把我送上成都，再次到西较场终于找到了么爹。当时幺爹是中尉汽车连长，在西较场一直住到1959年转业。
我在工学院读书时，差不多每周星期天都要在么爹那里去耍，那时成都还有完整的城墙，在西较场的城墙上还架着高射炮，从学校经空军指挥所侧面的小巷，走小天竺再过老南门桥，沿城墙边过去，从西较场西南角的门进去，当时幺爹在营房的家就在进门右拐的城墙边上一个平房内，每次一个单边步行约50余分钟。1958年，幺爹从解放军0572部队转业下来至到省林业厅工作，在龙泉驿管炸药库，在那里我去的时间就少一些了，因为到龙泉驿走路去要差不多四个多小时（单边），赶车则要五角钱的车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后来幺爹又迁回成都，住驷马桥管仓库，直到1976年因肝癌去世，时年64岁。
么爹对他在部队上的经历谈得很少，不过从他间断的谈话中也知道一些。听他讲，他在部队上时，碰到一位家乡人，那人是尹家坡的，就在慈良桥狮子岩的上面，他们相处很好。那人告诉幺爹说：若某天我死了，请你捎个信，告诉我家里人。结果有一天他们三人一起出去玩，那人走在中间，被日本人的冷枪打死了。但后来幺爹因为只知道在尹家坡而不知道那人家的详细地址，故并未将死讯转告他的家人，所以幺爹说欠了那人的情。
么爹说他在出川后不久就在河南打了一仗，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当过马夫，想来可能就是在部队被打散之后，才与家里失去联系的。以后么爹又加入了高树勋的部队，再后就加入了刘邓所领导的解放军。他谈到了挺进大别山的艰苦岁月，谈到了淮海战役的战斗场面......。他说淮海战役战争之激烈是少有的，一个连拉上去不多久就剩几个人了，一个连长只当了几天就没了，不知牺牲了多少战友。的确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用生命换来的。
么爹戎马一生，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当过国民党的兵，当过解放军战士，参加过那么多的战斗，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到过朝鲜战场，打过美国兵，但由于识字不多，为人过于忠厚老实，所以他虽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但仍是一名基层干部。不过他自己本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也并没有把当官放在心上，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对共产党是永远忠心的。他在军中一直担任后勤工作，具体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好，话很少说，但始终埋头苦干。，最后终于看到了新中国成立，最终能活着回来和一家人团聚，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么爹李绍安

么爹李绍安一家和我的父亲合影。其中小孩叫和平
幺爹育有二子，一为和平，是在抗美援朝时在东北出生的，想必是渴望和平之意，所以取名和平；次子叫幸福，好像是回川后生的，想必是希望子孙后代永远幸福之意，他们二人的名字合起来就叫和平幸福，这体现了广大老百姓的心声。如今他们一在灌县，一在成都，与全国人民一样，过着由父辈用鲜血换来的和平幸福生活。